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在想什么》[韩]李圭泰 著 赵莉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冬季恋歌》到《来自星星的你》，从HOT到EXO，韩国流行文化席卷中国十余年。为什么“韩流”会如此汹涌？本书从自然风土、历史传统、文化习惯、衣食住行等宏观与细节方面比较韩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同，试图解释韩国人为何会形成固有的、极具代表性的意识结构。从中也可以看出曾经的韩国人与如今的中国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作者是韩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他的专栏创下了韩国新闻媒体历史上最长的连载记录。

韩国人的“名品控”

LV包作为世界一流品牌，曾经是贵族的专利。然而我曾经看过一则法国当地的报道，说巴黎的LV总店从凌晨开始就挤满了排队的韩国人。该报道用了极具反差的标题——“巴黎街头难觅LV包”，突出反映了韩国人追求名品的心态。同样，几年前曾有一则新闻说，韩国人在香港买的劳力士表大部分都是仿品，这体现的也是韩国人的这种心态。

以前看过一篇随笔，里面有一段说一位女士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聚会上十一个人中有四个戴着迪奥的蜻蜓眼镜，三个人围着皮尔·卡丹的丝巾。戴着劳力士或者欧米伽手表，拿着杜邦或者登喜路打火机，系着迪奥或者温布利领带，这些对韩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趋势。

理由之一就是韩国人对于“名”的狂热。“名”并不是求之即得的，而是得到了“分”之后顺其自然得到的。但是，韩国人对“名”的热衷和与其相对应的“分”却相去甚远，因此陷入只要得“名”，“分”就会随之而来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怪圈中。有名气的东西或者一流商品，它们的耐用性或者设计一般来说是不可能差的。然而，韩国人对名品的渴望并不是因为这些方面，而是因为它们的名气。

购买杜邦打火机并不是冲着它易打火和经久耐用的品质，而只是冲着“杜邦”这个名字。戴迪奥的蜻蜓眼镜不是因为它更好看，更适合自己的脸型，而仅仅是因为它名为“迪奥”，才费尽心思想要拥有。如果有一款打火机和杜邦的成分一模一样，有一款眼镜和迪奥的品质一模一样，但是却贴上了国产的标签，就肯定不会引起这种狂热了。这是因为韩国人认为，只要追求“名”，就能得到与之相应的“分”。

韩国人不仅追捧商品的牌子，他们还想要在自己身上贴上权威或一流的标签。就像谁都能用登喜路一样，谁都能上一流学校的时代已经到来。父母因为自己没能进名校，就想要把子女送进去。但是，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认真考虑这所名校里什么专业有哪些有名的教授，这对子女或自己的提高有什么帮助等问题，然后再进行选择的人很少。选择它，仅仅因为它是名校。

不管是大学还是商品，其内在都是无所谓的，社会赋予其的重要性和名声才是关键。对“名”的热衷导致了韩国的学校教育与其传道授业的根本目的渐行渐远。

即使说韩国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高考也不为过。虽然高考对教育做出了多大贡献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认为高考比教育本身更重要。这不仅使得我们将自己局限于高考这条捷径上，也逐渐腐蚀了教育的本质。考试之所以变得重要，其最大的原因是我们重视“一流”的名头和大学毕业的名声，而非重视在大学中实际上学了什么。

我们就不说中考了，就连高考也完全是从教科书中出题。无论是知识还是感情，或是个性，所有东西都被限制在了教科书狭窄的条条框框中。即使是大学也要严格按照教学规划进行教学，绝不允许出现有个性的学生或教师。韩国人就像是待浇铸到模型中的铁水一般，调整着自己以适应外界的权威或说是“名”这个模型。因此，韩国社会的评价标准就是一个人所形成的模型的“名”和这个“名”的重要性。这与过去以身份来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盲目追逐新潮流的消费结构

