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言

■鲁枢元

日前接李嘉言先生的哲嗣之禹兄寄来嘉言先生的《长江集新校》一书，不禁又引起我对许多往事的追忆。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叙述我第一次见到嘉言先生的情景，那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对我的人生道路却产生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我把它看作我一生中罕见的一道“灵光”，一道从幽冥中闪现的“灵光”：那时我还在开封一高读书，夏季的一个黄昏，我随李之禹到他家中取一点什么东西。有段时间我与之禹过从甚密。李家住在校外的惠济河岸边，是河南大学为教授们盖起的新宅，一律平房独院，我记得那天有些阴晦，而且已是暮霭沉沉，屋里面却显得很明亮。门里的东屋，是之禹父亲嘉言先生的书房。先生正伏案翻书，我们怕惊扰他，像小狗一样弓着身子从书房门前掠过，连正眼看一下都没有来及。然而正是这匆匆一瞥，时间怕只有一秒左右，却在我心头停驻下来：柔和的散发出温暖的台灯，四壁满装图书的书架，散发出芬芳的笔砚，书案前若有所思的学者。我几乎听到自己心里发出呼喊，我也要做这样的人。

那时候听之禹讲过他的父亲李嘉言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朱自清先生的助教、西南联大的讲师，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遗产》的编委。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了什么新书，总是先把书单寄到他们家来。一篇文章考证了楚辞中的两个字，稿费寄来一百多元，那可是一般人三个月的工薪……没有想到，两年后，我真的成了他的学生。

1963年秋，我进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时的河南大学，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专院系调整，已由河南大学缩编为河南师大进而降级成开封师院。俗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河南大学虽然变成了开封师院，所幸还有一个阵营可观的教授群支撑着，如任访秋、华钟彦、高文、万曼、于安澜、吴鹤九、王梦隐诸位先生，而李嘉言先生正作为中文系主任，统领着这一局面。

中文系的教室、资料室、教研室、行政办公室全在十号楼，那是一座红砖建造的四层楼，刚刚盖起不几年，是当时开封城里最高的楼房。我就是在这座楼的过道里，再次见到李嘉言先生，他正在和一位教师谈论着什么。较之那次“惊鸿一瞥”，这次是“定睛细看”了，嘉言先生高高的身量，偏瘦，有着豫北人的肤色与口音，神情庄重却又透出和善，言谈沉著而又使人感到亲切，正是我心目中的大学者的形象。

那时，嘉言先生并没有给低年级学生开课。听上面六零级的同学说，嘉言先生正在给他们讲《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已经讲了半个学期，并誉之为“楚辞专家”，那种深得名教授真传的幸福与风光溢于言表。我为了将来听嘉言先生的课提前做好准备，特地到图书馆借了《楚辞集注》，同时用当时称得上“豪华”的白油光纸自己订了一个札记本，生吞活剥地啃读起来。后来我还在东大街的旧书摊上买到过一册马茂元先生的《楚辞选》，多年后在搬家中丢失了。读《骚》自然是不得要领，领会最深的只是“吾令羲和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中的后半句。这半句对我至今在学术的“漫漫”长途上求索不已似乎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算起来，也该归之于嘉言先生的言传身教。

进入大学的第二年的冬天，中文系的师生便停课参加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开始时是“小四清”，地点在豫西巩县的黑石关镇，我所在的生产队叫“大北沟”，与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孙先方老师同住一个窑洞。孙老师是一位忠厚书生，一位做学问的人，四清时住在窑洞里还看专业书，是唐诗。他说嘉言先生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其实还不在“楚辞”研究，也不在于他曾涉足的佛教与元朝文学，而是在唐诗研究。

“小四清”完了是“大四清”，阶级斗争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狼烟四起，整个古老校园陷入熊熊烈焰之中。在十年浩劫的第二个年头，嘉言先生便不幸去世，享年仅五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嘉言先生与中文系的其他一些教授还不完全相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属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真诚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然而也仍然没有逃脱那场浩劫，究其原因反倒是因为他学问做得太好，太深，于是当然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如今我与之禹都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他赠送的这部关于贾岛研究的《长江集新校》，为“百年河南大学国学旧著新刊”丛书之一种，是嘉言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贾岛，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显著地位的一位诗人，苏东坡对与他同时代的诗人曾有“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的品评，然而对其诗歌成就的具体理解历来又褒贬不一，褒者谓之“峭拔莹洁”“意在言外”，虽善雕琢而字字精透；贬者谓之“怪癖狭窄”，“苦寒而近酸涩”。尽管褒贬不一，贾岛诗歌对于清扫大历以来绮丽浮弱的诗风功不可没，对于后人的影响也是持久悠远的。我自己在童蒙时代就知道“僧敲月下门”与“一吟双泪流”的典故，以及“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佳句。这样一位诗人，以往的专门研究却并不充足，不但比不上元、白，甚至也比不上与他齐名的孟郊。嘉言先生的贾岛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开导先河的功绩。我有时猜想，这或许是受到朱自清、闻一多二位先生的直接点拨，因为那时他正在二位先生身边，被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助教。

此书的学术价值，不是我这古典文学研究的门外汉所能置喙的，令我深受感动的是前辈的治学精神。书中附录的《贾岛年谱》，连同附写的五篇相关文章，其实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共不过十万字，而嘉言先生从1936年春开题，到1941年部分发表，再到1947年付梓成书，整整用了十年时间，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四易稿成，五经寒暑，三移厥居”，况且其间正逢抗战时期，长年漂泊流转，做一位学人需要多么强大的“定力”！校注贾岛的《长江集》，继《年谱》之后，又持续了将近十六年，而且先生临终也未能看到此书出版，这样的治学决不是如今的所谓学者专家所能望其项背的。

“每把式微篇，临风一长咏”，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年头，我们每个人都应对照前辈学者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还有多少优良学统的血脉！前辈学者身死名在，我也尝以曾经沾及先贤甘露而窃窃自喜，记得在课堂上曾向我的学生炫耀：你们知道自己与胡适、朱自清、闻一多的距离有多远？不远，中间就隔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再就是我的两位老师任访秋先生与李嘉言先生，他们都是胡、朱、闻等前辈大师的嫡传弟子。然而扪心自问，我又承继了自己老师的几多学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