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秋节前，本文作者在云南施甸张家村看望97岁的远征军老兵王金学。

最初听到“远征军”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好像很早了，具体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最早知道家乡跟抗日战争有关，是很小时候听奶奶说的，但那时并未当回事。后来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多了，渐渐才意识到，奶奶讲的那些都是真的。奶奶晚年意识凌乱时，仍会时时讲起那些在她十八岁时发生的事。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一件是讲日军飞机来轰炸时，她和亲人们惊惶失措，躲进麦地，飞机飞得很低，抬头就能看清里面的人，还能看清一颗颗不断落下的炸弹；另一件是讲村里有人去山里砍柴，偶然瞥见山坳里一片白，欣喜若狂，以为是干柴，一路小跑下去看，竟是累累白骨——大概是被日军炸死的逃难的人，或因日军投下的细菌弹感染后死去的人。这些故事，我在追悼奶奶的长篇散文《九十九》里写过，在此再写一遍，就如奶奶晚年重复讲述往事一样。

1942年5月5日后，怒江上的惠通桥炸断了，此后整整两年，保山怒江以东的很多老百姓都在担惊受怕地生活着，年轻的奶奶只是其中几十万分之一。

1942年初，日军一路往北追击远征军。远征军有的去了印度，有的走散了，最远的甚至进入尼泊尔，还有的撤退回国。

200师师长戴安澜固守同古时，以牺牲八百人的代价，歼敌四千余。中英盟军在缅甸战场溃败后，戴安澜孤军战斗在敌后，突围中，腹部中枪，几日后牺牲在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他看了看地图，面朝北方，那是祖国的方向。戴师长出征前曾对蒋介石说，“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在给妻子的信里，他说，“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更让人唏嘘的，是进入野人山想要撤退回国的三四万人（数字有多种说法）。进山之前，有数百伤兵知道，自己没法在盛夏时节翻越眼前的热带原始森林了。怎么办呢？他们跟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了一点儿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在山脚集体自焚了。所有经过的人，都停下脚步，向他们默默行礼。然而，人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并不比自焚的这些伤兵好多少。进入野人山不久后，很多人走散了，断粮了，有人牺牲了，不是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就是倒毙于原始森林的毒牙。几年后，曾经以翻译身份进入野人山，并成功走出来的青年诗人穆旦，写下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以森林和人对话的方式，再现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八十年后读来，仍令人内心凄恻：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那些披荆斩棘回到国内的远征军，喘息未定，日军已紧随其后进入国内了。很快，大片国土沦丧敌手。在时任云贵监察使、腾冲人李根源的不断游说下，中国政府高层终于下定决心，要将日军挡在怒江以西。惠通桥算得滇缅公路的咽喉之地，由工兵装上炸药，只待逃难的老百姓进入怒江东岸，即炸断大桥。然而，守桥的官兵不知道，已经有上百号日军化装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混入逃难的人群中了。5月5日上午10点左右，一个商人不服从劝导，被守桥士兵当场枪毙。枪声一响，日军以为行踪暴露了，慌忙开枪，守桥部队反应过来，一面回击，一面炸断大桥。有关这段历史，十多年前在杂志社做宗璞先生的长篇小说《西征记》校对时，曾经看到过。这小说讲述的故事，如今是几乎忘光了，但有一段我始终记得，重新翻阅，仍然心惊：

惠通桥断了，只剩下两条粗大的钢索悬在空中。桥上的日本兵统统掉入江中，桥上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也进了江里。江水愤怒地流着，打着旋涡，带走了落下来的一切。两岸忽然静了下来，只听见江声浩荡。

突然爆发出哭声、喊声，撼天震地，撕人心肺。这哭喊声很快向空中飘散了，持续的时间不长，人们还要继续战斗……

修缮后的惠通桥

远眺怒江上的惠通桥

对这段历史，保山人马力生在日记中有细致的记录：

1942年5月4日，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到怒江边上。由于归国华侨的人车拥挤，一时来不及过江桥，而车如潮水一样涌下松山，山势陡峭，壁立千仞，山坡路线曲折，前有大江横隔，后有敌军追来，人车一拥而下，相继冲入江里，难以数计……

