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小镇医院有澡堂，烧锅炉的那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算得上一种福利。

从前没有。镇上的居民，习惯了在家洗身体:煤球炉上咕嘟咕嘟烧一壶水，门窗一关，塑料布一围，随意擦几把，算球。洗头要另烧一壶水。1979年后，小镇陆陆续续来了些暂时回不了城的上海知青，不少是卫生院的医生，“群众呼声很大”。于是专门拨款建了这澡堂，还聘了个锅炉工。每天下午四点，澡堂准时开门，一直开到热水用光，拉倒。

楼上女宾，楼下男宾。男人洗完澡，风里抽一根烟，等女人。要过很久，女人才端着脸盆下楼，脸蛋红扑扑的，湿漉漉的头发贴紧雪白的后颈。男人摁掉烟头，跟在女人身后。塑料拖鞋踢踢踏踏，慢慢悠悠荡回家。

澡堂的设施只能用简陋来形容，水泥地，白瓷砖，换下的衣服直接扔在长椅上。装莲蓬头是后来的事，当初是铸铁水管，烫人的水柱笔直地砸在脊柱上，像挨了一拳。男澡堂有个水池，只在夏天蓄水，男孩子闭着眼，捏着鼻子，缩成一团往下跳。扑通一声，溅起巨大的水花。

有一阵，锅炉工忙着谈恋爱，水温也跟着阴晴不定。恋爱进展顺利，放出的水滚烫，叫人洗得酣畅淋漓;恋爱不顺，水也温吞，不到六点半，热水几乎没了。晚来的人一边哆哆嗦嗦地洗，一边咬牙切齿地骂娘。某一回，澡堂干脆关门三天。大家猜测，八成是锅炉工被人家甩了。几个老阿姨叹息着，七嘴八舌，要给锅炉工张罗新的对象。

澡堂只对医院职工和家属开放，原则上。锅炉工烧完锅炉，拉一把藤椅，坐在门外拦人。外单位的人想来洗澡，得请医院的朋友带着，递上一支烟，说几句客气话，也就进去了。有一日，素来凶悍的女班主任摸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你们医院的浴室不错。回去跟我妈一讲，我妈心领神会。往后每个周六下午，我妈都和班主任结伴去洗澡。于是我遭了殃———两个女人家，总要说点什么吧。班主任便把我那些破事———上课讲话啦，调戏女同学啦，逃避值日啦———添油加醋，娓娓道来。我妈回到家，像个京剧武生那样“哇呀呀呀呀”地叫，到处找趁手的兵器。刚洗完澡，筋骨疏通血液顺畅，下手也就格外毒辣。

澡堂是个众生平等的地方。院长，副院长，科室主任，刚来的实习医生，统统脱得一丝不挂，有时还互相搓个背。场面毫不尴尬———都是医生，见多识广，对肉身有比较高的觉悟。只是在孩子眼里，还是不免要比较一番。健壮的，瘦弱的，年轻的，衰老的肉体，一具具，像生命的切片，赤裸裸地呈现出生老病死。那是我最早的生命教育，比半夜救护车的鸣笛更具体，比重症病房的号哭声更直接。

最早，是爸妈带着去洗。三单元的小黑皮很有名，据说他六岁时，他妈妈还带他去过女澡堂。后来，我们一帮坏小孩围着他，恶狠狠地逼他回忆，到底看到了啥。长大一点，就自己端着盆去澡堂。有一阵我特别迷恋街机，常常是冲到澡堂，脸盆往架子上一放，直奔街机房。三国志、街头霸王、合金弹头……玩得不亦乐乎。半小时后奔回澡堂，换上干净衣服，回家。我妈一端详，小畜生的脸是油的，手是黑的，头发顽强保留着起床时的造型，耳朵下一摸，搓出一根泥条子。我妈大怒，除了痛心于我的自甘堕落，还因为她一会得多洗一套衣服。我爸及时递上了凶器，耳语道:速战速决，小畜生一会还有篇作文要写，题目是“记难忘的一天”。

那个时候，男孩挨打是家常便饭。父母的爱和恨都来得暴烈。而我们，小小的男子汉们，有了早期的自尊心，一开始咬紧牙关，像课本里的革命志士一样一声不吭。忍着，忍着，终于受不了，嚎，崩溃，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第二天上澡堂要注意遮掩。小伙伴见了会坏笑，竹笋烧肉味道好吧?

一个暮春的傍晚，空气中仿佛弥漫着淡淡的洗发水味道，我在澡堂门口遇见隔壁班的女孩。她刚洗完澡出来，一缕湿发搭在额头，眼睛黑亮，皮肤白里透红，有一种不同于平常的明艳动人。我每天上学都看见她，却从未意识到她有多美。目光交错的一刹那，她抿嘴笑了笑，随即低下了头。那天，男澡堂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打开。滚烫的水流猛烈地冲刷着我十四岁的躯体。热气蒸腾，我闭紧眼睛，大声唱着跑调的歌。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觉，那浅浅的一笑，是我漫长青春期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