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之

本文作者(左)与王弘之摄于圆明园

王弘之的父亲王伯秋

王弘之的母亲孙婉

王仲钧(左)与梅兰芳

白谦慎

1972年，我中学毕业，由于哥哥已经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我可以留在上海工作。当时，上海财贸学校建立，我进了金融班学习，毕业后可以留在上海的银行系统工作。1973年，亦即我在上海财贸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作王弘之先生。王老师的个子不高，人也比较清瘦，戴着眼镜，头发向后梳，看起来很有书卷气。

上王老师的语文课，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是王老师的板书，端正清秀，让你一看就觉得有学问。第二是你再怎么认真地自我检查，作文交上去以后，他总能找到你书写上一些不规范处，或是标点符号用得不够准确的地方，让你下次得更认真，不敢造次。

王老师很会讲课，他虽然在上海长大，但是普通话讲得很好，不像有些老师，总是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除了抑扬顿挫的声调外，他在讲课中，能够旁征博引，穿插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总之，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师。

得知我对写字有兴趣，王老师多所鼓励，并给我一张上海银行学校刘景向老师根据前人总结的经验，准备的汉字结构三十六法的资料。由于银行里的会计票据和定期储蓄存单都是用笔写的，所以上海银行学校是钢笔和毛笔字同时教的。刘老师这个资料对掌握钢笔字的结构很有帮助。当然，随着学习的深入，也逐渐会了解到，在实际的书写中，很多书法家常常不被成法所约束，此是后话。

家父曾任职于中波海运公司　(总公司在上海，分公司在波兰的格登尼亚)。1973年恢复工作后，他不愿意回原单位，便到北京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工作。1974年夏天，财贸学校的第一届学生要毕业，暑假放得晚。我因学业已全部完成，所在实习单位静安区办事处决定留我工作，便请假和母亲到北京探亲去了。在北京，我除了到长城等地游览外，还去了琉璃厂看字画碑帖。那时刚开始学书法不久，并不懂好坏，我就写信给王弘之老师　(因不知王老师的地址，信委托在上海的同学姜国庆和郝沪明转交)，征求他的意见。王老师在回信中说：

别后先后从姜国庆、郝沪明同学处转来你的来信，知道你这次暑假过的很愉快，跑书店看了不少碑帖，可谓大开眼界。不过碑帖价目都较贵，我前次嘱姜国庆转告你：木版的千万不要买，因木版的几经转刻，字形已失真，看不出用笔的规律，不如珂罗版　(即照相版)的尚能保持原来的精神。至于原拓本好的必为国家收藏了，出售的拓本一定缺损很多，价钱也不会便宜，我觉得还不如买照相版印在宣纸上的好，因为他所取的底本一般都是较早出，风雨剥蚀较少的善本或名书法家的真迹或家藏善本碑帖，以我们的财力还可办得到，不知姜国庆可曾告诉你？　我八月七日才从郝沪明手转来你七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所列碑帖目录可谓美不胜收，只是自己的财力有限不能尽购，从中我想请你为我代买一本赵孟頫的胆巴碑　(不要选字本)，就是价格八角的那一本。

王老师在信中还说：

听说你不久将离北京往南京与郝沪明同学会晤，我建议你们参观一下南京市的江苏省博物馆，内容很丰富，听说南唐后主李煜的陵墓也是像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地下宫殿一样发掘出来，不知现在可开放？　你们也可去看看。

在信的最后，王老师还对我寄去的书法习作表示肯定：“书法大为进步，可喜，可喜。”

今天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这封信，可以看到，王老师给予我这样一个初学者的建议既是浅显的，也很到位。在条件远不如今天的当时，王老师指导我选择最可行的路径来学习书法，避免事倍功半。他也不忘提醒我，在旅行中多注意古代的文化遗迹。也正是在这封信中，王老师邀我回上海后，有空到他家去面谈。这就意味着，在我离开了学校之后，还将有机会向他请教。在学习气氛不是很浓的时代，有责任心的前辈们，总是给予有学习愿望的后生们更多的机会。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我便开始上班了。王老师的家离我的单位和家都很近，走路大概不到半小时，骑自行车，只需几分钟，从此我经常前去请教。那时候有私人电话的家庭极少，我去拜访老师之前也无法事先通知一下。通常是骑车到了楼下，敲门。人在，就坐下和老师谈一会。人不在，返回，过几天再来，反正也没有什么急事。王老师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写在上海文具店里卖的一种普通牛皮纸封皮的笔记本上。钢笔字和他的板书一样清秀规整。王老师去世后，师母李云霞老师和大儿子王志雄整理王老师的日记，听他们说，王老师的日记中记载着我的每一次访问。毫无疑问，我是常客。

