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文

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当天，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发生了原住民起义。一时间，领导起义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及其领袖、副总司令马科斯受到世界关注。在一篇名为　《土地之色的人民》　的演说中，马科斯说:“我们是大资本统计中的零。因此，我们进入深山去寻找自己，尝试稍减如石砾、如野草般遭遗忘的痛楚。”然而起义并没有改变原住民边缘化、被排斥的命运，在起义过后的十几年间，依旧有大量报道记录着墨西哥原住民的苦难与抗争。

在与恰帕斯州接壤的瓦哈卡州齐马拉帕斯地区，有着美索美洲面积最大的雨林，那里居住着瓦哈卡州的索克族原住民。索克族原住民在墨西哥共分为四支，在瓦哈卡州的这一支被称为“齐马人”，人口约1.5万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齐马人的土地抗争就频频见诸报端，但时至今日依然悬而未决。为了一探究竟，我独自来到齐马拉帕斯的小镇桑塔玛利亚·齐马拉帕。

桑塔玛利亚·齐马拉帕位于大山之中，从邻近的县城胡奇坦开车至此需耗时一个多小时。当地除了　自主运营的集体出租车外，鲜有其他进入的方式。虽说是出租车，实际上是一辆小货车，不仅需要接送旅客，还承担着采购、运货等多重使命。某种程度上说，掌握交通也就掌握了当地的命脉。我在去齐马拉帕斯之前充满了担忧:外界对于当地的报道大多是封闭、暴力、冲突仍频，作为一名外来者，他们是否会接受我的进入?　事实证明我的忧虑是多余的，当我向司机说明来意后，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请求，甚至还把我安顿在他的家中，我与齐马人也因此结缘。

公众对于原住民的印象一般带有构想的成分，认为原住民应当身着奇装异服，讲着外界无从知晓的言语，并在丛林中过着原始人般的生活。在去齐马拉帕斯之前，我也对齐马人充满着这种幻想。但是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墨西哥普通农民中的一员:穿着短袖汗衫加一件夹克，拖着一双拖鞋穿行在小镇的各个角落。只有在节庆时，墨西哥原住民才会穿上民族服饰，只可惜，齐马人在民族融合中已经丧失了　自己的传统服装，他们在节庆时穿着最多的是瓦哈卡州萨波特克人的服装“特华纳”，宛如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创作的画作《特华纳妇女》。至于语言，年长的齐马人尚能熟练地操持索克语，而年轻人尽管能领会含义，但已无法开口，西班牙语主导了他们的生活。事实上，这是墨西哥所有原住民群体都面临的挑战。我曾走访过墨西哥城周边霍奇米尔科的纳瓦族村落，仅两三名年长者能用纳瓦语交流;而我的马萨瓦族朋友阿古斯丁娜干脆在墨西哥城开设了马萨瓦语课程，以防止该语言的失传。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多元与融合的一大悖论吧。

镇上的基础设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当地有一条水泥路，每家每户也基本都通了电，只有生活用水和饮用水还需要从河里打上来。政府在镇上开办了公立学校和诊所，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不过齐马人对于“免费”也不尽满意，他们向我抱怨那些教师和医生每天都只是敷衍了事，不如收费时来得认真。

山里的生活倒是和城里大不相同。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公鸡就开始啼鸣，六点左右，村里老小已经开始忙碌。妇女们一天都在忙着干家务活，而男人们有时到田里干干农活，有时无所事事，难怪墨西哥的妇女们时常抱怨本国的“大男子主义”传统。记得有一天我去走访镇上的小学，末了想给孩子们照张相，没想到那群男生竟对女生说:你们是女生，快往后站。结果那张照片中只留下三个奋力跳跃的女孩的身影，可见“大男子主义”的印记该是有多深厚。

白天孩子们大多去了学校，镇上略显寂寞，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孩子们的嬉闹声才会重新唤醒小镇的活力。尽管齐马人家庭大都有电视，但是他们闲暇时间更愿意围坐在一起闲谈。对于我这个中国来的客人，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拉着我问东问西满是好奇。在他们的记忆中，有关中国的印记只有李小龙和街头巷尾的“中国制造”。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中国在哪里，甚至以为中国人也同样说西班牙语。当听说我从中国来墨西哥坐了16个小时的飞机，他们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愕。对于大多数齐马人而言，最远的“外乡”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胡奇坦。因此，当镇上有人从美国打工回来，齐马人竟会放鞭炮迎接。不过当外界的信息通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渗透进小镇后，更多的齐马人开始走出家乡，到外地上学、打工，甚至冒着危险偷渡去美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所谓的“封闭社会”几乎已经无迹可寻。

由于住在司机的家里，司机时不时地和我闲扯几句。他叫阿特米奥，担任过当地的政府领导。阿特米奥和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是农民。”我以为他的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农民较为贫困。例如齐马人一天只吃两餐，早饭和午饭，晚饭仅吃些面包点饥。饮食以玉米、菜豆、蔬菜、鸡蛋为主，很少见到肉食。或许在外界看来他们的饮食习惯较为健康，然而经济困境才是这种选择的主因。二是农民的根本是土地，因此，他们的土地抗争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在齐马拉帕斯的北部和东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土地冲突。北部的土地冲突主要发生在大农场主和齐马人之间，农场主为了扩张自己的放牧面积，常常侵入齐马拉帕斯，招致齐马人的抗争。而东部土地冲突主要发生在齐马人与恰帕斯州政府之间，这也是齐马拉帕斯最主要的土地矛盾。

由于齐马拉帕斯幅员辽阔，从桑塔玛利亚·齐马拉帕到东部边界需要五六小时的车程，齐马人很难对东部土地进行有效管理。为此，恰帕斯州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支持当地伐木公司到齐马拉帕斯东部进行开采，引起齐马人的不满。到了80年代，恰帕斯州政府为了转移州内宗教矛盾，将大量移民安置到齐马拉帕斯土地，使土地冲突进一步激化。尽管联邦政府曾几次出面协调，但收效甚微，在2011年，恰帕斯州政府甚至在侵占领土上建立了新的市镇，引发了当地的持续对抗。目前，齐马人已将这一问题提交最高法院，但是解决前景却依旧艰辛。从本质上说，齐马人的土地抗争是原住民与资本的抗衡，无论是农场主的扩张还是恰帕斯州政府的侵占，无不因为资本在作祟。

实际上，“资本”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齐马人的生活方式。在我刚到小镇时，巧遇一场婚礼，阿特米奥送的贺礼是一大瓶可乐;几天之后，阿特米奥的侄子因吸食大麻而误杀自己，在追思会上，人们依旧拿来可乐。这不禁让我想到在恰帕斯州圣胡安·查姆拉看到的场景:在一场宗教节日上，当地原住民人手一瓶可乐，将其作为宗教仪式的部件。面对这种资本的渗透，原住民的斗争不显得有些壮烈而又微不足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