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结识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

那天，我从301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时我家就住在医院生活区，编号9号楼。共四家人挤在一单元一层西侧，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单元五层楼共用一部电话分机。

记得那天是刚吃完饭，我听到三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我应声穿着拖鞋就往楼上放电话的地方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那时，30l医院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公室的值班护士，她在电话里没有问我在干什么，也没有说其他事情，就是让我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一跨进大门，我就看见了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的保健任务，还有刘轩亭院长、白崇友政委。我气喘吁吁地走过去，他们告知有重要任务。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三个人，都很严肃，南楼的四周也都布置了警戒，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我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推过来。车门打开，我看见曾经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见到的，而最近却没有了消息的人物——邓小平，从车里出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当时我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位久已盼望和无限崇敬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和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特别注目。他仍然穿着我们后来常见到的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痛苦，但依然精神矍铄，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在他的举止之间。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到了病房。

我知道，首长到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从他脸上的一丝凝重我已经感受到他不大舒服，既然院领导让我来，我便立刻进行问诊。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管是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老百姓，我只要一穿上白色工作服，就是面对一位患者，提问题都是单刀直入。“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

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川音说了其不适的症状。他的回答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很操心，补充了首长何时感受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都只说了症状，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理。

等他们都说完后，我又问了几个问题，进行了检查，感到情况不妙。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心里有了基本判断。我向院领导汇报后，院领导都是内行，都点头赞同。然后，我提出进行会诊。

经请示后，我立刻到值班室打电话，请示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泌尿外科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体不好，已近70岁了，而且身患癌症，心脏也很不好，所以一般事情由我操办，但关键时刻还得请他出场。同时，也请我的搭档，主治医生周柏铭及内科曾诚富主任一起会诊，通过摸、查、问，也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断和治疗方案。

那一夜我在医院没有回家，一直守候在病房。给小平同志进行了紧急治疗后，他安稳地休息了。见到他眉间痛楚的释然，我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有一点必须向读者介绍。我是1950年选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学习，毕业前分入协和医院实习。在实习期间，得益于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蔚然等一批权威名家的教导，获益匪浅。

1956年9月，我们一批人集体转到新组建的解放军总医院。1959年起，我受著名外科学和泌尿外科学专家、高教一级教授许殿乙的器重，师从许殿乙和吴阶平主攻泌尿外科专业。当时，国内这一专业人才不多，我还年轻，就把一腔报国热情化为勤学苦钻，靠不断的实践、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成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一名专家。在60年代末，我就为一批将军、英模和知名人士治疗。70年代中后期，在10位元帅中，我参与治疗的就有7位；10位大将中，参与治疗的有8位。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及友好人士的抢救、手术和会诊。神圣的责任心，使我钻研业务不敢懈怠，并在诊断病情方面积累了用手指检查病变，基本上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的经验。后来，海内外一些媒体上有“神指”说法皆因于此。

当天晚上，主要是为了减少首长疼痛，我没有进行指诊，只是做了应急处理。没有进行过细的检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请这一方面的权威吴阶平院长和我的老师许殿乙教授一起检查。

众所周知，吴阶平院长是我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领导者之一，国内泌尿专业的权威。我之所以称吴院长，是因为他担任过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这个医学院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吴院长不仅培养了许多人才，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印尼总统苏加诺等人进行过保健工作。请他来确诊，是对小平同志的病情高度重视和负责。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病房门口去等吴院长，他准时到来。一见面，我就介绍了首长的症状和我的判断。他对小平同志的身体情况比较了解，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吴院长到了，许殿乙主任也带病来了，有关同志都到场了，我们开始给小平同志会诊。

301医院南楼是新建成的楼，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没有开放，后来开了下面三层。据军委和院领导的指示，为了保密，也为了安全，安排小平同志住在五层，整个楼层都作为邓小平的病房。

安排在五层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以后也许要手术的话，出了中间走廊就能进入手术室，安全保密工作也好做。南楼走廊很长很宽敞，空间很大也很方便，安全方面也很有条件。中间走廊有一道门，是工作间、会议室、活动室、会诊医生办公室，到里面病房走廊还有一个门。单元房是高级首长用的，有专用电梯。