有一次去伦敦旅行，因为必须做一次正式的礼节性拜访，我只好去了一家理发店。当然以我的习惯，我去了一家离大道较远的、稍微偏僻的、不入流的理发店。

一进去，眼前的座椅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座椅已经老旧得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通身被磨得光滑。在韩国，美发店的座椅就像牙科医院的座椅一般，装备复杂、装饰高档。当我坐到没有坐垫、硬邦邦的椅子上，我又一次惊叹了。因为手臂接触到两边的扶手时，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扶手有凹进去的感觉。我又特意看了下这光滑的凹进去的部分，发现它并非人工制作，而是岁月流淌，无数的人坐过后留下的印迹，那凹进去的部分正是岁月的见证。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问店主这把椅子是什么年代的。店主看起来有近六十岁，他回答说，这是1890年他的曾曾祖父开理发店的时候置备的。就这样，子承父业，代代相传，这个理发店已经历经四代。他还说，从未想过要把这座椅换成新式椅子，并打算将其传给自己的儿子。

在韩国，理发店总是频繁地更换座椅。从手动的到电动的，从洁面的到按摩的，始终紧跟潮流。由此可知，欧洲的消费需求结构与韩国和美国都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受到英国家庭的邀请，或是到韩国朋友租的英国房子里去参观的话，就会发现，英国人家里的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等几乎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

家具也是如此。如果说韩国家庭的家具是十年一换的话，欧洲家庭的家具就是百年一换。使用的历史之悠久可见一斑。

我曾经特意去伦敦的电器杂物店参观。在那里，能看到很多最新型的商品，也能看到只有在韩国殖民地时期才能看到的陈旧电器配件。因为在英国仍然有很多人在使用五十年前生产的电器，所以这些配件仍有市场。欧洲的消费就是如此。不管多破旧，只要尚有可用价值，欧洲人便会持续使用。

韩国的消费与“实用性”无关。无论是洗衣机、电视机，还是家具、汽车，总会有最新产品不断涌现。眼花缭乱的新品开发造成了“喜新厌旧”的大众消费文化。换句话说，在韩国，物质上具有耐久性的器材在文化上却无法持久。

不看实用只追潮流的消费倾向造成了广告的泛滥。美国和韩国都是如此。在英国、法国和北欧，广告甚至出现“负增长”的趋势。当然，伦敦的地铁和电梯两旁也能看到广告的踪迹，报纸上也有专门的广告栏，电视上也不乏商业广告的身影。但是，相比韩国广告的“横行霸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他们也不会像韩国那样强调广告的商业性。

两种消费方式的差异如此之大，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阐述。

首先是时间观念不同。大体上，与欧洲人相比，韩国人的时间观念更强，生活节奏更快。具体表现在韩国人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泥带水的习惯上。因为过了这个时间段，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处理。

第二是对幸福的理解。对于韩国人来说，“幸福”永远是属于未来的概念。在别人眼里幸福的人，可能他并不感到幸福。在他们心中，幸福永远是他们前方尚未达成的目标，“现在”只不过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韩国人和美国人都活在对未来幸福世界的期待中，所以他们不会满足于现在所享有的各种家具、洗衣机、电视、冰箱等。他们向往更大、更好、更贵的东西，并被慢性毒药般的欲望所挟持。他们的“不幸”与客观条件无关，而是来源于自己的主观判断。

有学者曾以伦敦郊外的贫困劳动者和农民为对象，做过这样的问卷调查。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的收入比现在增加一倍的话，你会做什么？有意思的是人们似乎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冒”。“现在的收入，已经很满足了”，“比起钱，我们更向往自由”，“我会用那些钱来打理玫瑰花”等等，他们的回答表现出对现有生活的一种满足感。

韩国人对外国产品和新事物敏感的习性，可以通过以上幸福观的差异略知一二。

对二手货的观念也是如此。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在物资丰富的美国，人们随手扔掉陈旧的物品是理所当然，甚至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错了，比起美国人，韩国人更爱扔东西。

在韩国，撕破的牛仔裤之所以流行，只是因为“崇洋”。对于美国人来说，那个既不是美，也不是流行。破牛仔裤的文化其实是穿着破旧也可以若无其事的二手文化的派生物，与美和流行是无关的。

韩国人对于别人穿过和用过的东西，有唯恐避之不及的倾向。他们不是从物理上，而是从精神上看待带有他人体味的二手物品。即，将二手物品看作是承载着前主人灵魂的载体之一。他们并不认为某个人穿过或用过的痕迹仅仅是物理存在，而认为这是一种神秘的超现实存在，是不可侵犯的神明领域。

因此转变对二手货的看法，是节约消费和勤俭节约的内在促进剂，也是需要亟待开展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