第二天，他又在日记里写道：

这天有警报发出，一家老幼即疏散至菜园里。约午时左右，敌机已蹿入上空，往来数周即复至西南投弹，后闻仍于城周，损失较昨微。当时吾仰卧菜园田沟中，在敌机暴行之下，深痛被害之大众，然只能目睹而无解救之力，怅甚……吾详察始知，敌陆军已至惠通桥，虽吾军往抵，而势甚危，遂即备逃难，彻夜未睡。

保山城这天之所以损失较小，是因为飞虎队早有准备，以P-40战斗机将从泰国基地飞来的几十架日军飞机击落八架。

惠通桥炸断后，日军迅速行动，利用木板和油桶做成竹筏，开始强渡怒江。此时，飞虎队虽然飞抵惠通桥上空，因无法将难民和日军区分开，没法投弹支援。还好渡到东岸的日军不多，被大山头阵地的106团发现后，激战随即展开。这儿，因临江一面是漆黑崖壁，当地人称之为“黑崖坡”，问路的四川兵错听为“孩婆”，这场阻击战遂被称作“孩婆山阻击战”。一天后，日军又有两百多人渡江到东岸，所幸106团占据着东岸制高点。6日下午，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从昆明赶往保山，36师其余部队也火速从楚雄附近赶往战场。两日鏖战后，108团赶到怒江边，预2师也已抵近保山，日军开始撤退。

日军就此不再觊觎怒江东岸了吗？并没有。日军始终贼心不死。怒江西岸沦陷区的老百姓在苦熬，怒江东岸的老百姓也一样在苦熬。

这些年，我一直在收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至今已得到近百种，包括前面提到的《马力生日记》，还有多达四十五卷的《滇西抗战原始史料汇编》等。此外，我还在一次次回家期间，约着熟悉道路的朋友一起去往那些湮没于历史尘烟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道路崎岖狭窄，到了后往往发现，很多遗迹已朽坏不堪，兴许明天，甚至今天，就会轰然倒下，再寻不见往日点滴。

几年下来，去过的这类地方太多了，先说说那些驻军处吧。

旧时，契丹人随蒙古军队南下，进入施甸后，繁衍生息。至今不少施甸人的血脉里，流动着契丹人的血液，在由旺木瓜榔村，有一座契丹宗祠。大门左侧，石狮子背后的白墙上写着“中国远征军第二军七十六师师部、第八十七师二六四团团部驻军旧址”。院子只两进，不知道这么小的空间，怎么能够容纳这么多人。院内白墙上，还保留着当年的一点儿痕迹，是用墨笔写在墙上的“总理遗训”，一片竖排小字上是孙中山遗像，遗像两边分别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须努力”，再往上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2020年2月20日，高中同学约我去他家吃饭。我们在他家院子里，就着一张很小的桌子吃火锅，刚喝了两杯酒，同学说他家隔壁的闻家大院是市级重点文保单位，因为曾经驻扎过远征军。我赶忙喊同学起身，到隔壁去看看。院子门口立着一块碑石，写的是“中国远征军第87师师部旧址”。天色昏黄，大院空旷，草木繁盛。原来，另一位高中同学是这院子里的，他在重庆工作多年，偌大的四合院只剩下两位老太太守着了，远征军当年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巧合的是，就在整整一年前的同一天，我在县城周边一处满是废墟的空地里，见到唯一一座残存的院子王家大院，那也是保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口立着的碑石上写着，“中国远征军第87师260团团部旧址”，260团在反攻龙陵前，驻扎在此做战前准备。那院子挺大，由相连的三座庭院组成，房舍俨然，墙皮斑驳，只一位原本就居住在此的老人看守，不知道他是否对当年驻扎在此的远征军有些微记忆？

远征军87师260团团部旧址

在进入王家大院这天，我还去了罗家大院。朋友说，这儿要拆了，房子都快垮了，别进去了吧？我仍旧坚持要进去看看。罗家大院门口没立碑石，应该不是任何级别的文保单位。眼前是无数染饭花，风一吹，高低起伏，香气扑鼻，完全不知所谓的院子在哪儿。我们在密林里硬生生开出一条小路来，兜兜转转，走进去后，只见瓦断垣颓，碎砖乱石遍地。一不小心，脚扭了一下，瞬间疼痛钻心，还以为骨折了，蹲下查看，所幸并无大碍。屋子欹斜了，从堂屋边的一道楼梯上去，站在嘎吱嘎吱响的楼板上，猛然发现，落日余晖里，房间隔断上都贴着英文报纸，TIME的报头比比皆是，文字大多看不清了，但人物仍清晰可辨，那些曾出现在历史书上的人物，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等等，在不同的位置出现。除了报纸，还有不少海报，上面的人物都是打扮香艳的西洋美女。查资料得知，国际医疗队的医生曾驻扎在这儿。

