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三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到全国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全国全面抗战开始的主要标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促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空前的高潮。就淞沪会战的意义和特点等，记者采访了历史学家余子道先生。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汇报：作为历史学家，您如何评价淞沪会战的历史地位？

余子道：淞沪会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历史地位可以从它在中国14年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来论证。

从中国抗战史来观察，淞沪会战是中国从局部抗战向全国抗战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枢纽，是八年全面抗战开始的主要标志。七七抗战是全国全面抗战的开端，而八·一三抗战全面地推进和发展了七七抗战为开端的总体局面，比七七抗战、平津抗战更具有全国性、全面性和总体性。八·一三抗战把七七抗战开始的全面抗战真正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局面。从此，中国真正跨进了抗日战争的大时代。

淞沪会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和影响之下，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心，全国各爱国党派团体，中央和地方各系抗日军队、各界爱国民众以及海外侨胞，在抗日御侮、共赴国难的基础上发动和进行的。当时是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一致奋起，投身抗日洪流之中，不论是大学教授、文学家、艺术家，还是民族资本家、中外企业职员、小摊小贩；不管是广大劳动妇女，还是知识女性；甚至是宗教人士，青红帮势力中有民族气节的人……不分党派、阶层、性别，中华民族团结抗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际上，淞沪会战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在淞沪会战之前，全世界法西斯战争力量还从未遭到如此大规模、持续的武装力量的抗击。淞沪会战期间，中日双方投入上百万的兵力，中国方面投入的兵力达80余个师、75万人以上，规模之巨大，战场之辽阔，为期近4个月，地面、空域和水面作战交织，战况之悲壮惨烈，不仅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屈指可数，而且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极为罕见。

淞沪会战歼击和消耗了相当一部分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装备，是对猖獗一时的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迎头痛击、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沉重打击了日本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中国以70余万精锐之师顽强抵抗日本30万兵力，这是日本政府始料未及的。自甲午以来，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几乎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只要“对华一击”或者“小打小闹”，就能让中国政府签署协议割地赔款；而淞沪会战中，光是一个大场镇，日本就打了20多天。可以说，淞沪会战是日本自甲午以来在中国遭遇的最严重抗击，打乱了日本的战略计划，延缓了日军的侵华进程；中国政府在华北战场之外开辟了第二战场，有效分散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为上海工商企业、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机构以及各方面人才和财力向后方转移争取到一定时间。

中方主动，先发制敌

文汇报：为什么说淞沪会战是中国政府主动发起的一场战役？

余子道：其实，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已基本上确立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中方应在上海实行“先发制敌”的战役方针。1936年10月4日，按照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指令，负责统筹上海、南京地区国防战备和对日作战事宜的张治中将军提出，一旦上海形势突变，中国军队应主动进击驻沪日军的主张。这一作战指导思想，获得了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还下令张治中为扫荡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预作筹划和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在北方大举进攻，意欲鲸吞整个华北。在南方，攻略上海、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其既定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

7月30日，张治中进一步申述并积极主张实施“先发制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上海对日作战，我方“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蒋介石次日复电，同意张治中建议。由此可见，在8月13日开战前，从淞沪战区的司令部到南京最高统帅部已一致确立“先发制敌”、主动发起淞沪战役的作战方针。

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爆发。事后，中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11日，南京统帅机关正式决定，在日本陆军师团到达上海之前，迅即主动发起在上海的进攻战役，首先歼灭日军驻沪部队。当晚，张治中部迅速行动，第87师、第88师、第2师补充旅（已更名为独立第20旅）分别从常熟、无锡、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市区附近。12日，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当天黎明前，第87师一部进驻吴淞，主力进至大场、江湾一带，当日上午前出江湾新市区之中心区，将进攻矛头指向虹镇和杨树浦日本海军陆战队沪东根据地。第88师主力进至真如、大场之线，准备前出江湾、闸北，将攻势指向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然而，张治中为了使我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立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力求避免中国军队先打响第一枪。

8月13日上午，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一小队在闸北宝山路向中国保安部队开枪挑衅，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严重失误导致大溃退

文汇报：淞沪会战后期，中方军队大撤退变成大溃退，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余子道：除了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淞沪会战最后出现中国军队的大溃退，这跟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很大关系。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淞沪会战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于淞沪会战是有功的，但是在领导和指挥这场会战中也有严重的失误。

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抗战态度比较积极努力。他檄调黄埔系中央军基本力量和空军、海军投入淞沪战场。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善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动员和组织地方部队出兵上海，川军、桂军、粤军、湘军、黔军、鄂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都纷纷登上淞沪战场，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举国一致反对外敌入侵的宏伟局面，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大威力，是整个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力空前上升的一大表现。

蒋的过错不在于要不要打淞沪会战，因为这场会战势所难免，打这一战是保卫大上海和首都南京、守卫长江和华中地区所必需。蒋介石的失误主要是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阵地战的作战方针，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以及分散使用兵力等等。具体说来，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是坚持过久。蒋介石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一再等待苏联对日开战，又期待西方大国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干预中日之战。他想从国际形势的变局中寻找出路，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利害关系着眼，多次拖延上海战局，以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并一再贻误战机，多次丧失调整战线转移阵地的有利时机。

二是撤退太迟。蒋介石在决策和指挥淞沪前线大军西撤上，一再摇摆不定，多次延误战机，最后又仓促下令，以致大规模撤退演变为一场纷乱失序的大溃退。刘行失守前后，蒋未能接受陈诚、张发奎等人的建议，主动调整战线。大场陷落以后，形势虽比以前大为不利，但迅速实行后退吴福线、乍平嘉既设国防线，仍不失为有利于我军的明智选择，但蒋左右摇摆，为配合九国公约国家布鲁塞尔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仍然不接受白崇禧、刘斐等人的退却建议，却下令在沪西苏州河南岸实行固守。殆至日军金山卫登陆，敌军南北两翼迂回的态势业已形成，蒋未能接受陈诚等人立即调整战线的建议，仍要求“再坚持三日”，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比较有利的退却时机。直到11月8日，蒋才下令全线西撤。退却的命令突然下达，仓促实施，几十万大军撤退行动没有计划、又无部署，亦无后方接应，造成全军一片纷乱，以致西撤大军队伍失控、一路溃退，损失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