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如果说辜鸿铭以个人之才华映衬了当时中国之贫困、落后的话，那么今天我如辜氏一般在法国著书立说，在法国演讲、辩论，成为某种法国电视屏幕上的“中国形象”，映衬的则是中国的强势复兴。

　　所以，不仅仅在弘扬中华文明、而且在影响法国当局者和法国民众方面，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做得比辜鸿铭更好。

　　■释题

　　我在法国撰文演讲、参加电视辩论，以及出版《平凡的中国人》(或译《与你一样的中国人》)，均多次提及辜鸿铭。辜鸿铭在他的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位宣扬中华文明的高手。我曾在当时的一份法国刊物上读到法国记者对他在法国做讲座情景的描述。1927年辜鸿铭在法国Librairie Stock出版社出版《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影响甚大，是罕见的由中国人自己撰写、向法国民众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书籍。在此之前，19世纪末，中国外交官陈季同也直接用法语撰写和出版过《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等系列书。这类书在法国多次再版，确实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法国学者和民众，为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辜鸿铭、陈季同等人的书主要都是集中介绍和诠释中国传统文明的内涵，很少涉及中国当时之政经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作品更多地满足了西方民众对某种异文化、异文明的好奇心，为法国沙龙闲聊增添更多的带有异国情调的话题。某些小资色彩浓郁的西方人存在着一种“动物园心态”：他们对“落后、原始的幼稚文明”就如进入“动物园里欣赏动物”一样，怀有一种好奇加蔑视的猎奇心态。远远地观赏、戏弄一番，然后怀着对自己既“先进又优越”的“高尚文明”的无比得意，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沙龙……

　　事实上很少有法国学者被辜鸿铭的书所折服，他们欣赏的只是“这个矮个子中国人”掌握法语的语言天赋和他幽默、风趣的比喻而已(比如辜鸿铭用“一只茶壶总是配多只茶杯”来比喻中国一夫多妾的传统，并认为这种家庭构成比西方现代一夫一妻制更优越、稳定)。我曾在收视率甚高的法国电视二台一则有关中国的节目中当众朗读过一段辜鸿铭所写的“中国人天性中之善良”，当场就有反华的汉学家以“中国欺压西藏”为由来批驳，并断言“中国人并不善良”。确实，对于辜鸿铭、陈季同等人而言，在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时对殖民者宣扬中华文明，所起到的更多可能是加强对方“动物园心态”的效果而已。

　　得到法国知识界认可并接受的，是真正能够对法国执政者对华政策、对法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印象产生一定影响的书籍和作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今天的条件比辜鸿铭要好得多。因为近30年来中国迅疾崛起已对西方舆论形成巨大冲击。“动物园心态”已被打得支离破碎。从这个意义上，我将我的名字与辜鸿铭相提并论，丝毫没有自我拔高之意。事实上法国著名作家、《掠夺圆明园》的作者贝尔纳·布利哲也曾将我与辜氏相比较。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我的法语著作《平凡的中国人》是他“继林语堂、陈季同、辜鸿铭之后所读到的中国人直接用法文写的一本最好的书”。如果说辜鸿铭以个人之才华映衬了当时中国之贫困、落后的话，那么今天我如辜氏一般在法国著书立说，在法国演讲、辩论，成为某种法国电视屏幕上的“中国形象”，映衬的则是中国的强势复兴。所以，不仅仅在弘扬中华文明、而且在影响法国当局者和法国民众方面，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做得比辜鸿铭更好。

　　如实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

　　辜鸿铭所讲述的是传统中国之精神;而今天我们需要的则是如实讲好发生在今日中国的一切。其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如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必须向外国宣传我们的成就，这才是讲好中国的故事。殊不知，中国的现实在西方被扭曲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时常出现这种状况:国家花巨资印制的精美宣传手册在驻各国使馆门口免费赠阅，却往往无人问津、无济于事。如何走出这一误区，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和探讨的。

　　如果说法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持有强烈的好奇和一定程度的好感的话，他们对现实中的今日中国则普遍印象甚为负面。原因很简单：除了极少数法国人能够通过造访中国而直接了解中国以外，绝大多数法国人认识当今中国的三大主要渠道——媒体、书籍和影视作品——向法国民众传递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基本上是以所谓负面消息占据主导地位。

