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秘书胡乔木

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运转后，1977年5月刚刚上任的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感到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可是一个大工程，任务实在艰巨。怎么办？必须找一个权威的人物担当此任。而这个角色必须得到上至中央下到地方的广泛认可，尤其需要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支持和信服。丝毫没有什么犹豫，王匡想到的只有胡乔木了。他赶紧去胡家拜访，恳请“冷藏”家中的胡乔木出山，主持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定稿工作。胡乔木欣然同意。

毫无疑问，胡乔木是主持《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最佳人选，可谓深孚众望。对中共中央的这项任命，茅盾先生给予了赞赏和极高评价，他在写给周而复的信中谈及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时说：“盖注释中争议也不少，非乔木同志主此事而默涵等实际负责，将不能妥善解决也。年来以鲁迅为招牌，摘取片言只语，对某某事件作夸大解释者，实在不少……非有霹雳手不易摧枯拉朽也。”茅盾先生在这里用“霹雳手”来形容只有胡乔木出马，才能达到“摧枯拉朽”的效果。可见其对胡的信任和钦佩。而他的心声不也正是中国文化界的良知们的共同的声音吗？

从此，《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在胡乔木的指导下紧张而有序地开展起来。胡乔木在自身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不仅明确了《鲁迅全集》注释、整理和出版的方针，还先后把曾彦修（严秀）、陈涌、朱正、包子衍等人从上海、兰州、长沙、济南调来，组织起了一支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研究有素的高水平编辑队伍，大大提高了编辑力量。

鲁迅作品涉及人物、事件及背景纷繁复杂，尤其涉及众多人物的历史是非问题，争议确实非常大，给注释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如：《三闲集·序言》中摘引创造社方面说鲁迅是“封建余孽”“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的话，注释为“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说的”。但问题来了，这位“杜荃”是谁？要不要注明？

参加注释工作的专家陈早春考证杜荃即郭沫若。编辑室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应避讳，应该注明。但考虑到郭沫若本人的身份，大家还是没有把握，于是就报告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表态：证据确凿，可以注明。并批送给周扬、夏衍、成仿吾、冯乃超等审阅，他们也表示同意。这样注释中明确了“杜荃就是郭沫若”。

再如：1935年6月28日鲁迅致胡风信中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这一句话中的“元帅”，编辑室拟了一条注：“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又报请胡乔木审处。胡乔木即批送周扬酌定。周扬表示同意。

胡乔木在《鲁迅全集》新版编注工作中，采取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科学态度，确实如茅盾先生所言是一位善谋敢断的“霹雳手”。

作者：丁晓平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丁晓平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