罗家大院二楼贴满《时代》画报的板壁

事实上，县里很多我去过的地方，甚至是近在身边的地方，都曾经和那几年的战事有关。譬如，我待了三年的施甸一中曾设有后方医院；施甸电影院曾是第2野战医院；由旺老街上一处老宅，曾是71军高级参谋部驻地；由旺少保寺曾设有第21野战医院，这是施甸境内最大的后方野战医院，驻有国际医疗队的医生；仁和镇热水塘杨家，曾是第9师师部驻地；保场山脚村赵家，曾是53军骑兵连驻地；现在的县委大门口，曾是美国盟军参谋团驻地；我读高中时，从边上来来去去三年的观音寺的白墙上，写着抗战标语：“誓雪国耻，团结御辱”。但以前，我全然不知道这些地方有过的历史。

我还专门去过很多比较远的地方，譬如曾驱车几十公里去往施甸万兴乡牛汪塘。日光正好，院子的寂静明晃晃的。转瞬间，狗吠声猛地传来，是一白一褐两条狗，朝我们挣着，将脖子上的铁链扯得哐啷哐啷响。不知道主人去哪儿了。我们绕过狗的势力范围，从南边仿佛经过焚烧的黑漆漆的楼梯上去。二楼的墙壁也黑漆漆的，但当年的毛笔字迹仍旧能够从灰黑的尘烟里显现出来，印象最深的是两处，一处是竖着写的几排字，大多还能辨清，“李宗成膝下无子，蒋中正不要□□，白崇禧□无□□，林主席中□□□”，还有一处是一张小画，在一片字中，一位头戴军帽、身披蓑衣的战士在敬礼。字写得很潇洒，画则显得格外笨拙，笨拙里又透着一股实诚。看着满墙的字画，不由得揣想，当年在这儿的远征军将士们，度过了怎样的岁月？要知道，这院子可是非同一般的。1944年4月，宋希濂正是在此下达的渡江命令。下楼，从两间瓦屋中间拐出去，一棵大榕树枝繁叶茂，站在树下远眺，远远的山坡底，就是怒江。当渡江命令下达后，当年驻守在此的战士们，也一定会站在同样的位置，远眺怒江吧？

宋希濂发出渡江战役命令的院子和二楼墙上的字画

在宋希濂下达渡江命令前，有关渡江反攻的会议，是在现今保山隆阳区的光尊寺文昌宫开的。光尊寺曾作为远征军司令部驻地，远征军司令卫立煌、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等多次在此召开会议，后来，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卫立煌等人倡议创建远征中学，校名是李根源题写的。我去光尊寺看过，除了几块讲述这段历史的石碑，几乎见不到当年的痕迹了。离光尊寺不远的马王屯，如今有个地方叫做“立煌营”，从这名字即可想见，卫立煌曾在此待过。确实，马王屯曾作为远征军长官司令部近九个月，当年的六十幢营房都不见了，只剩一棵棵高大的柏树、银桦树和满坡乱草。许多松鼠在树枝间奔来跑去。附近有部队在打靶，此时的枪声，和当年的枪声，已隔着近八十年的风雨。

光尊寺。滇西反攻前，卫立煌等人在此多次开会制定作战计划。

立煌营旧址

除了这些驻军处，我还去过很多前沿阵地、渡口等。

譬如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的大山头炮兵阵地。再譬如，太平镇人民政府边上的一处军医室，是一处民房端头的一间，“军医室”三字仍在。还有一处，给我很大震撼，在太平镇戈家山，我们的车从山间土路开进去，看到几只五彩的野鸡在山坡上跑过。下车，穿过松林，来到半山腰，一旧一新两块墓碑映入眼帘。左侧旧碑已经残破，勉强用水泥镶嵌着竖立，右侧新碑是复制旧碑的，正面抬头是“国殇”两个大字，底下竖排写着“陆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阵亡／病故将士公墓 军／师长钟彬 张绍勋 题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 日立”，碑的背面，抬头是四个大字“与日永扬”，底下是竖排小字：