年代久远了，当时很多谈话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有些依稀记得大概，有些因为当时触动比较大，所以记下了。开始去拜访的时候，书法是主要的话题。王老师和我谈书法，并不对书法的技术问题做很多的讨论。那时，我每天在毛边纸上临颜真卿的　《多宝塔碑》，在报纸上写大字。有一天，我到王老师家，告诉他我对中锋用笔的体会，他说我的理解是对的。在日常的谈话中，王老师更多的是启发和品评。其实，当时周围的其他老师也都是通过品评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1973年我在静安区办事处实习时，骑车路过一个“群力皮鞋店”，那个店的招牌是用一位当红书家的字体写的，我很喜欢。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那位书家的字帖去给我的会计老师濮思炽先生看，他的简单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字俗。”一个会计老师，平时并没看出他喜欢书法，居然对一位当红书法家发出如此自信而又尖锐的评论。当时年轻，对濮老师的评价非但不理解，而且还满腹狐疑。不过我知道，他绝不是信口臧否。濮老师之前在市分行工作，是非常优秀的财会专家，在业内有很高的声誉。濮老师的“棒喝”至少让我明白，自己认为漂亮的字，别人不见得抱有同样的看法。

这些疑惑我以后在去王老师家请教时，都会向他谈起。王老师为人性格温和，小心谨慎，在我这位年轻人的面前，不会用濮老师那样尖锐的语言去评价他人。但是，他总会在某些地方点一下我，让我自己去体悟。比如说，刘景向老师的楷书功力非常深厚，写黄自元一路的欧体字，十分精准。王老师和刘老师是同事，财贸学校恢复写字课，王老师首先就去邀请刘老师出山。但是，王老师在评论书法时，总是说，在他当年的同事中，邓伯超先生的字写得最好。他和邓伯超先生做同事时，中午休息，邓先生便会在地上用水写大字，很有气势。后来王老师曾经命我为邓伯超先生刻印，可我却从未请到邓伯超先生的墨宝，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书家前辈健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露面而已。正是在王老师的循循善诱中，我对书法的看法慢慢地趋向成熟。

随着王老师对我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之间的谈话，慢慢扩展到了他的教育背景。他在上海长大，中学读的是上海名校沪江大学的附中，大学读的是沪江大学政治学系。沪江大学是所教会学校，有相当一部分课程是用英语教的，所以王老师的英文很好。只是由于日常没有对话的机会，他的口语已经有些生疏，但流畅阅读一点问题没有。受家庭的影响，王老师对中文和历史一直很有兴趣，他的中文老师是著名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仁先生的父亲。由于国学修养好，1949年后，王老师在银行学校教语文。

王老师的板书写得精彩，是因为他少年时，每日都要写小楷。由于父亲的原因，他童年时便认识了寓沪的一些湖南籍书画家和学者，如曾熙　(农髯)、符铸　(铁年)、马宗霍等。王老师习字时，符铸曾送给他不少自己在毛边纸上练的字，以做示范。这些习字王老师曾拿给我看。符铸的行书胎息宋代书家米芾，写得很潇洒。

谈书法，谈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教育，谈民国时期的一些书法家……随着对我的信任的增加，王老师的话题越来越广，只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起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王老师房间的沙发后面的那面墙上，分别挂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妇女的照片，我想这大概就是王老师的父母吧。我从来没有问起过他们是哪里人，出身什么样的家庭。那是一个对家庭出身极为敏感的时代，对前辈的家世，别人不主动谈，我不会问及。

