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吕文旭、柴剑虹、樊锦诗、汪德迈、顾春芳、苏伯民在“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颁奖前合影
10月18日傍晚，“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在巴黎塞纳河畔庄严的法兰西科学院（亦译为“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的大厅隆重举行。当92岁的汪德迈通讯院士和81岁的樊锦诗名誉院长牵手并肩走在学院廊道时，当我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法兰西学院多位院士和樊院长亲切交谈、表示敬意时，和我一道从北京和敦煌来参加典礼的顾春芳教授、苏伯民副院长、吕文旭研究员都眼含着喜悦的热泪。
我们知道，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不仅包含在中国56个民族共育的“大国学”之中，也已成为国际汉学（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汪德迈中国学（终身成就）奖”授与樊院长，不仅仅是对樊院长个人的褒奖，也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古与保护成就更为密切的关注与认同，是中外文化交流长河中跃起的一朵璀璨夺目的新浪花。
在这次赴巴黎参加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领取“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相关活动时，我还有幸获得由樊锦诗口述、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撰写的《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两位作者联名签赠书；不仅于此，在阅读之余，我还得以聆听樊先生细述书中有关内容，获益匪浅。
捧读全书，我的突出感觉是：口述者以坦诚、朴素、真切、翔实的语言，敞开心扉，吐露了一位“敦煌女儿”的心声；而撰写者则经数年间与樊倾心交谈，不但“读懂了她”，进而心心相印，成忘年之交，以一位美学研究家擅长的富有感染力的文笔，描述了“敦煌女儿”并不平坦的心路历程。读罢是书，掩卷沉思，我的心也久久难以平静……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 顾春芳撰写 译林出版社出版
探寻“莫高窟人”的真实心路历程，领会“莫高精神”的崇高光辉
樊院长（多年来我们习惯这样称呼她）原籍杭州，生于北平，长于上海，求学北大，1963年分配到敦煌工作，在半个多世纪里扎根鸣沙山莫高窟，尽心竭力，为保护、研究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奉献了青春、家庭，倾注满腔心血，成就不朽业绩。说来有缘，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老所长也是杭州人，而我这个西子湖畔长大的杭州人，大学毕业后曾赴祖国大西北工作多年的后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亦和敦煌结缘，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莫高窟人”成为我衷心追慕、终生学习的榜样。
1982年夏，我到兰州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后，第一次到敦煌参拜莫高窟，从有幸聆听段、樊两位所长的亲自讲解开始，近40年来，得以逐渐走近敦煌，了解樊院长等一批护宝、弘法的“莫高窟人”的不凡事迹，逐步深入领会崇高的“莫高精神”；今天，又拜读《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不仅可以进一步探寻樊院长真实的心路历程，仿佛又系统重温了一遍敦煌学发展的艰辛而华丽的篇章。诚如樊院长在书中强调的，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新中国艰难曲折、豪迈奋进的步伐紧密相连。一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誓言。50多年间，这位体质瘦弱但内心坚强的江南姑娘，克服了难以备述的种种困难，承担着守护莫高窟、弘扬敦煌文化的崇高使命，创造了为世人敬佩的光辉业绩。我的突出感觉，与一般自传书详叙个人经历不同，对她自己的贡献，樊院长在这本“唯一自传”中往往都只是简略带过，她的自述突出了三个方面：第一，她的求学、工作、成长，有家庭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大环境和敦煌学发展这个学术背景中彰显的。第二，她是带着北大历史系苏秉琦、宿白等老师的教诲，牢记他们的嘱托，肩负着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要使命，在鸣沙山下、宕泉河边默默耕耘。第三，她要着重叙述和称颂的是常书鸿、季羡林、潘重规、饶宗颐、段文杰等前辈学者专家，是一大批包括“莫高窟人”在内的敦煌文化、学术的拓荒、弘扬者，还有日本美术家平山郁夫的无私援助、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有效协作，而在众人之功中亦包含她的一己努力。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还是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书中揭示了敦煌学研究和莫高窟保护的筚路蓝缕，从百年前莫高窟壁画、彩塑遭劫和藏经洞文献的流散，到如今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敦煌学在世界”大旗招展；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艰苦创业，到如今莫高窟景区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全书要着力弘扬的，是几代莫高窟人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所谱写的既委婉动人、又波澜壮阔的敦煌乐章。
正如9月29日，樊院长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部系统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讲：
我也忘不了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莫高窟人怀着对敦煌艺术的无限热爱和历史使命感，在大漠戈壁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含辛茹苦，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开创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基业，创立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动力。
10月3日，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樊院长荣获“正能量奖”。她在获奖致辞中再次表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个人的命运和机遇，同敦煌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吕志和奖——正能量奖’颁发给我，既是对我个人的表彰，更是对敦煌研究院同仁们75年来为莫高窟保管事业艰辛探索进取的激励。保护、研究、弘扬敦煌莫高窟任重而道远，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樊锦诗（左）与汪德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典礼和群众游行。我问她的观感，她坦诚地说：“说实话，城楼离广场那么远，我看不清什么，但内心的确为咱们国家的蒸蒸日上充满了自豪感和喜悦之情！”我猜想，望着万众欢腾的盛大场景，她此时脑海里翻滚的还是在莫高窟的日日夜夜，是三危山的佛光，是九层楼的铃铎，是259窟的禅定佛和158窟的涅槃佛；当然还有她和夫君彭金章先生共同的神圣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躺下醒来都是莫高窟，梦中也是莫高窟”，敦煌莫高窟的文物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依托、生命的全部。这些，在这本“唯一自传”中已有朴实而生动的叙述，毋庸我在此赘述了。
