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过一个名为《货币》的专题片,片头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知道它从哪里来,但不知道它到哪里去。”货币最终到哪里去,现在确实不知道,但它的阶段性走向还是有端倪可察的,可以做一些分析。
核心观点
当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互联网有关时,或者说,当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以后,货币能超然度外吗?答案是否定的。
比特币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关注,就与比特币产生于互联网,是在点对点网络中完成解码运算后奖励给运算者的“礼物”有关。这个看似偶然的事物蕴藏着新货币的必然性,而且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还原”。
法定货币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
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定货币(简称为法币)就是纸币,亦即不与任何贵金属挂钩的信用货币。其实,最早的法币是包括金币或银币,以及其他形式的。彼得·希夫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说,“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即《欧文·格拉斯法案》,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联邦储备系统,……建立美联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提供一种‘优先货币’。这是一种由私营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可取代资质不一的个体私营银行以票据形式发行的所有纸钞。联邦储备银行的新举措之一,便是引入了一种名为联邦储备券的新货币。按照规定,持有联邦储备券的人可以在任何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或其他任何法定货币’。这些法定货币包括国债、金币或银币以及银行券等。”但是,《联邦储备法》“迈出了完全放弃金银支撑体系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联邦储备券从先前以金银为支撑的合法票据转化为仅限于持有者之间自由流通的、一文不值的纸币,而发行方却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美元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将完全取决于它的购买力,而它的购买力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元供给的规范性。”
所以,现在的法币和本来的货币是两个概念,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我们时常混淆二者,讲货币时,包括了法币;讲法币时,就像在说货币。广义地说,货币是包括法币的,因为法币是货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从性质上说,法币和货币相去甚远,不能同日而语。事实上,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对法币不同于货币,已经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体认。
货币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给它的定义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等价物即货币的基本功能——“价值尺度”(货币的其他功能是由此派生的);等价物以商品形式存在,其自身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以国家信用支持的购买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货币和法币在性质上是迥异的,就像现在有人以法币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说“比特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一样。然而,我将在下面指出,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比特币可能预示着货币回归等价物的可能性。
在有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之前,N种特殊等价物(如盐,贝壳,玉器等)充当过货币。最终,贵金属充当了一般等价物。在早期的一段时间里,贵金属本位是金银复本位,并实行相应的主辅币制度。在18世纪的英国,同时流通着金币和银币;美国从建国开始实行的是金银复本位制。此后,包括英美在内的大部分大国都实行了金本位制,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然而,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并非真正是由黄金主宰。在国际金本位期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跨境黄金流动。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的黄金储备并不都十分充足。很多外围国家因为缺少黄金,实际上实行的是黄金汇兑制度。英镑汇票成为其他国家的替代货币,外围国家不得不实行金本位制,就是因为如果不和英国步调一致,就没有办法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借钱。所谓的国际金本位制,其实就是英镑本位制。由此不难发现,在金本位制的演化逻辑中存在着引入纸币的内在要求。
在贵金属本位下,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劣币驱逐良币”,即市场上成色不足的银币或金币驱逐足银或足金的货币。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政府造币当局有意掺假,也就是说,市场上成色不足的银币或金币,可能来自民间的牟利者,这是犯罪行为,要面对牢狱之灾;也可能就是政府所为,它只需以法令强制他人接受这种被“注水”的货币即可,政府往往把对铸币权的垄断作为向公众巧取豪夺的手段。比如,统治者想修建一条道路,因此需要增加政府收入。他可以借款,也可以征税,但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对铸币进行贬值。所以,我们以后在纸币流通中常见的货币贬值现象,在贵金属本位下也完全可能发生。
贵金属本位的优点是币值稳定,由此保证通货膨胀水平比较低,但它相应地产生另一个缺陷:内生通货紧缩。这是因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规模越来越大,对货币的需求就会增长。但是,贵金属是稀缺的,黄金尤其稀缺,其数量为一定的。当流通中的货币不能满足交易需求时,通货紧缩就发生了。数据表明,从1875年到1896年,美国的物价水平平均每年下跌1.7%,英国的物价水平平均每年下跌0.8%。由于在法币流通的条件下,发生通货膨胀的概率远大于发生通货紧缩的概率,所以,我们通常讲通货膨胀的危害比较多,其实,通货紧缩对经济的伤害与通胀至少是同等的。而且,贵金属本位下发生的通货紧缩,从理论上讲是无法治理的,也就是说,通货紧缩条件下的经济萎缩将成为贵金属本位下的趋势性问题。这当然是人类社会不能接受的。
