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奥巴马母亲的传奇》

[美]詹妮·斯科特著

张蕾芳 张悦 李鸣燕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九年，奥巴马在普纳荷学校毕业典礼上，与母亲安合影。

人人都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一位黑人父亲，却不清楚他的母亲是一位白人女子，而且有着耐人寻味的人生传奇。这本传记以二百多位家人、亲戚、朋友、老师、同事的回忆和资料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奥巴马的母亲，真实而精彩却始终孤独的一生。本书也展示了单身母亲的教育经验。奥巴马小时候就希望将来成为美国总统，而他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只有母亲，没有父亲。这位母亲是如何做到的？怎样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位美国总统？“没有别的，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严格约束，她相信“他甚至能当总统”

据玛雅(奥巴马的妹妹)说，安(斯坦利·安·邓纳姆，奥巴马的母亲)特喜欢拥抱，一天内会上百次说“我爱你”。她的儿子多年后写道:“她喜欢把孩子———不管哪个孩子，抱在膝上，挠痒痒，或跟他们玩游戏，检查他们的手，努力找到骨腱和皮肤的奇妙之处，为找到的真相开心不已。”

卡蒂·沃纳在玛雅九岁时跟安住了几个月。她说，安对上床时间要求不严，但对孩子早起时间有要求。她喜欢开玩笑而不是唠叨。一涉及孩子们，她就容易感动得潸然泪下。她对良母的角色扮得很认真，虽然有时会自嘲影响力不够，正如她对印尼朋友说的:“在要求孩子用牙线洁牙这方面，我这个母亲做得很失败。”

安对她认为最重要的事热情高涨，这些包括诚实、刻苦、对他人负责。她告诉同事，她把为公众服务这个理念灌输给了儿子。凭借巴里(奥巴马)的聪明和所受的教育，她要他有不可推脱的回报意识。她要他从她多年后才领悟的态度和价值观起步。

“你想成人，”奥巴马记得她说，“就需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诚实——罗洛(安的丈夫)不应该在税务人员来的时候把冰箱藏在储藏室里，即使人人都这样做。公平公正——在斋月期间，富有的学生家长不应该给教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不能为自己取得高分而骄傲。直言不讳——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你生日买的衬衣，就直说出来，而不是揉成一团掖在衣橱的最下面。独立判断——其他孩子嘲笑那个可怜孩子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该嘲笑他。

正如奥巴马所暗示的，如果说安的有些价值观来自中西部，那么，也有些来自爪哇人。印度尼西亚大学人类学学者把理想的人类美德列了一个清单，其中包括“与他人和睦相处，尽可能地帮忙，与邻居分享，理解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如有必要，安会不遗余力地推行她的想法。安的同事唐·约翰斯顿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职业操守反映了安的标准。“据她说，她严格地约束巴里，包括应该体罚的时候照打不误。”男佣萨曼用印尼话说，如果巴里没完成外婆从夏威夷寄来的家庭作业，安“会把他叫到房间，用他父亲的军用皮带抽打他”。

萨曼说，一天晚上，他和巴里准备睡觉，巴里当时八岁或九岁，要萨曼关灯。萨曼没去关灯，巴里朝他胸部打了一拳，他没理会，巴里又更重地打了一拳，萨曼回了一拳，巴里便高声哭起来，以引起安的注意。但安没理他，她似乎知道巴里理亏，否则萨曼不会打他。

“不允许我们粗暴，不允许我们小气，不允许我们傲慢，”玛雅说，“我们必须带有某种恭敬的态度，并且心胸开阔。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如果我们说某人的不是，她会讨论那人的立场。或者，‘你怎么看?，这是她总是对贝拉克(奥巴马)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常被他提到。‘好吧，如果这样，那样，或者……你怎么看?　那件事会让你想到什么?，总之是非要把我们朝感同身受那个方向引，不允许我们有自私自利的想法。这是她常做的事，从不间断，每天都有。”

安尤其相信贝拉克拥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她常夸他有头脑、有出息，如何勇敢而大胆。东西中心的本吉·本宁顿说:“有时候，说起贝拉克时她会说，‘我儿子聪明极了，在这世界上只要他想做的事他都能做到，甚至可以当美国总统。，我记得她说过。”

“你长大后想干什么?”据男佣萨曼说，一天晚上罗洛问巴里。

“做首相。”巴里回答。

送子回国，她让他“确定了美国人身份”