中国“舍身求法”的坚挺脊梁
回到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学院“第二届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现场。樊院长在领奖答辞中说：
莫高窟石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在戈壁荒漠中营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发展和繁荣的历史。西汉王朝的张骞全线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此后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繁荣千年之久。灿烂瑰丽、博大精深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共处、相互交融、和谐发展的历史见证。
汪德迈先生发起设立“汪德迈中国学奖”，旨在“吸引更多目光关注和理解中国的历史文明及其进程”。我认为这一思想有助于推动西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加强21世纪东西方的交流和理解，有利于守护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
汪德迈先生在颁奖辞中对樊院长的成就赞赏有加，其中特别称道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意义非凡。这部樊院长主编的曾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巨著，是她带领敦煌研究院的同事花费40年的心血撰写而成，在中国石窟考古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创新价值。
▲樊锦诗（中）、顾春芳（左）、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合影
这次颁奖前夕，在巴黎居住的宾馆房间里，樊院长从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和宿先生对她的多次催促，到苏秉琦先生在她毕业离校前的殷切叮咛，从日本学者早年的《云冈石窟》调查图录，到她拟写第248窟的考古报告初稿的尝试，就完成此考古报告的艰难与意义，对我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小时。樊院长指出：要做一部准确记录不规则形状洞窟全部遗迹的石窟考古报告，使之成为能够真正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资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困难重重。经过多年的艰难摸索，她和同事们首先解决了编排和体例问题，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测量手段和测绘方法，将最先进的测绘技术运用到考古工作中，实现了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她说：“我们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专业分工都有很大的进步，21世纪数字信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我们可以做出很多前人无法做出的成果。这一卷考古报告打破了过去仅限于文字、绘图和摄影结合的方法手段，融汇了考古、历史、美术史、宗教、测量、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信息资料等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第一卷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使永久保存、保护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推动敦煌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甚至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提供为全面复原的依据，成为可能。”然而，她也深知，40年磨成一剑，期间甘苦自知，而要将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都完成，恐怕还需要几代莫高窟人和其他考古工作者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孜孜不倦的艰苦努力，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敢于创新。她听说我国学者自己编著的《云冈石窟全集》刚刚由青岛出版社印行推出，非常关切地询问该书的编撰情况，也希望敦煌石窟第一卷的考古报告能为推动其他石窟寺的考古工作提供借鉴。
从10月14日到18日，樊院长这次在巴黎总共只停留了4昼夜零9个小时，除了不多的睡眠、用餐时间，就是集中精力静心准备获奖答辞和学术讲演稿。10月17日下午，她在法国远东学院做了题为《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的演讲。尽管所讲是她稔熟的内容，考虑到中外听众不同的文化学术背景和法文翻译的需要，她和远东学院的郭丽英教授以及翻译者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提炼讲稿，制作PPT。在讲堂上，我听着她对玄奘西行求法、东归译经内容和意义的诠释，看着屏幕上播映的榆林窟第三窟等壁画中玄奘、孙行者和驮经白马的图像，马上联想到这本自传中写的一段话:“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和佛经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需要不断超越、获得智慧的过程。”于是，我耳际不禁又响起了鲁迅称颂“中国的脊梁”的名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到，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莫高窟人”，不也正是我们中国舍身求法的坚挺脊梁吗！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汪德迈中国学奖”的颁奖仪式上，樊院长平静而简朴的语句回响在法兰西金石美文学院的大厅：
我是一名中国的考古学者，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地——“敦煌莫高窟”。我在敦煌度过了近60年的时光，我个人的考古研究和莫高窟的保护事业是不可分离的。
从听众们热烈的掌声里，我感觉到这朴素答辞里蕴含的丰富内涵，感受到一种净化心灵、启发心智、鼓舞人心的强烈感染力。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读书会
10月2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我心归处是敦煌》的读书会上，叶朗教授等几位专家高度评价了樊院长的功绩和这本自传的价值。他们还特别指出这本书封面上樊院长的照片淡定、安详、慈善，真好！我看到，书的护封上印着她的一句话：“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书的封底印着她的另一句话：“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书的结尾处写道：“衰老和死亡是自然的规律。其实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生有许多遗憾无法弥补，真正让人感到恐惧的是不知心归何处。”书中所突显的一颗心、一件事、一辈子，就是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是保护莫高窟文物的使命在肩，是扎根敦煌大地的绿树长青。
我想，出版这本自传，也是这位81岁老专家树立的新起点、新标杆，是为了继续讲好敦煌故事，传播祖国母亲声音，做好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这就是这位“敦煌女儿”的心声。
作者：柴剑虹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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