法定货币的缺陷与新货币的替代
彼得·希夫指出:“纸质货币是货币进化的第二个阶段。……货币替代品的出现代表了货币历史上的又一次飞跃。”作为货币替代品的纸币,有两种现实形态,其一,以金银或其他商品为基础的纸币,亦称纸黄金,或有含金量的纸币;其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前者本质上仍然属于等价物意义上的货币,后者就是今天的纸币即法币。历史的与逻辑的分析都表明,从前者演变为后者是有着必然性的。尽管我们现在备受法币的困扰,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考和对策总是在问题发生以后。我们也许可以预见问题的发生,但如果它们是伴随着某种必然性产生的,那么,我们只能“既来之,则安之”,重新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法币的种种问题,并思考其出路,就属于这种情形。
关于法币的出路,一个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回到贵金属本位,抑或金本位。但是,一如上述,贵金属本位或金本位受制于贵金属和黄金的规模,是回不去的;而且,贵金属本位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也有着和法币本位相类似的问题,回去了也不见得比现在更好。所以,我们必须另谋出路。
就像货币替代品的出现,乃至法币的出现有着必然性一样,替代法币的货币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在人类社会,必然是存在于偶然之中的。看似偶然出现的不同于传统货币的比特币,就有着“第三个阶段”的货币(简称新货币)的特征。尽管总部位于东京的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已于今年2月底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并已得到受理,但请大家注意,比特币某个交易平台破产与比特币破产还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便比特币彻底退出,也只是货币演化中的一个插曲,并不意味着这个演化进程戛然而止。
我认为,新货币至少有两个确定的特征,也是它的必要条件:第一,和互联网有关,是真正意义的电子货币(现在所谓的电子货币是与法币挂钩的);第二,具有竞争性,可以通过竞争来保证其币值稳定。比特币满足了这两个特征。存在于计算机代码中的比特币,它的去中心化理念和高度自由的流动性,是新货币不可多得的,且应该具有的性质。当然,新货币付诸合法的、正常的流通,还需要完备的制度,这是它的充分条件。不难想见,这个制度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不断试错中建立和完善。
朱嘉明在为《比特币——一个虚幻而真实的金融世界》一书写推荐序时指出:“法币的先天缺陷,说到底就是两条:第一,法币为政府所垄断,国家是垄断货币发行的主体。法币是通过国家权力迫使民众接受和执行的一份合同;第二,因为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决定法币发行数量,其本质是不稳定的。……法币贬值,或者说通货膨胀成为完全不可避免的事。”所以,新货币的必然性就在于,人类社会必须解决法币这两个“先天缺陷”。
其实,法币的第二个缺陷“通货膨胀”,完全是由第一个缺陷“法币为政府所垄断”派生的。吊诡的是,人们尽管知道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通货膨胀的危害,但仍然不敢挑战政府垄断法币发行这一格局。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译者姚中秋如是说,不仅老百姓,即便“在太多的经济学家那里,政府垄断货币,似乎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没有几个经济学家严肃地对待任何不是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货币制度设想,哪怕是捍卫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货币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财货,但它如果特殊到自由竞争机制完全对其无效的地步,则一个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学家是否还有足够的理由坚持自己的信念,实在是一个大可质疑的问题。”这段话不仅简要地道出了哈耶克挑战法币制度的真谛,而且,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探讨货币竞争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就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其实,一如哈耶克所说:“当下的政治必然性不应当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他的任务应当是像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过的那样,使得从今天的政治角度看来不可行的政策,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决定此时此刻应当做什么,这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有哈耶克此等风骨的学者确实不多见,但是,“唯书唯上”之风不可长,充分地讨论各种实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应当是学者们的任务,也是社会和时代对他们的要求。
当然,在现实社会,走中间路线总是大多数。对于政府垄断货币,朱嘉明认为,“人们的思想局限在如何改进,而不是终结政府对货币垄断的体制。即使是激烈批评通货膨胀和现代货币体系的弗里德曼也认为哈耶克的希望无法实现:能够提供购买力的私人货币,是不可能驱逐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也就是说,只能在法币不可替代的前提下,通过控制法币发行数量,抑制通货膨胀。这就是货币主义。”我们知道,货币竞争替代货币垄断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前者的制度建设和后者的功成身退(法币制度产生的信用,对于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都需要时间加智慧。
货币竞争和新货币是值得期待的
哈耶克以当时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为背景,提出了他的货币非国家化方案。他说道:“共同市场各国,以及欧洲的全部中立国(如果可能的话,以后也可以加上北美国家),通过一项正式条约,互相约束自己不对彼此之货币跨越其边界线的自由交易、以及在其境内合法设立之任何机构同样自由地开展银行业务设置任何障碍。”哈耶克试图让各主权国家的货币跨境使用,使其产生竞争性。这里,非国家化是非一国化,亦即每个国家的货币交叉使用,进而产生竞争,但发行主体仍然是各自国家。那么,如何来约束各国的货币发行呢?哈耶克指出:“这一方案的目标在于,对现行的货币和金融机构施加一种极为必要的纪律,使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段中都不可能发行一种与其他国家之货币比较起来明显地不那么可靠、也乏人使用的货币。一旦公众熟知了这种新的可能性,任何偏离这一提供某种诚实货币的正确方式的做法,都将导致人们立刻用他国之货币取代此一正在遭到损害的货币。”
