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继“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等地区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几乎将整个中国浸入血泊之中。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惊醒了中国睡狮，国共合作，举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持下，经过持久战，付出巨大牺牲，遏制住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疯狂步伐，并转入反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因此，“七七事变”成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能否正确评价其性质，总结其教训，关系到在历史问题上，能否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挑起“七七事变”。《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具有代表性，此书称“七七事变”是“共产系统的过激分子所为”，是“潜藏在中国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张克侠，他当时竟然担任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曾积极筹划与日本进行战争”，并称“在卢沟桥事件问题上，日本方面非常隐忍自重，努力避免使该事件扩大”。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有了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大逆不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反抗日本侵略属于“过激”，这完全是侵略者的逻辑。

　　对“在卢沟桥事件问题上，日本方面非常隐忍自重，努力避免使该事件扩大”，日本的民主力量早已给过驳斥。日本著名史学家依田熹家在其所著《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中指出：“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策划过‘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于1935年8月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在同年末所写的《目前国策的重点》中称：‘皇国的经济要求期待于中国及南洋甚多，但特别是期待满洲国能成为对付苏联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据点。目前国策的重点是在健全满洲，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念头。’‘北方的威胁消除后，要以实力对南洋及中国积极推行我国国策。’”显然，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挑起“七七事变”便只是一个时机选择问题了。

　　另一位著名史学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日本外交史》中指出，事件发生后，“在陆军内部”，“乘机给中国一次打击，一举打开华北政策僵局”的主张占了上风;“还有随着卢沟桥事变发生而迅速抬头的政府、政党、财界和新闻界中的强硬的‘对华膺惩论’”。例如，在内阁会议中，铁道大臣和邮电大臣等政党而非军人出身的大臣竟也提出：“趁着这个时候，把中国军队彻底打跨了算了”。“内阁会议不费什么周折就决定了派兵，也是有了这种背景之故”。

　　日本的民主力量虽然为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史观作过长期斗争，但是由于日本结束战争的方式与德国不同，以及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调整了对日政策，使得战后的日本政坛与战前的日本政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犯的岸信介，居然也能出任日本首相。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史观一直阴魂不散，严重干扰了日本的历史教育，相当一部分日本历史教科书，对“七七事变”采取了不作侵略与非侵略区分的记述，如扶桑社2001年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关于“七七事变”这样记述：“根据义和团事件后日本与各列强和中国签定的条约，日本在北京周边配置有4000人的驻屯军。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不知何人向在演习的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早晨，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之间进入战争状态。谋求过就地解决，但是不久日本方面命令大规模派兵，国民党政府也立即发布了动员令。此后，日中战争继续了8年。”

　　安倍政府登台后，利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机会，急于摆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国际法庭判决以及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右翼振兴目标。为此，更大肆鼓吹错误史观。安倍再任首相不久，就表示要修改对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甚至提出“侵略的定义学术上和国际上都没定论，这是国与国的关系从哪个角度来看的不同”，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其内阁和自民党一些高官也高调附和安倍错误的历史观，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声称“战时日本在经济上与他国断交，生存受到威胁，很多人认为当时的国家意志是自存自卫，所以参与了战争。我个人对包含‘侵略’一词的‘村山谈话’有抵触”。其否定历史罪责，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事实表明历史问题并没有成为历史。当年，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角荣首相的宴会上郑重提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今天的复杂形势，中日与东亚各国人民更需大声疾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文/王少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