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德生

核心观点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降至中高速，“增长极限”、“断档失速”等“唱衰”观点又渐渐流行起来。显然，这些观点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表象，忽视了经济增速放缓背后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5月2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面对来自全球的4万多投资者，出任公司掌门人已半个世纪的“股神”沃伦·巴菲特畅谈世界经济前景和投资理念，尤其非常看好经济正快速增长的中国。巴菲特强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保持非常好的表现。中国迄今已取得的成就简直就是奇迹”，“中国已经找到了释放自己潜能的道路。”

中国仍属于世界上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

中国经济从来不缺乏外界的质疑之声，每当部分经济指标数据下降，一些舆论就会冒出“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降至中高速，“增长极限”、“断档失速”等“唱衰”观点又渐渐流行起来。显然，这些观点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表象，忽视了经济增速放缓背后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例如，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仅如此，中国目前7%左右的经济增速在世界上仍属于高速增长的国家。2014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4%、0.9%和0%，而201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4%。从经济增量来看，2014年经济增量则相当于1996年全年的中国经济总量。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若按7%的速度增长，那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从国际经验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将会呈现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相似的特征，即经历经济起飞阶段的高速增长之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主要任务。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经济增速相对于经济起飞时期而言相对回落，这是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长路径中的第一个回落期，经济增长的阶段转换开启。

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结构主动调整的反映

经济增速放缓是政府主动调整经济结构的反映，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幅度最大。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高投资中主要是“大块头”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三者占到中国投资的80%以上。这种高投资的行业结构拉动了钢铁、水泥、煤炭、石油石化、建材等一系列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当政府主动调整经济结构，首当其冲的就是改变高投资增长模式，这导致两个明显表现：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因为调整的这些行业都是投资占比高的行业；二是出现了产业过剩，因为当高投资速度放缓以后，处于供给端的这些高投资行业调整滞后。

过去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赶超，但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这集中表现为：（1）相对于人均GDP所处水平，中国的工业化率偏高；（2）工业结构偏重工业。以纺织业、食品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过早回落；（3）制造业的服务业投入系数偏低；（4）中国工业化体现为挤压式增长特征。典型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率的峰值平均为46%，所对应的人均GDP平均值大约为8800国际元。中国追赶型工业化所能达到的工业化率峰值高于美国，所对应的人均GDP低于美国。结构失衡累积的矛盾随着经济规模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带来的规模报酬开始递减而越难以解决，并为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增长机制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因此，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发展方式转型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问题，依据世界经济论坛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依据和我国的人均GDP水平，目前我国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一些人均GDP较高的发达地区则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阶段。基于此，总体而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效率与创新双驱动阶段。

依据日本和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后发追赶国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阶段的转换，TFP增速出现阶段性下降；人均GDP在5000-10000国际元阶段，TFP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追赶和经济结构调整；当人均GDP超过10000国际元之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始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目前的情形基本符合典型化事实。技术追赶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与美国在制造业上的差距正迅速缩小，在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均呈现出技术赶超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TFP年均增长接近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接近30%。

TFP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长期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目前中国TFP减速的主要原因就是要素跨部门跨地区流动受阻。能否出现熊彼特主义所期许的结构变化和创新机制，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促进要素在工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是提升TFP和技术创新的政策取向。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业间调整，而且包括产业链调整，即发挥创新资源的参与能力，注重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积极引导资源配置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供应链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

总之，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仍然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型本身就是经济持续增长和质量不断提升的内生动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难点与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