循着这一思路,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完全取消政府供应货币的垄断权而允许私人企业向公众供应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的其他交易媒介,岂不是同样可取?”尽管哈耶克是设问,但这是其货币非国家化的核心思想。“非一国化”是第一步,私人机构发行货币则是第二步。当然,无论“非一国化”,还是由私人机构发行没有价值支持的法币,哈耶克自己都很明白,“它目前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建议,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过于离奇、过于陌生,他们恐怕不会考虑目前予以实施。”一种超前的思想不能实施,完全可能是因为现在不具备外部条件,或被替代的制度(这里即法币制度)依凭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难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只要这个超前的思想预见到了未来的趋势,任何旧制度都不可能阻挡历史的必然。
比特币开启了新货币的实践。有研究者说,比特币具备打破几千年来货币由国家垄断发行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新货币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也有专家断言,比特币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它所体现的货币非国家化理念也只是一种经济乌托邦思想而已。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而且,在今天的世界各国,国家信用仍然是法币发行的不能撼动的基础,后者的观点就大有居于主流的意味。然而,一如上述,法币制度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必将被新货币制度代替,尽管人们还无法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当然,仅仅从这一视角论证新货币,论据还显得单薄。
货币垄断是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行政管制,即在一个国家只允许中央政府的货币当局提供法币。但是,一如其他垄断者一样,货币当局存在危害其使用者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时常转化为现实性。因此,货币垄断需要打破。可能的途径有二。其一,和大多数自然垄断一样,通过引入竞争来加以化解或缓解。其二,让法币成为公共品。在贵金属本位的条件下,货币如果稳定地代表贵金属的价值,它就可能是公共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固定地与黄金挂钩,就使得美元成为世界性的公共品。但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演变成为美国谋取一己私利的主权货币,它就失去了公共品的性质。所以,让法币成为公共品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进而,引入竞争就成为唯一的可能。我们深知,打破货币垄断谈何容易,但只要其痼疾必须通过竞争才能革除,那么,货币竞争格局的形成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互联网有关时,或者说,当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以后,货币能超然度外吗?答案是否定的。比特币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关注,就与比特币产生于互联网,是在点对点网络中完成解码运算后奖励给运算者的“礼物”有关。这个看似偶然的事物蕴藏着新货币的必然性,而且是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还原”。
《比特币》一书的作者说,“比特币还原的只是货币的本质,因为人们原本只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滥发且可零成本转移的信息而已。人们说,金银天生是货币,现在,中本聪给这句箴言添加了新的注脚:货币天生是信息。正因为它是信息,我们才可以轻易地用比特币实现无数经济行为与金融工具。”信息是有价值的,货币回归了等价物。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纳拉亚纳·科赫拉斯塔在1997年就曾说过:“货币不像普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价值存储工具、一个交易单位或者记账单位,而是一个技术上的具有集体记忆功能的工具。”今天的比特币似乎契合了他的预言。尽管这些事实和预言还不能完美地揭示新货币,但新货币必然要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
简言之,人们对货币竞争和新货币的期待,主要是出于对货币币值稳定,进而物价基本稳定的朴素愿望。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这个愿望能否实现,还与国际货币体系有关。我们面临两个选择:其一,继续通过各国的宏观经济当局和货币当局,调控货币供应,管理流动性;通过国际间的协调,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这些就是现在的做法。其二,深入研究引入货币竞争和新货币的制度设计,并鼓励与之有关的各种实践。我的观点是,在继续第一种选择的同时,积极对待第二种选择,不要简单地将货币的非国家化斥之为乌托邦,不要现在就断言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建立在货币竞争基础上的新货币,也许将解决现行制度无法根本解决的通货膨胀顽疾,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进而消除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文/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应用经济系教授。199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上海大学教授。2001年起受聘为上海社科院博士生导师。2007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受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6年和2000年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短期合作研究。
200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目前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