张新
作为上海曾经的主流民居的石库门,滥觞于19世纪下半叶的租界,而蔚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大街小巷。石库门这种独特模式可能与早期英籍开发商选用英式两层“联体排式”有关。事实上,建造历史稍晚的所谓“新式里弄”———典型的有鲁迅晚年居住的大陆新村———更接近原生态的“联体排式”样态。而主流石库门则是这种模式的“劣质化”、“简约化”降级版。由于石库门几乎与上海城市建设与上海市民社会孕育同步,它的样态、功能自然适应着市民的生存方式,刻烙下上海文化精神的诸多风貌,尤其是对市民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契约精神。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而以市场经济与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契约精神则是随着西风东渐而来的异质文明。石库门在接纳“移民”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从“移民”到市民的潜移默化的转化与重塑,赋予朴素的传统守信理念以“现代性”的升华。
石库门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运作下的“商品”特性。石库门里的房客、房东之间是以有形的“租赁”和无形的群体“契约”形式组成共同体。不管房客以前的身份与背景,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当下的身份都是承租人。租金多,可以租稍好点的前楼、前客堂;租金少,租无窗的后楼、后客堂,或者带有“老虎窗”(英文Roof与中文窗的“洋泾浜”式称谓) 的“三层阁”。而文人们则青睐于租金适中,又处于相对安静、独立位置的“亭子间”。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 能看到,当年他“蜗居”于提篮桥邓脱路 (今丹徒路)的石库门里,与他为邻的烟厂女工则住在出入需用临时木梯攀登的“二层阁”。然而他们却有一种拘谨而友好的交往,这来源于独立个体在“契约共同体”情景中的自尊与相互尊重。石库门沿街大多开有夫妻老婆店,规模虽小,却也参与到上海商品交易的大循环中。我小时候隔壁家就是夫妻老婆店,店主伯伯常带我去“新世界”的批发行采购话梅、橄榄之类。账都是按月、季度结算的,如果钱紧,还可以协商延后。而他自己的顾客也是可以赊账的。商品流通中遵循的契约精神又通过夫妻老婆店传递到石库门的人际关系中。
所谓“七十二家房客”的石库门格局当然是一种夸张与戏剧化的表述,但是石库门人家多却是事实。和关起大门是一家的传统乡镇院落不同,石库门的房客来自于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且大都无血缘关系,是上海市民社会结构的缩影。传统乡镇院落模式是以血缘维系的、封闭的家族式结构,一如巴金《家》、老舍 《四世同堂》 以及徽州古镇民居所呈现的那样,与传统封建等级秩序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看看张爱玲笔下的 《金锁记》,出身低微、丧夫的曹七巧,若在巴金 《家》 的情景中,一定是任人宰割的弱女子,而在曹家,她具有全权处理个人财产的权力,婆婆只有在一旁念经的份,叔辈即使有动她财产的脑筋,也只能以提供投资咨询的名义。这不能不说是与上海社会所具备的以法治为后盾的契约精神有着必然关系。契约精神是使社会基本结构保持稳定的黏合剂,否则石库门内就没有一刻安宁。记得当年搬入提篮桥汇山里时,原住户留给我在公共部位地板上的碗橱印痕尚在,没有人侵占。虽然石库门里也常有利益摩擦,但是大家大体遵守着相处之道的底线。个人产权明晰,利益边际清楚。又如公用水表如何按常住人口、小孩,非长住的家庭搭伙者等等情况进行费用计算,都有自发的约定规则。这是一种朴素的契约精神。
除了诚信,交易主体的公开、透明也是契约精神的基础,因此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而石库门居室之间封闭性差所造成的房客少有私密性的不利条件,在“契约共同体”的空间里,反而被动性地成为契约精神所需要的开放性、透明性的有利质素。
石库门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裸露”的。石库门屋与屋之间通常用木板分割;做饭集中在公共灶头间;晾衣晒被不是在晒台、天井、窗外,就是在弄堂里、马路边。是山珍海味还是咸菜泡饭,是丝绸裘皮还是破衣烂衫,无疑是家底的大曝光。石库门的“弄堂”很窄,前窗贴后窗,像 《马路天使》 里那种对窗聊天犹如促膝谈心的景观随处可见。加之“弄堂”又是交通与社区交流、活动场所,沿街的夫妻老婆店,还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所以在这里,人人都是透明的。上海市民社会共同遵循的公开、透明理念和底线规则在隐隐地起着规范与调节作用。大家心知肚明,知道遵守底线则双赢,于是养成了上海人所谓“勿管闲事”即尊重隐私底线的意识。契约的前提是守信,而守信要求契约各方公平对等的信息公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母亲和弄堂里一些相熟的邻居之间流行着一种叫“会”的经济互助形式。大体是,譬如每人每月出10元“入会”,然后按“摸彩”方式确定使用这笔钱的顺序。倘若顺序排后者有急用资金的需要,可以个别之间协商解决。入“会”,意味着参与者对自己的“风险投资”有过综合评估。所以公平对等的信息公开是必要的。据母亲说,这种“会”存在很久了,从没见过参加“会”的人有赖账的。这种“会”的好处是谁都有运气先使用这笔钱,既公平又避免了私人借钱的种种尴尬问题。连我妈妈这样的家庭妇女都深谙这种“交易之道”,可见契约精神已渗透在她们的骨子里。
上海民居是一个稳定的橄榄型结构。它主要包含三个板块:石库门处于橄榄型民居结构的中段。其上端是洋房、公寓和新式里弄,下端是简易房和棚户区。石库门本身又有层次的细微差别,例如四川北路的公益坊是石库门的顶端,鲁迅晚年搬入大陆新村之前所住的景云里则稍次。伴随着人员流动与境况上升、下沉,石库门一直在进行“吐故纳新”的大循环:电视剧 《上海一家人》 里的女主角可是沿着棚户区、石库门、洋房一路乔迁的。朝着相反路线的也不乏其人。而石库门始终成为市民稳定的“蓄水池”。石库门的这种包容性、流动性、开放性,在纵横两个维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业与阶层的固化,在不断碰撞与对话中加速了社会信息的传播以及思维与文化精神的认同,对孕育成熟稳定的上海市民社会起到促进作用。
上海人其实很简单,虽然也难免有种种陋习,一如石库门红砖、灰墙上的水渍污痕和墙根探出的杂草蔓枝,但石库门里的人际关系却被“奥卡姆剃刀”“无情地剔除所有累赘”,而留下值得珍惜的契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