自倭寇侵犯腾龙沦陷我同胞遭敌人铁蹄蹂躏如处于水深火热中者非一朝一夕矣我部奉令西上镇守蛮烟瘴雨之乡与敌人隔江对峙转瞬已两载有余在此两载期间我心切救国杀敌之官兵或因驻守阵地瘴疾偶沾或因渡江游击搏战甚烈一时不测竟致殉职而成仁者为数不少因念我

最高领袖  蒋公曾有训言继续先烈革命毋忘同心死事我江防将士逝者既有救国成仁之光荣生者当为立石勒铭之纪念于是就太平街旁修成公墓合葬我江防殉职者之劲骨用慰我宁为玉碎者之英灵是为序

       陆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团长庾浩如撰

世人皆知腾冲国殇墓园，却没几人知晓，怒江东岸的施甸太平也有一处国殇墓园，而且，建成时间比之腾冲国殇墓园要早一年多。墓碑前有几束花，已全然干枯了。墓前更多的，是散落的厚厚的松针，和吹落这些松针的萧萧松风。

松山的远征军雕塑群

除了这些，我还看过很多战壕，譬如在孩婆山顶一棵很大的清香木附近，就看到很多纵横交错的战壕，只是都坍塌得厉害，快被枯枝败叶湮没了。我还看过很多碉堡。中国军队在怒江东岸修筑的每个碉堡，都能俯瞰怒江南北十来公里。将近八十年过去了，要走到这些碉堡前，仍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碉堡之间都离得很远，开车得跑上一两小时。我见到的碉堡，大多呈六角形，内部微微凹陷，有多个瞭望口，绝大部分仍然保存完好，坚固如昔。

有一处碉堡，当地老百姓称其为“老兵洞”的，是个例外。这碉堡在一片零散种着芒果树的坡地间，顶部已缺失，外墙也已朽坏，四围杂草丛生，不仔细看，还以为就是一个大坑。这碉堡，实有着难以忘却的故事。1943年11月，怒江西岸的日军从甘蔗林渡口、打黑渡口偷渡到东岸，杀死这碉堡内防守的远征军战士七八人，割下他们的头颅悬挂树上。第二天，送饭的人来了，看到被杀的士兵，才知道日军偷渡过来了。此时，两三百日军已经一路烧杀抢掠，经过三家村后，到达营盘寨。远征军急忙赶往营盘山阻击，后人称之为营盘山阻击战。

去到老兵洞时，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父亲跟他讲过，日军打过来时杀了哪家的人，烧了哪家的房，还说现在挖地都不会碰这碉堡，要好好保留着给后人看看。想来这件事发生时，老人还没出生。等他出生，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等他长大记事，战争已经成为传说了。但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仍在，他们的讲述，是带着血和泪的。和老人告别时，问了一句营盘山在哪儿，老人指向不远处的一脉青山。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山顶的归鸟飞高掠低，谁能想得到，这样安谧祥和的地方，曾发生过一场激战？

从书本里了解家国历史，从遗迹里看见民间岁月，但还少点儿什么？对，还少人。我还没见过历经其事的具体的人。奶奶是经历过，但奶奶只是战事之外的普通人。那些处于战争漩涡里的人呢？自然而然就想到远征军老兵们了。

和远征军老兵有关的事，最先想到的是由旺子孙殿。2016年9月，参加县里的原乡行活动，我曾到过这儿。这儿在大反攻前夕，曾是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指挥部和71军军部驻地。往日痕迹再难寻觅，只在屋内见到一排一排木架子，木架上一个一个小框，都空着。这是做什么的呢？像是书架，却不见一本书。问了才知，县里曾经想跟龙越基金会合作，将牺牲在缅甸的远征军将士的遗骸请回来，因种种原因，这事最终不了了之。

