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至右：朱振武、许钧、毕飞宇

“现代人生活在地球村，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对交流的尊重、渴望，使得他们打开自己，面对他者，进行沟通。这是翻译最朴素的精神。”近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名家对谈：许钧对话毕飞宇——翻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分享会上，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和著名作家毕飞宇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交流了对翻译的看法，以及翻译对自己人生的影响。

毕飞宇坦陈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他，在读文学作品之前，就是一个与牲口无异的自然人：饿了去抓一把米饭；渴了，就赤着脚到河里面去，直接把脑袋摁在河的表面，吸水喝的时候，滋滋的声音跟牛是一样的。“我说谁？我来干什么？我的精神状况是怎样的？”完全懵懂无知。直到读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以及许多翻译作品，他才有了一个跨越式的变化——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人，知道了体制、知道了批判、知道了政党、知道了社会、知道了阶级、知道了阶级与阶级的区别、知道了人类的活动、知道了良知、知道了理想……毕飞宇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坐在这儿的他，既是父母给的，也是阅读给的，是翻译给的。

毕飞宇举了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例子，他说翻译不是简单的从A语言到B语言，翻译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创造，有无限的创造力，单词大量膨胀，像“烦恼”“未来”等语言，都是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创造或者赋予其更宽广意义的。

许钧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的需求：“我曾经说翻译就一个字，就是差异的‘异’。翻译因‘异’而生，唯‘异’而译，如果没有差异，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因为语言的差异背后是文化的差异、生态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思维的差异……只有差异才有可能引发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所以无论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还是个人的一种成长，翻译实际上是因为他者、他民族、他民族的文化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或者说不可回避的途径。”许钧指出，语言永远是先锋，在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中，语言始终是思想革命、思想创新的排头兵。

而对于翻译对自己写作的影响，毕飞宇认为，精神层面的影响远远大于技巧层面。比如在读雨果的《九三年》时，面对生死，面对惩罚，面对灵与肉的绞杀，痛苦万分；而读他最爱的加缪的《局外人》，那种绝望，至今挥之不去。所以他觉得阅读翻译作品的帮助不是写作意义上的，而是对人、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

许钧认为，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对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人的环境作深刻的思考。人文主义一定是其底色。人文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没有个人就没有全人类，所以要关注全人类，首先要关注个人。而文学是人文主义的守护神。对于个性的尊重，对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引进，翻译功不可没。

在交流环节，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话题，许钧觉得，走出去是自我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会给世界带来多样性。但走出去不能心急。他举例说，2003年是中法文化年，毕飞宇的《青衣》出版了法文版，是其作品走出去的一个标志。短短十几年，他的书已经在国外出版了多个版本。而中国有二三十个作家，都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或文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会议主持、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翻译是渗透在我们血液之中的，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但它无所不在。

作者：蒋楚婷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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