　　影视作品是如何对中国海外形象产生影响，非本文主题。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五月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影视新闻是戛纳电影节。入选戛纳电影节的影视作品往往被视为具有“艺术水平”的作品。而其中涉及中国的作品，也就往往被视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问题是，多数入选戛纳的中国电影对中国在海外形象却往往形成一个巨大的负面冲击……影视作品，再加上媒体和书籍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剖析，便构成了中国所谓负面形象的主要框架。针对这一框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西方媒体和书籍两大领域来讲好中国故事?这就进入了本文主题。

　　积极回应，进入西方主流媒体讲述真实的中国

　　要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介入、回应西方主流媒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要渠道。西方传统媒体主要分三类：电视、报刊和电台。现在还要加上第四类新媒体：互联网。但其中电视之影响首屈一指。自2002年始，我陆续在法国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包括三大报中的《解放报》和《世界报》，以及重要刊物如《两个世界》、《月刊》等媒体。但只是从2008年我频繁地被法国电视台邀请参加各类电视辩论之后，我才切身体验到电视画面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我在巴黎街道上行走，不时地会有法国人突然趋前说，我认识你，我看过你的电视辩论，我支持你，我支持中国……其实他对我究竟说了什么并非很清楚，只是看到我的脸，大致了解我是支持中国的，于是他也支持我，也就是支持中国。

　　现代电视传媒的画面对人的影响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同时又功效强大。所以法国前总统、法兰西学院院士吉斯卡尔·德斯坦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Latélévision est le premier pouvoir en France,etnonlequatrième.(电视是法国的第一大权力，而非第四大权力)”

　　2008年奥运圣火西方传递受阻，使我高层顿悟话语权的缺失后果严重，因此开始打造一支海外外宣队伍。但问题是多年来我们的相关部门对话语权的理解有一种偏差，好像话语权的争夺在于比谁的嗓门大似的。于是我们构建了很多“高音喇叭”，试图提高中国嗓门的音量。在法国，我国的主要努力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法国推出中国电视收费频道“长城频道”，囊括中央四台、九台以及法国人看得懂的法语中央电视频道CCTVF和十来个地方卫视频道。“长城频道”订户数万，主要是华人华侨。特别应该提一句的是，为了抵消中国新闻的冲击力，法国也允许某些反华势力的新闻频道播出，而且是免费的。

　　二是华人华侨集资购买了一个法国电视频道France魺的一个时段，播出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和文艺节目等。

　　这是一种典型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比“嗓门大”的方式，也有一定的正面效用。但这种方式存在着两个“短板”：一是影响有限。“长城频道”在法国对法国民众的影响较小。购买法国电视频道也同样。France魺是一个针对法国海外领地的电视频道，法国本土虽然也可以看，但看的人很少。二是容易产生“聋子对话”现象，我们所说的并非法国舆论所关注的;而法国舆论所关注的，我们则没有声音。

　　因此，另一种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则是直接进入法国媒体，在电视、电台以及报刊、网络等媒体上，针对法国媒体所说的中国进行有效回应。这就需要通过个人参与法国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我切身体验到，当我应邀到法国电视台参加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通过电视媒体来讲述中国故事时，影响面不是数万而是数以百万计，效果更是非常直接、正面。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已成为能拉动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因此西方民众关注中国者空前。在这种背景下，法国电视台(当然也包括其他媒体)非常需要中国人来直接向他们解说中国。这就给了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可能性。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驻外人员都可以是这种方式的参与者、讲解人，可以以各种形式——接受采访、应邀做嘉宾、参加辩论等等——参与讲述中国故事。个人的知名度越高，影响就越大，效果也就越好。我参加过法国电视二台“MotsCroisés”专题节目，这一每月播出一次的节目收视率很高，观众达到数百万。参加节目的往往是法国的名流，包括萨科齐、奥朗德等人都参加过这个节目。当时中法关系出现了转机，前总理拉法兰刚刚访华回法，于是电视台做一个题为“中国与我们”的节目。电视辩论后，我收到相当部分法国观众来信来邮，对我所讲述的与法国媒体上截然不同的“中国故事”展现出强烈的兴趣。

