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平

核心观点

新常态下，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推动者”角色意味着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而“服务员”角色意味着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源的开发和维护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今年重点工作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加快实现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转换”。对于这样一个命题，需要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其中，政府角色的主动转换是有效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牛鼻子，无疑是一个值得优先思考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背后，各级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然而，无论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发展市场经济，政府作用的确具有两面性。政府角色转换不是一味的“退”，在制度创新、社会保障、经营与消费环境维护等需要担当政府责任的方面，“进”的空间还很大。

政府角色转换将是新常态下的必要选择

在过去30多年间，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当然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外部机遇性原因，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和动力无疑在国内。在国内诸多因素中，各级政府无疑是一个集设计者、推进者和操作者三者合一的特殊角色。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略性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政府的角色作用也随之进入不断转换的过程。

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各地经济增长的动力、活力得到极大地激发。各地党政在谋划组织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把经济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许多地方的党政班子把“招商引资”当作“1号工程”。事实上，各级政府不仅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教练员，同时也是奔跑于沙场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尽管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看这个过程和现象，人们可以历数其不合理、不应该和后遗症。但是，评判历史现象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政致力于经济发展、甚至包括各级党政干部直奔经济建设一线“冲锋陷阵”的“运动员”激情，我们从整体上还是应当给出正面的、历史的肯定的。

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可以肯定，原先一部分曾经强有力且有效的政府直接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已经呈现或将会呈“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没有改变，但政府角色转换将是新常态下的必要选择。

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

可以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地下发“红头文件”的过程中推进建立的。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在它诞生之初便注定会深深烙上“强政府”作用的印记，这有值得赞赏的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一面，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恐怕也不容忽视。

首先，政府设计、推行的市场经济，容易成为相对更为有限的市场经济，即政府保留更多的权力、市场内在活力相对不足。就理论而言，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和企业都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但是，直至今天恐怕也很难确定，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国有企业，哪些已经完全摆脱了政府指挥下的“下级基层单位”的特性。那么，非公企业是不是完全具备了在市场经济海洋里自由畅游的权力了呢？答案是“还没有”。我们的市场经济海洋是被分割为一片片海域的，不同海域之间存在着看得见的高墙或看不见的“玻璃门”。“行政审批”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需要削减的行政审批中，又有相当部分恰恰是前几轮政府部门主导的改革的“成果”。

其次，政府部门在设计、推行市场经济的政策、规制时，为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保留（甚至是创造）了更多的权利。实施人民政府职能的，往往是政府的部门和官员。如果说人民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则无法说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没有自身的利益。政府部门和官员在设计经济政策时会不会“夹带私货”并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新药审批中的贪腐频发、发改委官员的频频落马，已足够说明问题。

新常态下，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推动者”角色意味着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而“服务员”角色意味着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源的开发和维护。

三个“退”与三个“进”考验觉悟能力智慧

能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政府角色的转换和政府作用的“有退有进”，考验着政府的觉悟、能力和智慧。

对地方政府来说，三个“退”是当务之急。一是从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或“类行政审批”）中退出来。过多、过烦的行政审批已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行政审批的减少一定会为发展动力释放提供新的空间。二是从大量政府直接抓的产业项目中退出来。政府官员直接抓产业项目，不仅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在整体上破坏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三是从怕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保速度”的习惯思维中退出来。现在一些地方官嘴巴上讲“我们并不追求GDP增幅”，骨子里还是害怕本地的经济增幅落在后面。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确有办法使本地本年份的经济增幅提高一定的幅度，但是这样的提升很可能是以后面年份的经济困难作为代价的。

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三个“进”也是当务之急。一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进。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就是生动的例子。一年多来上海自贸区取得的最值得赞赏的成就，不在于吸引了多少企业和资金，而在于实现了一系列制度上的突破。二是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有所进。社会保障上去了，就好比买了保险才开车上路。否则，谁敢踩油门？三是在经营和消费环境建设方面有所进。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远要比直接搞科技投入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涌现。政府对消费者权益的严格保护，不仅会直接提升消费者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真正提升。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