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

我与诗词的关系，可用“若即若离”四个字来形容；也可用“经常接触”和“敬而远之”八个字来描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是主干课程，学时多，延续好几个学期，分段主讲的教授是蒋天枢、王欣夫、朱东润、刘大杰、赵景深。“中国文学史”的重中之重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当时学习苏联，期末考试采用口试方式，考签的几道题目中，必有一题是要背诵几首诗词。因此，同学们为了应付考试，都要记诵大量的诗词。同班才女林家英　(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记忆力强，掌握的数量最多，屡得高分，如果当时有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同学们一定会鼓动她去打擂台。我能背诵的诗词远远比不上她，但我的成绩也还可以。这主要靠平时成绩来弥补———朱东润先生讲课喜用启发式，常将诗文中的疑难之处提出来进行讨论，同学们像猜谜语，争相举手回答，我猜中的次数较多，大概朱先生把这些计入了平时成绩。我所以能猜中，有个“秘籍”，那就是我入学后在“中文系怪人”赵宋庆先生那里借阅过的　《古书疑义举例》。此书作者为清代俞樾，后来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等又加以续补。这是一本被誉为“发蒙百代，梯梁来学”的训诂学名著。由于这本书的帮助，故而诗文中的一些疑难，我能略知一二。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属于语言教研组，讲授过中文系的基础课“古代汉语”，还协助张世禄先生主编过　《古代汉语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教材的通论部分，有专门章节讲古代诗歌的格律，说明格律诗　(含律绝诗、词、曲)　与非格律诗　(含先秦古诗、汉魏六朝古诗、古体诗)　的区别，解释字数、押韵、对仗、平仄以及黏对、拗救、词牌、摊破、减字、衬字等等概念。教材的文选部分，有“韵文”专章，从中可以品赏到从先秦到唐宋的古典诗词精华。

在古代诗人中，我对陆游较为熟悉一点。曾编过一本　《陆游爱国诗词选解》　(中学生文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还编过一本　《陆游诗集导读》(中华文化要籍导读丛书，巴蜀书社，1996年)。说起这本　《陆游诗集导读》，还有一番经历。这个选题原先决定由朱东润先生承担。朱先生在陆游研究方面有丰硕成果，著有　《陆游诗选注》、《陆游选集》、《陆游研究》　和　《陆游传》。所以这个选题由朱先生承担，是驾轻就熟，最为合适。但朱先生年迈病卧，无法接受这项任务。于是丛书编委会急忙寻找接替人选。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杜月邨先生、颜应伯先生，向丛书主编蔡尚思先生推荐了我。蔡先生也认识我，他曾为我班讲授过“中国通史”。就这样，我接过本应由朱东润先生承担的担子。大约这就叫“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吧，我成了续貂的“狗尾”。十多年后，经过修订，《陆游诗集导读》　更名为　《陆游诗词导读》，作为“国学大讲堂丛书”之一，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09年再版。

对中国古典诗词，我读过，教过，编过，所以说，与它经常有接触。

然而我对格律诗的创作实践，却是有意回避，敬而远之。我不写诗，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对格律诗的创作有敬畏之心。我对古今有成就的诗人十分崇敬，他们天资聪颖、才气超人，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而我禀赋鲁钝，比较刻板，缺乏形象思维，没有诗人的气质和灵性，自忖不是写诗的料子。格律诗的规矩既多又严，觉得像是带着镣铐跳舞，使我没有勇气去尝试。

第二，中文系学科规划的限制。当年明确规定，中文系是培养中国语言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不少同学是怀着作家梦来的，而老师们却反复告诫：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校期间，主要是听课、读书，不提倡写文章；即使写文章，也只能写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不要写诗歌小说。工作后，升等晋级，要考核教学业绩和科研成果。学术性的论文和著作算是科研成果，而创作的诗歌小说却不算。这根指挥棒很厉害，使中文系的广大师生远离了文艺创作的园地。我有几个友好的同事，很有才华，具有诗人潜质，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很重，诗歌创作的才能无法充分显露。直到退休以后，卸下了担子，摆脱了束缚，才能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老有所乐”的选项。他们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诗词，成为诗坛翘楚，获得很多赞誉。我衷心祝福他们!

第三，受一些古人偏见的影响。宋明时代的几位大儒，如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他们对诗文、书法抱有一种奇怪的偏见，认为诗文、书法是“害道”“妨道”的“小技”，是“陷溺”，并扣上“玩物丧志”的大帽子。

他们的原话是：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　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　卷十八)

“明道　(程颢)　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　(志轻才俊)　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　(王羲之)、虞(虞世南)、颜　(颜真卿)　柳　(柳公权)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　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为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河南程氏遗书》　卷一)

“朱子曰：‘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无妨，但不用多作，盖　(多作)　便是陷溺尔。’”(清·张伯行　《续近思录》　卷三)

“弘正间　(弘治，明孝宗年号；正德，明武宗年号)，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李梦阳)、何　(何景明)　擅其宗，阳明先师　(与之)　结为诗社，更相唱和，风动一时，炼意绘辞，浸登述作之坛，几入其髓。既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弊于无益之空谈，何异隋珠弹雀，其昧于轻重亦甚矣。……社中人相与惜之：‘阳明子业几有成，中道弃去，可谓志之无恒也。’先师闻而笑曰：‘诸君自以为有志矣，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　(颜回)、闵(闵子骞)　为期，当与共事，图为第一等德业。……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王龙溪先生全集》　卷十六)

我当初看到大儒们这些偏激的看法，非常惊愕，似乎有天旋地转的感觉，对我平素的认知是个颠覆性的冲击!　但后来仔细想想，如果“换位思考”，这几位理学大师的想法，也有其合理性。他们站在正统儒家立场，要维护儒家道统，希望子弟们专心致志钻研儒家经典，“第一等德业”是立志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要做圣人，就不能再做诗人、书法家。人的精力有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也是常理。这与过去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的道理有些相似。

宋明大儒的看法，对我也有一定影响，像被打了局部麻醉针，真的与书法诗文“断了联系”，认为确实应该：心无旁骛，不搏二兔，一心一意教书、做学问。

很庆幸我已经退休多年了，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似乎麻醉针的药效已过，我又与书法诗文“恢复了联系”，也已没有“玩物丧志”的顾忌。平时常常翻阅　《三希堂法帖》，欣赏历代书法珍品，还常在电脑上观看“田蕴章书法讲座”。为了认识草书，我读过　《孙过庭景福殿赋》、《草诀百韵歌》，还临摹过于右任的　《标准草书千字文》。我爱读案头的古代诗词，也喜诵亲友所赠的诗文，例如外兄厉以宁所著　《厉以宁诗词选集》，黄润苏的　《澹园诗词》，林家英的　《雪泥鸿迹小集》　等。

说来惭愧，我如今只爱坐在电脑前，用“一指禅”笨拙地敲击键盘，写一点文史随笔；而对格律诗的创作，始终不愿触碰，由于对它敬畏，只能藏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