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时间如流水，流水我们留不住，时间倒还可以遵守。其实时间就是用来遵守的，上学、上班、登车、登机等等，都得遵守时间。如果错过了规定的时间，时间一去不返，人家是不会等你的。人有三守:守时，守信，守己。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者当中，守时最日常，最具体，对每一个社会人来说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记得我在煤矿当工人的时候，安全规程对上下班时间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上班必须提前到达工作面，不可迟到。而下班绝不可有半点提前，就算当班的任务早就完成了，也得等待与接班的工友按时交接，“手交手，口交口，交不清，不能走。”

工作中是这样，在社交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守时。相比之下，工作中守时比较容易做到，因为有制度、管理、监督等机制管着你，不守时会受到批评，甚至惩罚。而在社交生活中，没有了外力的制约，人们对时间的遵守往往就有所放松。特别是一些从事写作的朋友，他们平时自由惯了，也散漫惯了，偶尔聚会，有人总是不能按时赴约。比如有一个朋友，喝酒挺实在的，但每次聚会都迟迟不到。迟到对他来说是一种常态，提前或按时到场的情况几乎没有。他每次迟到，总能找到迟到的理由，不是路远，就是堵车，或是被别的事耽误了。我们罚他喝酒时，他哈哈笑着，一再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态度倒是蛮好的。别以为他这次挨了罚，道了歉，下次就守时了，不会的，下次聚会他还是“不好意思”。

自查起来，和朋友们聚会，我也曾有过迟到的时候。但自从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再和朋友聚会，我要么提前到，要么准时到，再也不会晚去。那件事情的经过被我白纸黑字记在笔记本上，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时间是1993年9月15日下午，地点是北京钟鼓楼旁边的马凯餐厅，起因是深圳方面组织全国性的文稿竞价拍卖会，派李骏先生到北京来拉稿子，召集人为雷达老师，参加聚会的有陈荒煤、冯牧、刘恒、白烨、朱晓平、王朔、卢跃刚等人。聚会地点离我家不是很远，那天我是骑自行车去的。骑自行车的好处是机动灵活，一般不会耽误时间。约定的具体时间是晚上六点半，我提前十分钟就到了。事前我并不知道参加聚会都有哪几位，到餐厅一看，才见陈荒煤先生、冯牧先生和雷达老师等已经到位，他们比我到得还早。陈荒煤先生那年八十岁，冯牧先生七十四岁，他们都是我所尊敬的文坛老前辈。以前我只在开会时见过他们二位，这么小范围地和他们聚会，对我这个后学来说还是第一次。雷达老师特意向冯牧先生介绍了我，说我是“北京三刘”之一。冯牧先生说知道，他读过我写矿工的小说。冯牧先生还说，有一个叫刘毅然的，也姓刘，小说写得也不错。

六点半过了，还差两个人没到，朱晓平和王朔。那就再等会儿吧，先上凉菜。凉拌黄瓜等凉菜端上来了，又等了半个钟头，朱王二人仍未到。冯牧先生有些不悦，说这两个小子，让两个老头子等他们这么长时间，太不像话!　那时移动电话不叫手机，叫大哥大，大哥大属奢侈品，一般人用不起。在餐厅里没法儿和二位联系，只有继续等下去。又等了几十分钟，都快八点了，朱晓平和王朔才终于到了。这时冯牧先生已经不是不悦的问题，他生气了，甚至有些愤怒，一见朱晓平就骂起来。他的骂有些不由分说，朱晓平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还是不肯罢休。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骂王朔，只把矛头对准朱晓平一个。大概是因为朱晓平在中国作协工作过，曾是他的部下，他对朱晓平就格外不客气。冯牧先生骂朱晓平骂得很厉害，碍于晓平兄的面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反正那天的饭局偏离了主题，吃得很不愉快。至于喝了什么酒，吃了什么菜，我一点儿都记不起了，只对冯牧先生因朱晓平和王朔迟到发脾气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除了庆幸自己那天没有迟到，还在心里暗暗留下了一个记号，以告诫自己:以后凡有朋友们聚会，一定要守时，万万不可迟到。特别是在有老同志参与的情况下，一定要提前到。这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时间无处不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和时间打交道。不光朋友们聚会，我们每天从睁眼起床，到晚上闭灯休息，中间无论是学习，开会，还是旅游，看戏，都有一个守时的问题。守时既是守信和守己的前提，本身也是守信和守己的组成部分，如果连守时都做不到，就谈不上守信和守己。鲁迅先生从生命的高度，直接把时间和生命联系起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从这个意义上延伸理解，守时也是珍惜生命和守护生命啊!

2017年4月1日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