小平同志住进医院的第二天上午，我开始给他做详细检查。头天晚上，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我在治疗的过程中，给他灌了些麻药。我们应急处理之后，小平同志休息不错，脸上已经没有了凝重的神色，气色也很好。

大家进病房后，都向小平同志问好。他向大家微笑，卓琳同志热情地招呼大家，病房里的气氛很轻松。“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我们说什么，首长先发话了。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病很了解，态度明朗。见他有心理准备，吴院长和我们都说等检查完了再说。在他的默许下，我们开始了进一步检查的准备工作。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身的查体。吴院长同小平同志很熟悉，检查前，他告诉小平同志会不太舒服。“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小平同志的忍耐性非常好，很配合检查。我们接触患部，发现了问题，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经过检查和会诊，大家都倾向做手术，一次性清除。确诊和确定方案之后，我们先把情况通报给家属。家属很开通：把情况告诉他本人，没问题！我向小平同志通报情况。为了减轻他的精神负担，我在汇报时进行了准备，先通报了病情，然后介绍这种老年人常见病的现状，多数人都是通过做手术治疗。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说：“我早就说要做手术，没问题，做！免得以后麻烦。”我又代表医生询问了卓琳同志等亲属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们就确定准备手术。

手术准备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将情况报告上级，请求中央批准。这是规矩。二是确定手术方案。同时，麻醉、手术器械和参加人员进行全面配备。

关于在哪里做手术，我们还是动了一番脑筋。到外科楼手术室，路途长，不保密，也不安全。院领导和我们大家都决定在新建的南楼手术室做。新楼手术室还没有用过，需要消毒；灯光、器械需要配齐。什么都准备了双份，怕万一有情况可能要用。人员都确定了：麻醉科两个主任都参加，病房护士准备了双班特护，一共是八名护士。手术室除台上台下有两名护士，还配备了护士长，各项工作分工负责。准备工作非常周密。各种设备都进行了试用，手术器械和其他设备反复消毒，力求万无一失。

▲邓小平和孙辈们在一起

手术准备的日子，小平同志一直在病房休息，看书，进食正常。一层楼的病房只用了五间，首长一间，住6号房；卓琳住一间，我记得是8号房；我和内科的主治医生赵毅刚（当时他也是小平同志的保健区生）住5号房，护士们好像住在12号病房。

手术班子因为许殿乙主任岁数大了，由我主刀，我们科的周柏铭主治医生担任第一助手，医院还让普通外科陆惟善主任参加，因为他为毛主席做过保健工作，为陈毅元帅做过手术，他自己要求做第二助手。吴院长和许主任在手术台下做指导，心电监护由曾诚富主任和赵毅刚负责，麻醉由专家靳冰和宋运琴负责，大家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这中间，我们按照手术要求，对小平同志的家属和一般普通患者一样履行手续，请家属签字。家属很理解，痛快地签了字。

要给邓小平同志做手术了，院里只有几位领导和参与手术的人知道，南楼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些人问我：“你收了个什么神秘人物？”我们科室的人也是在两年之后，从别的医院得知这一消息。

我对家属也没有讲实情，我的妻子只知道我有重要任务，两个月不在家，不知道我为谁治疗。这是纪律的需要，我们都自觉遵守这一条。据我所知，后来这件事情传出来也不是301医院，而是从个别领导口中传出来的。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工作，精心准备。

邓小平同志和家人也积极参与了准备。

手术准备到最后，涉及一个环节，那就是要对患者理发、洗澡。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便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琳推荐女婿贺平．就是毛毛的老公来理发。我了解贺平，他是我们总后卫生部老领导贺彪的儿子，很能干！他在插队的时候学会理发。所以，让他带来理发工具，给首长理了发，还理得不错。我们规定手术前两天洗澡，因为前一天洗澡体温会有所波动，有波动就会有影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弄不清是感冒还是什么就很麻烦。洗澡的事也是贺平帮忙。

手术前的晚上，基本上万事俱备。我进行手术前最后一次例行查房。那是晚上8点钟左右，首长和夫人卓琳坐在沙发椅上，邓楠坐在靠近办公桌（每位首长屋里都有办公桌）的椅子上。看见我来了，小平同志和卓琳都让我坐着查房。