过了三年，2019年8月19日，很偶然的，我在上海跟龙越基金会孙春龙兄碰面了。他还带来一位朋友，中国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孝严办公室的詹清池主任。我请他们在上海作协边的四川菜馆吃饭，听他们讲了好几个抗战老兵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喜剧。我说起子孙殿的事，孙春龙兄颇多感慨，说在缅甸，有的远征军遗骸就埋在猪圈底下，甚至厕所底下。还说日方这些年也不断往缅甸搜寻战死的日军遗骸，若发现遗骸埋在房屋底下，日方就将房屋买下，拆了，再将遗骸挖出带走。那可是侵略者啊！侵略者得到如此待遇，当年抗击侵略者的远征军将士们，很多死后却只能与腥臭污浊为伴。瞬间想起我了解到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曼德勒溃败，任安羌大捷，同古会战，还有那不得不说的野人山，不由得眼中发酸。还听他们说，台湾抗战老兵尚存一千左右，但正以每年近百分之二十的速度离去。又想起朋友圈看到过的消息，施甸也有不少抗战老兵，截至2018年9月，只剩十三位了。赶紧问老家的学斌，说是现在只剩十一位了。心想，下次回家，一定得去看看他们。

2019年9月，听学斌说中秋节快到了，要去看望老兵，我立马订了回家的机票。9月3日这天，我跟学斌，还有七子影视的朋友，一起出发了。

学斌他们在七年前组织了一个小团队，每年中秋节前夕去看望县里的远征军老兵们。起初，县里健在的老兵有二十五位。2019年9月，只剩十一位了，经统战部认定了的，已只剩六位。

我们从仁和出发，辗转于村落间，最后到姚关，一共走访了五位。

最先去的是保场武侯村，经过我上初中时必经的一条路，下车后走了一段，来到一处院子，喊了半天，没人应。好久，才听到门边小屋内传出声音，探头往里看去，一股尿味儿扑面而来。靠墙一张小床上，被窝慢慢动着，一位老人从床上颤巍巍起身，头戴灰色鸭舌帽，上身着米色长袖T恤，袖子高高卷着，前襟往上捋，在胸口打一个结，下身穿一条藏青色长裤，扣子没扣。陡然发现，老人没穿内裤，有朋友慌忙站到门口，挡住老人的身影，直到老人颤巍巍扣好扣子，拄着一根木杈当拐杖，挪到门口来坐下……离开武侯村，去张家村，汽车在窄路上拐来拐去才到，到了不觉眼前一亮：一圈土基墙中间，一座小小的门楼里是两扇原色木门，一枝枝开得正盛的紫红三角梅从墙内探身出来，将大门顶连同墙头都遮没了。开门的是一对七十来岁的夫妇，笑着将我们迎进院子。院子很大，有大片菜地，还有大片花圃。知道我们的来意，夫妇俩让我们在花圃边的水泥地院子里坐了，这才将老人从屋里扶出来。老人头顶一圈白发，坐在圈椅内，背后是一大蓬百日红，他捧着学斌递上的去年给他拍的照片，笑眯眯地端详着，一口牙齿都还齐整……离开张家村，去复兴村。这村子我小时候经常来的，因老姨太家在这儿，如今她过世多年了，我也很久没到过这儿了，但对这村子仍然很熟悉。我们要去的人家，开着一间小卖部，经营者是一位七十多岁的男人，他让我们从小卖部进到后院，哇，是一座更大的院子，至少得有一亩地吧？我们要拜访的老人就在院子边坐着，边上也很多花。老人瘦削，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一顶鸭舌帽，浑身清爽整洁，说话轻言细语，不断让他儿子拿东西给我们吃……离开复兴村，走不多远，就到热水塘村了，问了几处，才找到要拜访的老人，这家人多，男男女女，说说笑笑，很是热闹。老人需撑着助步器行动，须发皆白，戴一顶咖啡色帽子，藏青外衣敞开着，露出里面大红色的、带盘扣的棉布衣服。老人坐屋角沙发，不怎么言语，仿佛在认真听满院儿女讲他的故事……离开热水塘，要走的路就远了，穿过县城，往南上山，到摆榔大黑石头村。这家的院子没那么大了，但房子很新。老人不在，是出门闲逛去了。至于去的哪儿，不知道，只能等。闲来无事，帮人家喂了牛很多草，牛快吃撑了，老人才回来。老人戴深咖啡色绒毛帽，穿着带毛领的长衫，神情严峻地指给我们看他手上的枪伤。我们看他的各种奖励证书，算了算，他这辈子在战场上有可能杀了一百多个敌人……从老人家出来，天色向晚，迎面一座高山，山影沉沉，仿佛无路可走。等我们转出大山，往县城去，天黑下来了，几颗星星浮现天边，远处坝子里的县城明晃晃一片。