　　通过个人参与法国电视的方式来讲述中国的故事这种方式，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要知己知彼，要对所谈话题成竹在胸;二是要用西方普通民众听得懂的语言、方式来讲中国故事。

　　所谓知己知彼，就是要了解西方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综合总结20年来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对中国的负面评论主要表现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中心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三个基本点是西藏、人权和经济发展中的负面现象如污染、工人权利、社会保障等等。所以，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不能回避这一中心和三个基本点。实践证明，只要坚持实话实说，甚至不回避中国自身的问题，就足以打破西方对中国的“负面”宣传。

　　我曾在向全球直播的法国国际24台参与过有关“西藏文化种族灭绝”问题的辩论。当时一名偷偷入境西藏进行调查的法国记者和“藏独”巴黎代表、以及法国议会西藏问题小组的一名副主席，共同质问我“为什么中国要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我的回应仅仅是问了刚刚访问了西藏的法国记者三个问题：一是你在西藏是否需要藏语翻译，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是否看见满街的藏传佛教信徒，对方也无法否认;最关键的是我问这个记者第三个问题，你是否知道“天葬”。法国人对“天葬”显然一无所知。当我告诉他“天葬”是怎么回事，并表示，这样一种西方显然不接受的传统习俗都被保留下来，请问“文化灭绝”到底灭绝了什么?事后电视台大量观众的反应证明，我说的事实胜过了他们的雄辩。

　　我曾自己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为什么法国媒体、特别是电视台要邀请我去讲中国故事。我大致得到这样五个理由：

　　一是法国媒体需要中国的声音;二是因为我讲的是事实。无论我在2008年还是在最近所讲的有关西藏的事实，事后都被历史所证明是正确的;三是我对中国和法国有关事件的分析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给他们一种新的思路。比如在北京奥运会前夕，法国媒体大肆渲染“英国、德国都‘抵制’开幕式，因此法国总统也不应该参加，否则北京奥运贵宾席上萨科齐将孤家寡人”，如此等等。我告诉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英国首相布朗是下一届奥运会东道主，所以要参加闭幕式而非开幕式，而德国总理由于历史原因，从不参加任何奥运开幕式。而且法国媒体不告诉法国民众，一共有9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开幕式，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小布什。大家可以想象，当我在法国电视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们所不知道的这一事实，对法国民众的冲击是多大;四是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甚至包括在遭到围攻的情况下，都始终温文尔雅、面带微笑、不卑不亢，我既不会提高声音，但我也不会胆怯退缩。而是始终如一地将我的观点说出来。这使我赢得了不少“粉丝”。别小看我的“粉丝”，他们其实都是中国的“粉丝”。在我回国之前，我已经成为法国电视台的一个“中国形象”。一些著名汉学家曾一再向好几家法国电视台抱怨，由于电视台越来越多地请郑若麟，结果就不再请他们去参加有关中国的电视辩论;在他们看来，我将他们的话语权夺走了。

　　五是有助于提高法国电视台的收视率。

　　著书立说，为中国故事树立具有影响历史功效的“碑文”

　　法国每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可以说非常之多。在我2012年9月出版《平凡的中国人》时，我统计了一下，从我出版这本书起的三个月内，法国一共出版、再版了有关中国的政治、历史书籍近百种。也就是说平均日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这并不是夸张。但绝大多数这类书都是自生自灭，在根本没人知道的情况下“诞生、消失”了。从出版到消失，甚至连书店都没进。其中还有不少是自付费出版。真正有广泛影响的有关中国的政治书，每年仅十来种。

　　通过在法国用“莫里哀的语言”写书，来讲好中国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著书立说，抵得上十几篇报刊文章和电视采访。原因如下：

