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似乎向德国总理默克尔“放下了身段”。（视觉中国）

土耳其似乎终于勉强接受与欧盟的二级“特惠伙伴关系”。去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给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打了通电话。令德国总统吃惊的是，埃尔多安的这通电话仅仅只是为了说句“嗨”。

土耳其官员们去年整个夏天都在咒骂德国人是“纳粹”，严重损害了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然而，埃尔多安如今却希望借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和平进程改善与施泰因迈尔的关系，并且最近他在索契与普京碰了头。

给施泰因迈尔打电话的后一天，埃尔多安给德国总理默克尔打了个电话，而埃尔多安整个夏天都在蔑视她。

善意的举动不仅局限于总统亲自打电话。根据一位欧洲的高级外交官员的说法，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在2017年秋天两次和德国副外长会面，而安卡拉的其他官员的出访活动则在土耳其与欧盟的对抗中完全停顿。

最重要的是，自2016年政变失败以来，土耳其法庭已开始悄然释放被拘留的德国公民。

土耳其逮捕德国人权活动家彼得·史托伊特纳（Peter Steudtner）是去年土德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在7月份联合举办人权研讨会后，史托伊特纳被逮捕，并被指控策划推翻土耳其政府，此事成了德国公众眼中土耳其正滑向专制深渊的标志性的证明。

到2017年秋，被土耳其称为“政治犯”的德国人名单上共有22人，其中大多数人因与库尔德人政党以及居伦运动有联系而被捕或被指控。随着史托伊特纳与其他人被释放，名单上的人数现在降到了八个。今年1月，土耳其对欧盟的魅力攻势再次迈出一步，当时埃尔多安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

那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土耳其对欧洲的态度会如此戏剧性地转了个180度的弯呢？安卡拉努力修补与欧洲的关系背后似乎有多个动机。

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继续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以及纽约的扎拉布案（Zarrab，本案与土耳其银行卷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有关）审判，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破裂，而且两国关系必将在2018年进一步陷入不稳定的局面。安卡拉需要西方阵营的盟友，并已经回到其“名片簿”中寻找其他战略合作伙伴来取代华盛顿，而欧洲似乎是一个开始的好地方。

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及其对2019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影响，是土耳其政府改善本国与欧盟关系的另一个动机。欧盟不仅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还通过直接财政援助、基础设施投资与银行贷款向土耳其提供部分财政预算。但是自去年夏天土欧关系陷入僵局后，德国和欧盟的投资银行一直不愿意为土耳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承担开销。

欧盟这些微妙的措施是一个故意的、由德国主导的策略的一部分，该策略通过对土耳其实施“温水煮青蛙”式的缓慢渐进的经济制裁，将欧盟的态度传达到安卡拉。土耳其最近再次刺探欧盟的态度表明该战略可能奏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又回到了“欧洲轨道”，或者回归垂死地加入欧盟进程。

土耳其-欧盟对话近几个月的重点是贸易、反恐与外交政策问题。由于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和对俄罗斯幻想的破灭，土耳其政府似乎重新认识到了欧盟的态度在诸如耶路撒冷地位与维护伊核协议以及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上的必要性。

这些都不涉及扩大欧盟入会标准或加入新的条款，而是关乎不踩彼此的脚趾。安卡拉并没有因欧盟阻止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而反对欧盟，而是接受待在欧盟外部的生活，并与欧盟建立新的工作关系。

这是很讽刺的。多年来，土耳其外交官和内政官僚会猛烈抨击任何敢于建议土耳其与欧盟建立特殊关系而非成为欧盟正式成员的欧盟对话者，哪怕提议者就和他们在一间房里。

在2005年成为总理之前，默克尔曾经建议让土耳其成为欧盟的“特惠伙伴”，类似于二级成员，但由于当选后安卡拉对其施加的压力，默克尔不得不撤回她的提议。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整个过程中，其每份文件、备忘录或演讲都必须强调土耳其正在争取成为“正式成员”，而且非它不可。

但是最终，由于关于人权问题的批评和欧盟要求土耳其改革，土耳其已感到沮丧，埃尔多安似乎已经接受了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特惠伙伴关系”，而这是土耳其人一直以来都很恐惧的。

文：艾斯利-艾迪塔斯巴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编译：胡甄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编辑制作：陆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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