这五位老人，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名字，依次是：

段学成，隶属93军，参加河口战斗、越南受降；

王金学，隶属71军87师，参加松山战役；

段绍舜，隶属60军184师551团2营，参加收复腾冲之战；

赵文富，隶属91军高炮团，参加滇西反攻；

蒋之清，做过民夫，也入伍参加过远征军，后又成为志愿军。前四位都已九十七周岁，最后一位九十周岁。

10月，我去往缅甸曼德勒、眉缪等地。这异国的风景，不再是单纯的风景了，我知道，八十年前，这些地方都和一场又一场惨烈的战事紧密相关，至今还有一些经历其事的老人滞留此地。导游缪缪就说起过一位，说他娶了当地的姑娘，如今已儿孙满堂。时间仓促，我们没来得及去看看他，只能遥祝老人幸福。

2020年，因为疫情等原因，我没能回老家。这年8月13日，得知老兵段绍舜去世了。同年11月12日，云南最后一位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罗开瑚去世了。

2021年，我仍没回老家去看老兵们。

2022年9月，中秋节前夕，我终于再次和学斌他们一起，去看看老兵们。此时，全县只剩四位老兵了。三位1923年出生，一位1927年出生，都垂垂老矣，几乎没法交流了。段学成老人还活着。想起上次见到他时，他有些昏聩的样子，不禁让人感叹他生命的顽强。王金学老人没法像上次那样到院子里跟我们聊天了，但他艰难地坐在屋门口的椅子上，捧着我们送上的花束，仍然笑得很开心。还有两位老兵是我上次没见过的。一位是深山里灯塔田村的杨永仁，1923年生，先后隶属71军88师262团和28师82团，参加过松山战役，他常年卧床，我只能站在门口看他一眼；一位是大竹棚村的段学秀，1927年生，隶属龙潞游击队后勤部队，我蹲着跟他聊天，手和手握住时，他的手是那般干爽温软。

今年呢？今年9月，怕是很难再回去了。即便能回去，又能见到几位老兵？“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这是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后发表的告别演说里的一句话。麦克阿瑟在说出这句话时，想到的是哪些人的面孔？当我看到这句话，心里立马浮现出老家的远征军老兵来了——一天一天，他们确实是在不断凋零，但他们真能“不死”吗？

这段历史越来越遥远了，很多细节越来越模糊了。但我们得明白，历史不是只由课本上的那些大人物构成，更主要是这许多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是他们，构筑起历史进程的坚牢基石。时间在给了他们苍老的面容、在不断抹去他们各各不同的名字的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远征军老兵。这是一种荣光，也是一种遗憾。我想，我们仍应竭力穿透时间的迷雾，去看到一个一个真实的人，去看到具体的牺牲，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忘记我们的民族遭受过的巨大苦难。

2023年6月7日4:39:51  

补记：

写这篇短文期间，我开始骑自行车。过了一个月，从上海骑车出发，历经三千六百公里，过抗战公路二十四拐等，耗时三十三天，于八月十日抵达施甸。几日后，和学斌联系，想再去看看抗战老兵们。想着，去年还剩四位，今年怎么着也得剩一两位吧？不久学斌的妻子阿娇打来电话，说，核实过了，老兵们都过世了。

学斌自2012年开始去看老兵，阿娇自2015年去看老兵，我2019年开始去看老兵，施甸的老兵们从最初的三十多位（最初有些不敢承认自己是抗战老兵），到我去看时的十三位，到去年，四位，再到现在，都已归去。

2023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七十八年了。我和学斌、阿娇，还有他们五岁的儿子大柠檬，去看抗战老兵段学秀的遗孀。这天有朋友从隆阳区过来接我去做个讲座，管不了了，且先去看看老人。天落雨。老人病了，不在家。再往中医院。雨越来越大。病床是空的。老人在楼下吃饭。朋友开车到了医院等着。时间很紧，来不及等老人吃完，穿过落雨的院子，到楼下看老人。老人还能喝鸡汤，吃鸡肉，真好。就这一眼，瞥见那段历史的一个背影。

到隆阳区，几次在讲座上提起抗战。在这片土地上，那些永远年轻的士兵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些苍老的灵魂，在熬过无数夜不能寐的日子后，吐尽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青山脉脉，皆可埋骨，枪声隐隐，一个时代已然悄无声息地远去。

2023年8月15日2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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