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知识的传授，二是人格的培养。就知识而言，并非仅限于单一的来自课堂或者书本的知识，诸凡来自自然乃至社会的知识，无不构成学生学习的知识来源。一旦将知识社会化，就会给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带来诸多的裨益，使孩子成为心智健全的完整之人

　　一个幼稚心灵的真诚呼唤

　　儿子上小学了，做父亲的我，终于可以稍微喘一口气。每天晨曦微露，儿子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去坐校车上学，我的内心有的不仅是安慰，反而平添了一丝酸楚，甚至多了一份担心。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儿子下午放学回家，就大声嚷嚷：“把玩的时间还给我!”

　　孩子天真烂漫，正是多动、好玩的时候。在他幼小的记忆里，幼儿园里生活是多么精彩：早上，可以贪睡，不用起早;在幼儿园里，有的只是歌咏、游戏或者绘画、手工;回到家里，又可以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或者下楼找小伙伴们玩。至于星期六、星期日，更是休息、游玩的好时光，整日徜徉在公园、游乐园、电影院，尽情游戏。进入小学，一切都变了：早上，睡意未尽，就被大人叫醒;到了学校，有的只是上不完的课，上课不许做小动作，下课不能与同学闹着玩，甚至中午休息时间，也被禁锢在教室里，不能找别班的小朋友玩;放学到家，还有做不完的作业;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星期天，更是像赶场的明星一般，去参加名目繁多的兴趣班、培训班。反差如此之大，再加之来得突兀，孩子一时无法适应也在情理之中。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是发自一个幼稚心灵的真诚呼唤，大抵反映出儿童的率真个性与家庭、社会的期望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且加以深层次的反思。

　　所谓的“爱”，不能牺牲孩子的天性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尽管学生、老师是教育的主体，但家长以及一切社会成员，无不是教育的参与者。应该说，孩子最为无辜，且处于弱势，缺少自由的选择权。处于人格成长期的儿童，自然最为可塑。时日一久，在学校、家长的强迫与压力下，孩子能够很快适应枯燥、繁重的学习生活，进而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家长眼中的“乖孩子”。但是如此之“好”与“乖”，恰恰以牺牲孩子的天性乃至人格健全作为代价。老师可能也很无奈。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乃至各种违背教育科学的考核机制下，老师也失去了主动的选择权，不得不放弃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更为可怜的是孩子的父母。一句耳熟能详的“再苦不能苦孩子”，固然道出了父母的爱子之心，但是一旦将过多的希望转化为溺爱，甚至以强迫的方式让孩子接受自己给予的所谓的“爱”，那么与其说是对孩子的爱，毋宁说是一种“害”，其结果则是牺牲了孩子的天性。

　　毫无疑问，家庭、学校、社会普遍染上了一种心理焦虑症，无不希望孩子早日成才，甚至不惜揠苗助长。当然，这种心理焦虑症，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在一个普遍崇尚“拼爹”且越来越缺少流动性的社会里，让普通人家的子弟失去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自然促成了焦虑心理的滋生乃至流行。随之在家长群体中出现了心理分析学派所谓的“替代”之症，即家长因为自己无法上大学甚或上北大、清华，进而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弥补自己的缺憾。

　　更有甚者，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论的流行。究此论的始作俑者，实在是贻害无穷。但若仔细想一想，倒是与若干年来某种“教育产业化”的论调遥相呼应，甚或已经成为其张本。

　　需要对“玩”有一个重新的认知

　　尽管社会的焦虑如此，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当然不能人云亦云，随风波流转，而是应该独裁以卓识灵心，自出机杼。面对孩子们的大声呼喊，理应作出适时的回答，甚至主动的身体力行。那么，如何解决儿童个性与社会期望的冲突?我觉得回到“寓教于乐”不失为一种理智的抉择。这句话绝非老生常谈，而是先贤智慧的结晶。假若改用较为通俗的话语，就是让孩子快乐学习，简称“乐学”。乐学一说，并不高深，说白了就是不要把孩子禁锢在家庭或学校的教室里，而是让他们回归自然、社会。显然，这不是“圈养”，而是“散养”。圈养固然可以速成、速长，但并不茁壮，而且被养者并不愉悦;散养固然生长缓慢，却是孩子快乐成长的必然归宿。

　　这就需要对“玩”有一个重新的认知。尽管古人留下了“玩物丧志”的训条，但并非绝对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说，“玩物生知”也未尝不可。一方面，让孩子们回到自然，多识草木鱼虫鸟兽，在与自然的亲近中，培养他们认识与了解自然;另一方面，让孩子们回归社会，并非是让他们变得世俗，而是希望他们通过与社会的接触而增添社会知识，不再成为一个“小学究”。其实，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知识的传授，二是人格的培养。就知识而言，并非仅限于单一的来自课堂或者书本的知识，诸凡来自自然乃至社会的知识，无不构成学生学习的知识来源。一旦将知识社会化，就会给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带来诸多的裨益，使孩子成为心智健全的完整之人。

　　时代在变，教育理应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作为家长和社会群体一员的我们，当然不必过多地沉浸于自己过去的乐学生涯，而大发“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式的悲观之论。但既然孩子们已经提出了索回玩的时间的诉求，那么我们只能顺应他们的呼声，把理应属于他们玩的时间还给他们，让他们不但成为新兴知识的占有者，更是阳光、积极上进的健康人。

　　文/陈宝良(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