　　一是法国民众相信政论作家、汉学家或深度调查记者们笔下的中国。一本书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几乎可以与电视相媲美。而一旦你著书立说，电视就会更加欢迎你，因为你的书就是知识和水平的保证。我最近接到来自法国一个中学老师的邮件，他将我的书作为课外阅读题，让学生写一篇读后感，并向作者提问。他通过采访过我的一个电视台记者找到我，请我为每个学生的问题做一个书面回答。尽管工作量很大，但我做得不亦乐乎;因为我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中可以明确看到，读了我的书的人，对中国的印象确实在朝着好的、客观的方向转变。

　　二是法国民众迄今为止非常尊重书刊作者。在法国社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人，与拥有金钱或权力者一样受到尊重。所谓得到社会承认，就是你做出的成就被社会所接受。出版一本书就属于这一类人。我在法国出书之后，参加了几十次签字售书活动。每一次签字售书活动，组织方都会安排我做讲座。作者直接与读者接触，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读者买到一本有着作者签名的书，往往就会成为你书中观点的支持者。所以我常常说，签字售书，实际上是在为中国故事做注解。

　　三是书籍能够影响的是历史。法国《费加罗报》Figaroscope周刊今年刊登了一篇书评“两本反偏见的书”，评价两本“正面介绍中国的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我的书。也就是说，在我的书出版一年半以后，当法中庆贺建交50周年的时候，法国人就会想起有这样一本“正面介绍中国的书”来。我相信，从今后，只要中法间出现其他事件，人们需要从正面论及中国的时候，还会提及我的书。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作家、学者在他们的文章里引用我的书中的内容和观点。

　　最后还要提及一个在国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讲座。近几年来，我其实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讲座，不过是在法国、用法语向法国人介绍中国。讲座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渠道。在法国，由于主流媒体在涉及中国时，只有“负面报道”中国才属于他们所谓“政治正确”的范畴，而正面报道中国则是所谓“政治不正确的”。因此，突破媒体对正面中国信息的封杀，搞讲座是一个重要方式。讲座之所以受欢迎，关键是直接、互动。因此，尽管在法国做讲座与上电视做嘉宾一样，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我依然坚持不懈，因为每做一次讲座，就是为中国故事增加了一个标点符号。

　　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未来

　　法国有一位学者，名叫费雷德雷克·马尔戴尔，他写了一本书Mainstream，中文翻译为《主流》。此书出版于2010年，很快就成为一本影响颇大的畅销书，2011年出版了重新修改过的袋装本。去年我回国后才发现，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此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文化传播)内容之战已宣告爆发”。我一直好奇内涵这么丰富的一句话，到底应该如何翻译成中文。在中文版里非常直截了当地翻译成“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没有翻错。只是不太严谨。原文的意思是，通过大众传媒控制信息传递“内容”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它包括电视、音像产品、连续剧和电视辩论节目。也就是说，我近几年在法国所做的一切，在马尔戴尔看来，就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果说，在军事领域，我们因为有了核武器而拥有了自卫的能力，在金融与经济领域，我们因为工业化进程而能够与西方一比高低的话，在文化领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在上述“文化传播内容”领域，中国却似乎相当程度上处于不设防状态。而今天的世界之危险性，恰恰在于思想和文化上的征服。

　　法国另一位著名战略问题专家克利斯蒂昂·圣艾蒂安纳两年前写了一本书，题为《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理解明天的世界》，其中专门提出，要对中国进行一场“思想战争”。因为圣艾蒂安纳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战争”才能打败“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对西方的威胁。但在中国，我们却似乎从来没有把思想领域的摩擦视为一场“战争”。战争是没有双赢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应该警觉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万勿如辜鸿铭所说的那样，太过“童真和幼稚”……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社科院主办的文化部2014年春季外交官文化培训班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

　　郑若麟 文汇报高级记者，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1990年至2013年任文汇报常驻巴黎和欧洲记者。他的国际评论曾获中国新闻奖等多项全国性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文。他的法语著作《与你一样的中国人》被法国著名作家布利哲称为“继林语堂、陈季同、辜鸿铭之后所读到的中国人直接用法文写的一本最好的书”。

　　郑若麟经常应邀参加法国电视、电台举办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和辩论，也经常在法国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从而为关注中国的法国民众所熟悉。2008年奥运圣火巴黎受阻，郑若麟孤身在法国各大电视台舌战“群魔”，为北京奥运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