1977年，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恢复。我因上初中时没有好好读书，又没有上过高中　(初中毕业后学工学农一年后入上海财贸学校)，所以没有参加第一次高考。1978年夏，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复习后，我参加了高考。因77级大学生1978年春季才入学，第二次高考的时间比较晚，9月才发榜，我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不过北大国政系并非我的第一志愿。由于考大学时我在银行工作，父亲又长期从事经济工作，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和图书馆系。想必上海有同样报了这两个专业的考生的成绩比我好，先录取了他们，没有名额了。北大上海招生小组打电话给我，告我国政系还有名额，问愿不愿意去。因为那时上大学不容易，我担心拒绝了北大，其他的好大学不见得要我，就立即答应了。当我告诉王老师我要上国政系后，王老师说，这个系和他原来在沪江大学读的政治学差不多，对我很是鼓励。我赴北京前，他给在沪江大学附中时的老同学王仁教授专门写了信，叫我去北大后带着他的信去拜访王仁教授，有什么事，请王教授关照一下。临别时，王老师专门对我说，到了大学以后，有两件事要抓紧：一是学好古汉语，二是学好英语。这两个基础打好了，不管学什么，做什么，都会比较容易。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王老师是老派读书人，讲究基本功。他给我的建议，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他出生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和他本人就是在新旧文化的交替冲突和磨合中，兼取两者之长的。而语文能力一直是传统学者视为探究中西文化最为重要的学术津梁。我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学贯中西，是章太炎先生的友人。王老师本人和章门弟子、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的经学家马宗霍先生及马先生的公子马雍先生　(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都有交往，与同住明德里的古文献专家吕贞白先生也是好友。所以，他虽然在上海银行学校　(上海财贸学校的金融班后来恢复了“文革”前的原名)　教书，但是其视野和见识又岂是一个普通的中专语文老师所能限量。差不多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在西方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任教也已二十多年，王老师当年的谆谆教诲依然在耳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能体会他当年提的建议是多么重要。只是令我汗颜的是，生性喜欢随着兴趣做事的我，年轻时贪玩，意志力不够坚强，并没有在语言上狠下工夫，年过花甲，中文和英文皆仅只能应付日常工作而已，距离王老师的期望真是相差得很远。

我到北京读书以后，有空便会给王老师写信，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寒假和暑假回上海探亲，也会去看望王老师。1979年7月23日，我回到上海过暑假，王老师不在上海，外出了。8月　4日再去拜访时，王老师还是不在家。见到了李老师，也没说起什么事。8月8日，见到了王老师，谈话如故。那年的暑假，还和王老师一起去拜访了刘景向老师和章汝奭老师，一切看似正常。后来才知道，那年夏天，王老师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第二年夏天我回上海时，王老师到青岛休养去了。8月18日，我收到了王老师的明信片，告我他已经回到了上海。因为住的近，当天我就骑车去看望老师了。

两天后　(1980年8月20日)，我再去王老师家时，他神情严肃地向我谈起了自己的家世。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是广东人，叫孙婉，是孙中山先生的次女。父亲王伯秋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母亲到美国留学时，中山先生委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父亲照顾母亲。日久生情，两人相爱，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和王老师。可父亲在家乡有原配，祖母以死相胁，不许父亲和原配离婚。只要和父亲能在一起，母亲并不在乎是否有妻子的名分。可中山先生则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做“妾”。父亲幼年丧父，从小被祖母艰难地拉扯大，是大孝子，在左右为难之中，他选择了和母亲分手。

王老师的父亲王伯秋是湖南湘乡人。十多年后，我开始研究晚清名宦吴大澂，对近代史颇有涉猎，对湘乡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太平天国兴起时，满清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太平军势如破竹。湘乡籍官员曾国藩回乡组织团练，建立湘军，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太平天国覆亡后，湘军集团的很多成员成为封疆大吏，也参与了随后的洋务运动，湘乡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地区。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覆没后，清政府期冀在东北的陆战和日本做最后一搏。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带湘军出关。牛庄之战，湘军老将魏光焘和湘军第二代将领湘乡李光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终于寡不敌众。湘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湖南的救亡变法风气变得十分激昂。王伯秋正是湘军子弟，他的父亲王谨臣追随曾国藩办团练，曾任常熟镇总兵、台湾基隆镇总兵、淮北水军提督。因此，王伯秋早年曾入杭州武备学堂。此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教育。不过，和他的父辈浴血奋战捍卫大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是，王伯秋在留学日本期间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而奋斗。民国时期，曾任立法委员，东南大学代理校长、教务长。

王老师还在襁褓之中，父亲和母亲就离异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后来，王老师和在台湾的姐姐王纕蕙恢复了联系。一个偶然的机缘，王纕蕙打听到母亲还健在，寓居澳门，设法取得联系。1979年，王纕蕙安排弟弟赴香港，与阔别六十年的母亲见面。当王老师在上海办好赴港手续、买好机票准备出发之际，噩耗突然传来：望眼欲穿的母亲，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于6月3日突发心脏病去世。

造化竟如此捉弄人!

