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庐兄简我一枚手绘贺年卡，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龚易图的曾孙女龚世润（1926-2015）画的贺年卡（上图）。一面是设色枇杷，另一面是自书咏枇杷诗。小小的贺卡，精心结撰，一字一画，传达一位名门闺秀的锦绣艺心与诗心。后来这枚贺卡由王孝莹（1904-2007）题签发出（下图）。王孝莹，龚礼逸（1902-1965）的夫人，龚世润的母亲，清代状元王仁堪的后代，亦是福州有名的才女。龚礼逸王孝莹夫妇及女儿龚世润同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一家三口同聘入馆，在福建文史界绝无仅有。一纸贺卡汇集龚家两代才女的丹青墨迹，十分难得。

邮寄贺卡是进入手机时代前人们最常见的拜年方式，借此传递问候，遥寄感念，表达祝福。

整个八十年代是贺卡大流行的年代。每当一年将尽一年又来之际，人们涌向书店或百货商店选购贺卡，在上面写上三言两语，以寄远人。贺卡上的字，纪录下那代人的精神风貌，也映照出那代人的朴素情怀，往后手工书写伴随着贺卡形式的转世成为绝响。

那时，我最羡慕那些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藉凭工作上的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总可以向远方的朋友们遥寄一份写在贺年卡上的问候。而有些有书画专长的朋友也发挥自己的优势，手工绘制贺卡，成为众多贺卡中的另类。当时只是适应时节的文化用品，到了如今，我们才发觉手绘贺卡的可珍，它们常常是孤品，而且数量偏少。如果碰上贺卡的绘制者是名人，我相信可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看，不仅仅是我们曾经寄托过某些情感与某个时代相关联的物品。

眼前的这枚龚世润诗画相联的小贺卡，当然也是那个时代遗落的一叶碎影，诗画书法隐现一位名门闺秀的文化教养。笔墨安静从容，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捧在手里反复展观，不由得击节称好。

关于自制贺卡，我听说过同在福州生活的另一位世家公子沈觐寿（1907-1995），逢年过节也热衷于自写吉语，分寄给投缘的亲友。甚至福州城里与他打过交道的书画商也能接到他寄的贺卡，分享他的文墨因缘。按今天的说法，这个世家子弟的做法颇接地气，上交下接，平易近人。不妨也可以视为沈先生对粉丝的呵爱，一纸相递，寄予了多少细致的体贴和温暖，难怪沈先生在福州的名气那么大。我们可以称赏沈先生的情商，也可以说，那时的贺年卡在传递人们的情感时，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前一阵子，若谷兄送我一本宋省予画册。闲来翻阅画集，我看到宋先生生前也画过不少贺年卡，寥寥数笔，风神全出。他当年那么爱画贺年卡那样的小品（上图），想来一个原因是他的手绘贺卡招人喜欢，画家怀有一颗仁心，随意点染，权作笔墨骨肉。衡量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平，固然要看大作品，但小品往往更易透露性情。

寒舍藏有白蕉夫人金学仪（1910—2008）的画梅贺卡（上图），也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据白蕉弟子蒋炳昌回忆，那个时候金先生经常收到各地寄来的贺卡，为报答亲友，已有几十年未动笔的她重拾旧技，画梅为笺，溢而为贺片。原来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金先生就与夫婿白蕉联手以“白兰金梅”应世。荒疏几十年后，稍加练习，画笔犹复旧时风采。大多画在一小方块宣纸上，画成后贴于硬纸板，署名钤印。但见铁骨奇崛，寒蕊孤俏，略施粉黛，笔下的梅花亦见金先生的为人。以贺卡名义出现的寒香图，是这位奇女子留给世人最后的一道翰墨奇光。

旅美学人王方宇（1913-1997）那个时候自制的贺卡，乃是一张A4纸，中央以线勾出中式立轴，大约仿自李渔《闲情偶寄》插图的形式，立轴上集曹全写“恭贺新禧”，落款以王先生和夫人沈慧女士的名义。这是海外老一辈华人中国情结的流露。后来这种贺片用完了，我收到过他采用复印件的贺片。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贺片，倒不如说是贺笺贴切。迢迢相递的一纸，好像又回到了中国旧时文士之间贺笺的模样。

省庐问我今天还有没有人写贺卡，我并不清楚整体情况。就我接触到的，艺术史家刘涛先生还保留着老习惯，每年新年来临之际，一定会预留三二日，上琉璃厂购花笺选隽语写贺笺，吉语一二，送出的是祝福，留下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气。

当我们感慨手机带来的便利时，是否想到现代通信工具导致的与过去的隔膜？比如书信，比如更小众的手绘贺卡。今天，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手机的软件里也会有“电子贺卡”供人们选用。从形式到贺词，往往华贵气派，只要动一动手指，就会以你的名义出现在亲友面前。我不清楚别人怎样看待这种电子贺卡，从我的内心，是非常拒绝这样的贺卡的。

怀念消逝的贺卡，也许是在乎贺卡背后的那个纯真时代。

那时的文化没有那么多“替身”，每个人都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

2021年8月13日北京北七家双桂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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