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

苏北手抄汪曾祺小说的笔记本

苏北

三十年前，我开始爱好文学。先是看地区小报上的散文诗，有写花的，有写草的，写我们县城边上的高邮湖的。一两百来字，文字都很美。我摹仿他们，也写了几篇，投到地区报上，可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后来我受我的一个同学影响，知道还有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他给了我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我按照上面的节选，去买整本的作品回来，有《复活》《老古玩店》《德伯家的苔丝》《前夜·父与子》和《茶花女》等等，我生吞活剥看了十几本，除培养了一点自负和傲慢的气质外，皆不得要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我们地区的许多文学作者。在交流中，第一次听说了汪曾祺的名字。找来他的作品一读，第一感觉，这个写作的人，他写的故事，离我们县不远。他的语言，很多方言，和我们县的人(特别是我乡下的亲戚)　口中说出的十分相似。看了《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等小说，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就迷上了汪曾祺这个名字。稍后些时候，《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集》也出版了。

我得到了一本　《晚饭花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晚饭花集》用大半年时间给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我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抄。有心得了，就在边上用红笔进行批注。在县里的银行，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查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办公室生锈的铁窗外面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春天一树紫色的大花，夏天一窗子的绿荫。我坐在窗下吭哧吭哧，兴趣盎然，抄到会心处，感到特别幸福，觉得自己同别人不一样。

就这样，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晚饭花集》抄完了。后来我知道汪先生在北京京剧院工作，一激动，就把这四个笔记本给寄了过去。寄过去并没有得到回应。不过，不多久，我也把这事给忘了。

1989年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汪先生来讲课，得以结识了汪先生。有一次我问他：“我曾给您寄过四个笔记本，可收到过?”汪先生嗯嗯噢噢的，我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收到没有。

又过了几年，一次我到北京公干，到他蒲黄榆的家里去看他，在那吃了午饭。在聊天中，汪师母对我说：“老汪写了一篇小文章，把你当年抄书的事给写了一下。”

我一听很是惊讶，同时又十分高兴。师母接着说：“等报纸出来，到时候我寄一份给你看看。”

就这样我回到县里大约个把月，就收到一个包装得很厚实的邮件。我见信的落款是“北京蒲黄榆”，就知道是汪先生寄过来的。

我急切拆开一看，所寄是一本汪先生题签赠送的　《旅食集》。书内夹着一份剪报和一封汪师母写的短信。

师母写道：立新同志：

今天收到《文汇报》“笔会”上刊登的老汪的文章，里面不指名的“点”了你一下，我记得答应给你看一看，现在寄来。最近比较忙，所以老汪送你的《旅食集》也寄晚了。

你和爱人、孩子都好吗?什么时候再到北京来?　老汪为应付约稿和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另给你信了，要我代他向你们问好!

施松卿

1月7日

信虽简短，可情意真切。口气仿佛是给子女写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一个长辈对晚生的爱护。同时，也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涵养和风范。

我展开剪报，那是发表在1992年10月25日上海　《文汇报》“笔会”上的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对读者的感谢》。汪先生在文中写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浙江的大学生来信，谈他读了《七里茶坊》的看法，汪先生认为所谈极为中肯。第二件是，一个叫梁辰的邯郸读者指出《吴三桂》一文在纪年上搞错了，张士诚攻下高邮应该是1353年，而不是1553年。汪先生在文中说：“我完全同意梁诚同志的意见。我从小算术不好，但作文粗疏如此，实在很不应该。”

当写到我时，汪先生说：

也是几年前的事了。我收到了　一个包装得很整齐严实的邮包。书不像书，打开了，是四个笔记本。一个天长县的文学青年把我的一部分小说用钢笔抄了一遍!　他还在行间用红笔加了圆点，在页边加了批。看来他是花了功夫学我的。我曾经一再对文学青年说过：不要学我，但是这个“学生”，这样用功，还是很使我感动。

汪先生说“我曾经一再对文学青年说过：不要学我”。这完全是真诚的。因为他在其他场合，也曾几次说起过这样的意思。同时他又说“这个‘学生’，这样用功，还是很使我感动”，说明一个人被人喜欢，还是十分愉快的。

我那时年轻，不知深浅，一股脑地想往前冲，以为学了点皮毛就能模仿出一个汪曾祺。现在看来，汪曾祺真是不能学的，而且也没法学。有许多人知道这一代人是一座山，还故意绕着走呢，自己弄点新奇古怪的，以引起文坛的注意。

汪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古典文学普遍比较好。说穿了，就是童子功好。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所缺乏的。学养这个东西，补起来很困难，它就如含玉在口、含珠在蚌，那不是一时一刻可以解决的，那是一个天长日久的事情，那是从小习得，之后内化到身体里、血液里、骨髓里。它是一个自然流淌的过程，硬学是学不来的。

《对读者的感谢》，现在已收到《汪曾祺全集》散文卷(第五卷)中了。在先生生前，他自己编过好几本自己的散文，比如百花文艺的《汪曾祺自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的　《蒲桥集》，他都没有选进去。估计他自己觉得，选这样的作品，“瓜田李下”的，有自吹自擂之嫌。

时间又过去许多年了。汪先生已去世很久了。有一年，是高邮举行汪曾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包括邵燕祥、范小青、叶兆言和毕飞宇等许多作家都去了。汪家三姊妹也从北京回到了高邮。活动结束，我们一行到扬州瘦西湖去游玩。在瘦西湖的长堤到徐园的道上漫步，正是五月好季节，长堤春柳，春光满目。我和汪朝边走边闲聊，不知怎么又扯到我当年抄书之事。汪朝姐说：“那四个笔记本好像还在我们家里，搬家时没有丢掉。我回去找找，如果找到我就寄给你。你自己好好保存吧!”

没想我回来不久，就收到一个快件，我就知道是我那旅行了二十多年的笔记本了。

我急切地打开，那四个笔记本完好地摞在一起。它依然像新的一样，干干净净，一点没有受损的痕迹，仿佛时光在它的身上停留了一般。它并没有随着岁月老去。我打开其中的一本，字迹依然那么清晰。那可是我青春岁月的生命呵，现在它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我现在从书橱中抽出这四个笔记本，随手翻着，它们确实都发黄了，快三十年了。那些抄过了的小说，还依然那么熟悉。《鸡毛》《晚饭后的故事》《八千岁》《职业》《金冬心》，等等。我是编了目录的。数数大约有三十多篇。抄完的那一天，我在文尾写了几句话：1987年6月10日抄毕。《晚饭花集》全文约十七万字，历时三个月。

我专注地盯着那些红红蓝蓝的笔迹。那些字迹还那么的清晰，而我人却又老又旧了。汪先生都已去世快二十年。我，也五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