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逐渐告别传统/现代、保守/进步如此二元划分的研究思路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反现代性”的观念、人物、事件便获得了被重 新审视的契机。在滚滚而来的现代性浪潮中，一些社会群体何以产生焦虑、如何加以抗拒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愈加获得正在产生类似生命体验的中国学人们的青 睐。在这一方面，曹卫东教授主编的这两本“德国学术”辑刊的面世（“德国学术”第1辑《德国青年运动》合第2辑《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上海人民 出版社），正是契合了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转向与当下化的主导趋势。

无论从外界还是自我认知来看，德国历史似乎总是充满着鲜明而又令人困惑的“特 殊性”：当跨过莱茵河与多瑙河的日耳曼兄弟们忙着拉丁化时，德意志人却执着地强化自己作为“纯正民族”的身份；当英法两国相继构建起所谓“想象的共同体” 时，德意志人却还沉浸在帝国幻想之中；当启蒙思想席卷西部欧洲，并在英法两国生根发芽时，德意志人却“逆流而上”，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坚持专制政体。正是在 这些一连串的“特殊性”下，西欧思想家们连同20世纪60年代后致力于反省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十分自然地“发现”了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走向纳粹独裁的根 本理由：这种“与西欧的分叉之路”堵住了“德国进入民主之路”。换言之，德意志人抗拒西欧思想的心态，注定了纳粹得以夺权的结局。这是所谓“德意志特殊道 路”（Deutscher Sonderweg）理论的核心所在。

然而这套历史叙事近来越来越受到更多学者的批评。以西欧现代化道路作为范式 的切入点显然忽略了多样现代性存在的历史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反现代性”同样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进一步而言，“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理论只是以比较研究的帽子，遮掩了德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鲜活心态。事实上，在通往纳粹独裁的道路上，不同社会群体是因各自相异 的焦虑心态，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抗拒现代性的手段，纳粹只是种种反现代性行动的受益者。正因如此，倘若我们要历史性地理解纳粹运动在魏玛德国末期的成功，必 然应该超越“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的束缚，深入到因阶级、代际、性别、种族、职业等不同而存在的各类反现代性群体的文化心理中来寻找答案。这两本辑刊便聚 焦在两个互有联系的人群身上：青年和保守派思想家。

“青年”作为代际概念，在德国拥有着十分重要的隐喻力量。“青年歌德”这一称呼就代表着这 位伟大文学家在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价值取向，即质疑理性，强调感情。这似乎也是青年人有别于老年人的共性。然而从思想史来看，尽管歌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最终 改变了青年时代的基本立场，但他的这种“青年”心态却是此后文化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换言之，德意志近代历史上的“青年”情结超 越了年龄界定，成为一种文化心态的代名词。

“青年”是德意志思想家将德国有别于英法两国的自信所在：早在19世纪初，费希特与黑格尔都相信德 意志是蓬勃向上的青年；到一战结束时，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仍然对德意志文化的朝气深信不疑。在这里，“青年”实际上意味着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现 代性表现（城市生活、民主政治、民族国家、物欲横流等）的质疑和拒斥。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中，青年运动应运而生。

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波澜诡 谲的历史起伏中，青年运动却无法为德国未来指出一条明路。最初，它以拥抱自然的野外徒步漫游来唤醒城市人的乡土意识，随后却陷入到一连串的分裂与重组、介 入与抵抗的生死决斗中，最终甚至部分形成了亲纳粹运动的立场。这种结局固然同时代的复杂性相关，但究其实质，则是因为青年运动只是一种思想潮流而不是行之 有效的政治动员形式——它专注于反对现代性，却没有提出过一种让德国现代化的方法，所以只好被吸纳到左右两种激进运动中。

正如曹卫东教授所 言，“青年运动对于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再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在1918年的创伤中，一部分青年运动参与者成为了“保守主义革命” 的主力。令人关注的是，这些保守派思想家们（如创造“第三帝国”一词的范登布鲁克、在魏玛末期积极活动的埃德加·尤里乌斯·容）试图在保守与革命之间进行 协调，以建立一种具有明确政治取向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青年运动激烈批判现代性的传统，罗列与诊断了各种现代性病态，以抵制魏玛民主； 另一方面却以现代主义的方式，通过模糊的身份认同（即所谓“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来寻求突破现代世界的各种束缚——就当时而言，他们要突破的是《凡尔赛 和约》与《魏玛宪法》所构成的从外至内的限制。

在这场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保守革命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反对一元现代性的坚定心理——换言之，这 些保守思想家们比青年运动参与者更为狡黠，他们以一种“带有乌托邦思想性质的现代话语”，希望用理性的算计来完成精神的升华，寻求建构另一种现代性的可 能。只不过希特勒的能力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设想：1933年后的一体化进程不可控制；“二次革命”的方案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化为乌有；1944年 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则成为1945年前保守革命所有铰链中的最后一环——但希特勒拥有了超出常人的幸运！

当然，1945年后，保守 主义在德国没有消失。它不断地重现在各种文化舞台上：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90年代的“国防军罪行展览之争”、21世纪初的“德累斯顿轰炸纪念日 之争”等。在德国政界高度自觉的历史反省意识下，保守主义的影响力虽然有限，但其攻击力却不可小觑。正因如此，著名历史学家温克勒才不遗余力地在2010 年推出巨著《通往西方的漫长之路》，试图维护1945年后的政治共识。

要理解今天的德国，不可不理解历史上的各种反现代性运动。在这一意义上，这两本与德国名著同名的译文集以导论、专题文献、名家访谈和书评等多种形式，从更为具体和鲜活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两大群体的诉求和探索，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文/孟钟捷（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