王老师告诉我他的家世时，母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他已经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所以，提起这段往事，他的语气相当平静。只是作为一个晚辈，初次听到这母子暌违六十年，重逢在即，最终却天人相隔的悲凉故事，百感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我默默地听着，听着老师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由于王伯秋选择了和孙婉分手，在此后的仕途上，一直不够顺畅。尽管他很有才华，官场和学界的朋友也多，但受到孙婉的哥哥孙科的排挤。王老师说他小时候经常搬家，原因是王家总是担心孙家来要孩子。结束谈话前，王老师告诉我，他在孙中山贴身秘书田桓先生的介绍下，参加了民革。

那天骑车回家，满脑子都是王老师讲的故事，这一切来得太快，我还无法马上反应过来。认识七年的语文老师，突然公布了他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后人的身份。那天的日记这样写道：“去王老师家，和他谈话。他谈起他外祖父孙中山，他的父母，他参加民革一事。”我的日记向来很简洁，即便写得长，又能说些什么呢？

几天后，我去拜访金元章先生。金先生问我：“小白，你知道王老师是孙中山的外孙吗？”我回答说，知道了。金先生和王老师为邻几十年，也是最近才知道王老师的身世。初听时，也很感意外。看来，王老师已经向朋友们公布了自己隐藏几十年的身世了。随着孙婉女士的去世，当年王家和孙家都视为忌讳的这段恩怨也画上了一个句号。此后，孙家的后人　(如孙穗芬等)　到上海，常和王老师这位表哥聚会。一些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有关部门也都邀请王老师参加。2011年12月，我到中山市演讲，特地去参观了翠亨村，在中山纪念馆的陈列室里，见到了王老师的照片。

王老师在和我的谈话中，常常提起叔叔王仲钧。王伯秋先生留学回国后，经常要在各地奔波，所以，叔叔一直照顾着王老师。1939年王伯秋先生去世后，更是如此。连生母是谁，也是叔叔告诉他的。王仲钧先生曾任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文化局长。后在上海居住，1949年后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在30年代和40年代南京和上海的文化界，王仲钧先生十分活跃。在书画方面，由于他和曾熙的关系密切，所以张大千到上海拜曾熙为师时，王仲钧会同友人为其捧场。王老师还曾给我看过王仲钧的友朋书札，信中谈到如何帮助刚到上海的谢稚柳。王仲钧更是一个痴迷的京剧票友，梅兰芳初到上海演出，也是他会同友人买戏票捧场。所以，只要梅兰芳在上海，每逢春节，必到王府拜年。由于家庭的原因，王老师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很多在上海活动的文化界人士。

“孙中山外孙”这个身份的公开，并没有给王老师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除了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他仍在上海银行学校当语文老师。1981年夏，他到北京出差，顺便到北大来看我，我陪他在校园里参观，并游览了圆明园，他兴致勃勃。也就在这一年，经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等的大力推动，中国高校恢复了中断近三十年的政治学专业，我被系里安排到这个新恢复的专业。四十年前，王老师在沪江大学的专业正是政治学。

当我的专业改为政治学后，我和王老师的谈话，更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民国政府这些内容。赵宝煦老师喜爱书画，到上海出差时，经我的介绍，认识了王老师。赵老师得知王老师熟悉民国的政治体制和各种掌故后，便主动联系当时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王邦佐教授，介绍王老师到复旦大学为学生们讲授“民国政治制度”一课。听说学生反映很好。

王老师的晚境是安详宁静的。上海银行学校升为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后，王老师被评为副教授　(当时职称控制得比较严，全校没有正教授)，并兼任校图书馆馆长。他德高望重，很受师生们的尊敬。退休后，除了在家读书外，忙于沪江大学校友会的一些事务。他还是上海文史馆馆员，平时写些回忆文章。他和师母合作出版了　《沧桑》　一书，讲述王家1949年前的故事，包括王伯秋与孙婉的悲欢离合，2006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2005年，我的著作　《傅山的世界》中文繁体字精装本由台北石头书屋出版，我请出版社给王老师寄了书。6月5日我到上海看望王老师时，他已经读过我的书了。看得出来，见到我的著作出版，他很高兴，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也把自己的吴大澂研究向王老师做了介绍。随着年事的增高，王老师已经不太外出，但身体还是很好。我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王老师今年87岁了，身体还挺好的，耳朵听力不错。李老师正在写她家的回忆录。”

谁知道那天高高兴兴地和他道别，竟成了师生之间的永诀。2006年，王老师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意外去世。从此我到上海，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音容笑貌只能在回忆中再现。王老师去世后，师母继续着王家1949年后的故事的写作，取名为“岁月”，并嘱我为尚未完成的书稿题写了书名。可2012年，师母也因脑溢血溘然辞世，留下了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　(一部是写她的娘家蓬莱李家的)。最熟悉王老师的人走了，他的故事，不知何人、何时还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