“你就坐在我旁边。”小平同志说：“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干什么，我没事儿。”

卓琳问我：“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小平同志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他转过来跟我讲：“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

说完，邓楠马上说：“对，我爸说得对！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家负责，你放心好了！”

小平同志又说：“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不要有顾虑。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真是特别感动。我从1956年当医生到此，不管是以前的首长或者是一般老百姓，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平同志非常理智，非常懂得心理学。因为他明白，他这样高级身份的领导，谁都不敢马虎，他让你精神上、思想上放松，这就跟打乒乓球一样，你要是紧张了，就不能正常发挥好技术。伟人就是不一样！

第二天，天气特别好，通过办公室的看台望出去，阳光特别明媚。我心情很好。我问首长睡得好不好？他满意地说“很好”。手术室护士请首长躺在手术室接病人的车上，卓琳、邓楠、毛毛和我一起陪着进入手术室。首长自己从车上挪到手术台上；曾诚富主任和宋运琴测试了血压，结果一切正常后，让麻醉师开始注射麻药。

为了避免进去的人太多，污染空气，我就请家属都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候，手术室里只有蒲副院长、吴阶平院长、许殿乙主任、曾诚富、赵毅刚、靳冰、宋运琴，还有护士、护士长及我们几个手术医生，台下差不多10个人。除了手术室里的人马，手术室外还有一支队伍。院里组织了有力的后勤工作，包括电源、供氧等，确保绝不突然停电和缺氧。他们不知为谁做手术，只管保证完成好任务。

上台前，我刷手消毒时，深吸一口气，然后保持平静心态，嘱咐自己一定要按正常操作，千万不要顾此失彼，更不要画蛇添足。

一切准备妥当，麻醉师先给邓小平同志进行了硬膜外麻醉。因为他自己坚持不要全麻，我们就采用了硬膜外麻醉，就是手术那一段麻醉，一旦需要，可再给药。麻醉之后，药已见效，但首长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吧！”

他的这句话给手术室带来轻松的气氛，手术就在首长制造的宽松环境中开始了。

这就像一场战役一样，大家配合得出奇的美妙。手术由我主刀，周柏铭、陆惟善配合，大家有条不紊。许多同志在电影上见过一些手术镜头，实际中那可不是演戏，手术室里就是那种心领神会，无言的默契。在手术室里，医生、护士都戴着口罩，说话不方便，有时是一个动作，有时是一个眼神，有时是“嗯”一声，大家总是能像执行命令一样完成自己的动作。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一到这时，我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吴院长和许主任始终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鼓励和力量，也几乎是用无声的话语在进行指导。由于两位恩师手术风格、习惯和特点我比较了解，他们对我主刀也比较放心，所以，他们总是保持着让我最佳状态的操作，只是到了关键处才靠近观察一下，或小声提醒一句。

手术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因为判断准确，一切都是按预案进行，切除最后一刀时，我说了一句话：好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们把取出来的东西交吴院长给小平同志看，有一小苹果那么大。他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

小平同志不愿全麻，也不愿意睡觉，手术一半，麻醉科靳主任担心他会紧张，问他要不要用点药睡觉。他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

一句没事，让大家肃然起敬。作为医生都知道，只要手术，患者都不会好受。许多重要人物在手术时，都要使医生紧张一阵，但我感到真正唯物主义者的意志的确不一样。据说，毛主席手术时还听着“满江红”的音乐，周总理手术时还在谈工作；老帅刘伯承在做眼部手术时，麻药也没有用。可见伟人的意志的确坚毅。

看到首长这么镇定，连吭都没吭一声，我们心里更加敬重。等到缝针快关腹时，首长突然问了一句话：“现在缝哪儿呢？”

我立刻反应式地作了回答。

他又说：“哦！还有三层。

奇怪！他怎么知道还有几层？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

后来，我问小平同志怎么会知道这个专业问题？他说：“周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

小平同志虽不学医，但很细致，而且记忆力特别强，也说明他对周总理是那么关心！

几乎就在他问我答之间，我们顺利做完了手术。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一起

手术后，回到病房，他只能或坐或躺着，很不好受。但小平同志一针止痛针、一片止痛片都没用。翻身活动自如，又是一个奇迹。我想让首长早日康复，开始让他吃半流食，喝牛奶，小平同志进食很好，恢复非常快。

