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明

从1959年6月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到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李光耀曾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这位坚毅而富有远见的新加坡“国父”，带领一个原本动荡落后、资源匮乏的小岛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1965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被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对于一直信奉“只有合并才能让新加坡得以生存”的李光耀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样一个弹丸小国，缺乏保卫家园的基本能力，甚至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淡水都无法自给，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积极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持政治稳定。

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并延续至今。包括建立全球范围内招商的工业园区、高效率管理国有资产方式、金融监控体系，同时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进行教育改革，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抑制贪腐。“新加坡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人均GDP在东亚地区仅次于日本，同时也是东南亚的首要金融中心。

坦然的“亚洲价值观”捍卫者

在一手缔造了西方式经济成功的同时，李光耀并不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文化优越性。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普世说”，李光耀直言美国的成功根本不在于其所宣称的理念和原则，而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和人才资源以及未受战争伤害的幸运历史。他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

李光耀始终对西方媒体的批评置若罔闻、从不理会。新加坡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授权政府逮捕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煽动法》则规定，任何行为、言论、出版或表达，只要含有对政府或司法不满，或在国民中煽动仇恨或种族之间制造对立等内容，均定为煽动罪。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因而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抗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就李光耀个人而言，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后，他仍任国务资政以及后来的内阁资政，一直在国内享有巨大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直至2011年才宣布不会在新一届内阁中担任职位。慢慢淡出国内政坛后，李光耀反而在国际上越来越活跃，他到处演说自己的政治思想，批评美国式民主、批评政治两党制，坦陈其暗淡的未来，在各国讲述如何在获得经济增长同时保持政治稳定。

“我不想模仿西方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比我们优越的说法。”李光耀曾说：“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正是这种坦然和自信的“亚洲价值观”滋养了新加坡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主义者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共和国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间，既处于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华关系冷淡之际，又晚于大多数亚洲国家，新加坡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无论他人喜欢与否，李光耀的决策彰显了一位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主义者的良苦用心。

作为一个访问过中国20多次、与邓小平等诸多中国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中国通”，李光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就预测到中国将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亚洲最大的主导力量，“中国将在21世纪与美国平起平坐。”加上本身对西方价值观并不认同，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厚。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定位也很明确：新加坡是一个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过于依附任何一个大国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主义外交思维贯穿了李光耀所有的外交努力。

从政半个多世纪，李光耀带领新加坡所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治国功绩，他在政治上的真知灼见让基辛格不禁感慨：历史的诸多不对称性之一，就是领导人的能力与其国家大小不相匹配。而尼克松更是直言，若李光耀生活在其他时间或空间，他完全可能是获得像丘吉尔、迪斯雷利或是格莱斯顿一样的世界声誉，“李光耀的舞台显然太小了”。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