对安来说，作为家长，没有比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事。但这不是简单的事。因为他们住在印度尼西亚，她希望她的孩子了解这个国家，拥有印尼人朋友，而不是在外国侨民的泡沫里长大成人。她希望他们得到她有过的机会，包括上名校的机会。为了这一点，他们必须在学业上做好准备。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的印尼学校不理想。学校数量不够，政府控制着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很弱。当地的西方人把孩子送入雅加达国际学校，那里的教育水平最高，但学费很贵。学校里基本上没有印尼学生。在雅加达，没有多少安看得中的教育选择。玛雅五岁左右时，安把她送进一所双语托儿所，这是一个美国牧师的夫人开办的，教师有西方人，也有印尼人。玛雅的两种语言说得都跟母语一样好，但这种学校和经历在雅加达很难找到。

对巴里，安试了两所印尼学校，一所天主教学校，一所穆斯林学校。虽然她最后还是把他送回夏威夷，但这两所学校的经历未必没留下痕迹。当时与安同在爪哇工作的人类学学者迈克尔·达夫告诉我，爪哇人特别看重自控力，“你靠不流露情绪、不高声说话、不乱动来显示自己内心强大。”自控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印尼学校反复灌输给学生的东西，是用一种取笑的方式来完成训练的。“一个孩子如果受不了被取笑，就会被人家取笑得更厉害。如果他不理会，取笑就会停止。我们的大使说贝拉克就是在印尼学会了不动声色，”凯·艾克兰纳加拉说，“你如果气坏了并表现出来，你就输了;如果你一笑了之，没有其他表示，你就赢了。”

正如奥巴马所说的，安对待他前程的态度有所变化。

她总是鼓励我尽快融入印度尼西亚文化之中:与其他美国孩子相比，这能让我更加自足自给，更能给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而且也比美国孩子懂礼貌得多。她教我鄙视无知加傲慢，这往往是海外美国人的特征。但现在她像罗洛一样意识到美国人和印尼人的生存机会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她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应该站在这条分水岭的哪一边。她决定了，我是美国人，我的实际生活在别处。

安把巴里送回夏威夷学校的努力，在《我父亲的梦想》里再三提到，在演讲中也反复说起。奥巴马写道，一星期五天，安在凌晨四点走进他的房间，强迫他吃早餐，在他去上学之前教他三小时英语。他要是不干，安会说:“小东西，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去野餐。”

1970年代早期，安对当时九岁的巴里说，他必须回夏威夷去。他将去檀香山市跟外祖父母住在一起，到旁那霍学院上学。这是一所名望很高的预科学校。奥巴马说，只是通过斯坦利的老板加校友的干预，学校才对他的申请给予考虑。“她曾经说，到了我该上美国学校的时间了，”他写道，“我把函授课程从头至尾好好地复习了一遍。她说她和玛雅很快会到夏威夷跟我会合——最迟一年——她打算圣诞节过去。”

她把他送走，让他独自一人跨越半个星球。就像他后来在《我父亲的梦想》里所描述的那样，安的一个朋友，印尼副机长把他带进飞机，“她和罗洛和我的新妹妹玛雅站在大门旁。”

奥巴马后来回忆起那些连续不断的搬迁。他说，当时他没像若干年后那样意识到，这要花多少路费啊。

“我觉得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是很苦的，但当时我没意识到这点而已。”奥巴马说。他蜷缩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椅子上，说到母亲时，一半带有爱意，一半带有批评性的疏离，“我上中学时我们又一次分开了，那时我已经大了许多，能够说，‘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决定。，但现在做了父母，回过头去看，我能看到——你知道吗?　——这真苦了孩子。”

在雅加达的那些岁月都给他们留下了痕迹。对安来说，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她会不断地以人类学学者和发展顾问的身份返回雅加达，而她过去在雅加达的经历使她对印尼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极强的洞察力，西方导师中没有几人能与之匹敌。她绝不会采用典型的外国侨民的态度———占有、傲慢和执意把最后决定权握在手中，她也绝不会变成那些浑浑噩噩的“爪哇瘾君子”或“爪哇怪胎”。她经历了这个国家的黑暗时期。她曾像印尼女人那样生活过，不时地担心无法喂饱、保护和教育自己的孩子。“她知道如何解决其他侨民还未看见其存在的问题。”

不管好坏，巴里也是这样塑造出来的，这将伴随他的一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在印尼的同事约翰·雷恩特里也在国外抚养了两个孩子，他说，安因为自己的选择，给了巴里两条重要经验:首先，她让他尝到了历险的滋味，给了他机会，使得他靠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而变得视野开阔、内心强大;其次，让他回美国，在国内度过他的青春期，她让他确定了自己是美国人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