手术后两天，就听说小平同志想吃肉，还要肥一点的。卓琳怕他血脂、血压高，不好表态。我们说反正就这么几天，“开斋”两周吧，偶尔吃一点没关系。结果，他见了红烧肉就说香，吃得也高兴。

手术前，我们交待过首长不能抽烟，我问行不行？首长说：行！我说：“首长，别人说戒烟是不是要吃点糖呀，要不控制不住呀？”首长说：“不用，那是自己糊弄自己，戒烟还吃什么糖？主要还是不想戒。”首长说不抽就不抽，从手术前几天到出院，一支也没抽。

手术后第三天，护士突然叫我：“主任，首长要起床！”手术后才三天怎么能起来呢？我去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当时还有两根导管，一根引流，一根导尿，都还没有拔，原想给首长拔了再下床，但他还是坚持要起来，我们去扶他，他说：“不用你们扶，我自己会。”他只挪动身子，转动体位，先将两腿搭在床边，身子躺在床上，待小腿放下床后，自己“嗬”一下就坐在床边。这时护士去扶他，他还是坚持自己起来，而且一下就起来了！我们当时都惊喜地为他鼓掌。他开始在房间里走一走，躺一躺，再坐一坐。第四天，他就试着到走廊里走几趟。他挂着引流瓶，护士提着跟他一起走。

后来，毛毛每天来，提着引流瓶跟着首长散步说：“我们这是放羊！”

小平同志手术后，开始一切正常，中间也出现了一次意外。

那是手术后第三天，首长告诉我们，他浑身起红疹子，越来越痒。于是，我们请著名的内科权威张孝骞教授来确诊。张教授是个老实人，那天来了，特不自然。这使我想起1975年冬，《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他名字揭发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他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红着脸，低着头。还没等他说话，小平同志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我知道你是不会干这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

张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会诊结束后，他一个劲对小平同志说感谢！他总算把包袱丢掉了，感到又重新得到了小平同志的信任，特别高兴。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清白的，是别人利用他的名字来反对邓小平的。

所以说小平同志对人判断分析非常正确，而且不把历史旧账当事。后来我记得邓小平做过指示：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有什么问题，不要把医生牵涉进去，否则就没人敢给我们看病了——这是邓小平非常英明的指示。

张教授和大家初步确诊为药物疹，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能引起过敏的药物。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首长从第四天起什么抗生素消炎药都不用，却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出现炎症和感染。

小平同志恢复几天以后，毛毛带他走一走。我们这个走廊长，走一个来回，估计有100米。后来逐步增加，等到第10天的时候，他一次就走10个来回，就是1000米。他很努力地在恢复健康。

首长在医院里赶上1977年春节。那几天，孩子们都来了，电炉子也搬来了，老少三代，一家人好不热闹。当时，外面已经传说小平同志马上要出来工作了，这大概是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同家人过得比较开心的一个春节。大年初一，我们去拜年，说话已经用不着太含蓄了。我的祝福话就是祝他早日出来工作！

果然，节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要出院了。手术室的护士、麻醉科的医生都想看看首长。我跟首长反映了这一想法，首长说好嘛！后来我就把他们带进去，大家进门看到小平同志都说：“首长好！”说完以后，都很紧张，不说话了。小平同志看见他们很紧张，就用浓重的川音开玩笑说：“你们有什么外号么？”他指着一个姓崔的护士说她有外号：“她姓崔，叫‘吹叭’，你们有没有？”一句话把病房气氛搞得很轻松，大家都乐了，他也乐了。

我们分批和小平同志照相。后来我拿了照片问首长能不能给签个字？小平同志很高兴地签了名。从此，我有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小平同志出院的前一天，我们举行了很小型的欢送会，不知谁拿了一瓶茅台酒，大家虽然没喝多少，但都很开心。我不会喝酒，以饮料当酒，也开心极了。

——摘选自《南楼往事——301医院保健医生的回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炎唐口述  肖思科整理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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