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与校园文化。

今年我去荷兰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ofTwente)访学一段时间，主要目的是对特文特大学是荷兰三大顶尖理工大学联盟3TU　和欧洲创新型大学联盟成员之一，属于在世界大学排名　中名列前茅的“世界一流大学”。

而我访学之际，也正是国内“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之时。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引发我的思考：特文特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何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边吃午餐边讨论，在这里是一种生活方式

3月的荷兰依旧春寒料峭，寒风裹挟着雨雪成为这方天地的独特景观。我所在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CHEPS)　的团队要求我每天早上8点到工作室，于是乎，习惯了迟睡迟起的我每天很早就如大多数荷兰人一样，骑着自行车赶往校园。顶着寒风冷雨骑车到工作室似乎很艰苦，但这种艰苦很快被校园里浓浓的工作氛围冲得云淡风轻。

每天早上骑车穿过校园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但透过荷兰特有的阔大的落地窗，我已经看见许多办公室都亮着灯光，灯光下是埋首工作的人们。当我到达自己的工作室的时候，其他CHEPS　团队的工作室大多都已灯火通明。午餐时间，CHEPS的教授们三三两两相约一起前往学校餐厅。大家的午餐都非常简单，奶酪夹面包，外带一碗汤或饮料。并且，午餐时大家会在一起边吃边聊工作中的问题或学术研究动态。换句话说，简单的午餐演变成每日午餐例会。

后来我注意到，特文特大学的学术研讨会　(Seminar)　基本都是安排在午餐时间，大家边吃边讨论。还有的教授午餐时间仍在工作室忙碌着，一杯咖啡或一碗速溶汤端在电脑前，边啃面包、边工作。我问起原因，对方常常回答的是，“要赶时间，因为下午有个会”，或者是因为“要赶一篇文章、赶一个项目”，诸如此类。

记得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过：“古往今来，能成就事业，对人类有作为的，无一不是脚踏实地攀登的结果。”对于科研工作而言更是如此，相信大家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表述都耳熟能详。不过，在特文特大学，上述表述成为实实在在的每日生活样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家每天看起来都意气风发，丝毫不见苦和累之态。

高效工作，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严格自律

当我向特文特大学的学术同行感慨他们的勤奋努力时，对方哈哈笑着调侃道：“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说明我们效率不高。”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特文特大学的学者们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恰恰是他们的“效率”!

这种效率，首先表现为近乎精确的工作日程安排，以更好地利用时间。我抵达荷兰之前，合作教授Don(丹)　即约定了接我的时间与地点。Don约在Almelo(阿尔默洛镇)　的小站接我，他给出的原因是，这个小站人少，我们不会找不到对方，而且这个站距离他家最近，也最方便到特文特大学。

按约定地点与时间接到我之后，在去学校的路上，Don　即与我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以及接下来的研究计划。我表示凌晨方抵达，需要休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Don只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事先订好的校园旅店休整，然后就带我熟悉校园环境、逐一认识同事，并参加了午餐学术研讨会。当Don注意到，我这样一个外国人，读起荷兰同行的名字很拗口时，当即让秘书打出CHEPS所有人员的名单，逐一教我如何读这些同行的名字，直到我准确熟练地说出来为止。是的，这是我到特文特大学的第一天，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第二天早上8点，我已经准时到自己的工作室开始工作了，并且可以与CHEPS同行们像“老朋友”一样相处了。

此外，荷兰教授们的效率也表现在工作环节中迅捷的反馈。记得我就“欧洲创新体系与大学的作用”这一专题对M.W.A博士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束之后，每当就访谈内容需要澄清疑问或补充材料等等，我只要发邮件给M.W.A博士，他都迅速作出回应，从没有拖沓过。在与Don探讨我们的研究课题时，他说会给我一些书和资料作参考。再次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英文中典型的“将来时”表达，在现实中却是“迅速”或“即刻”。因为讨论一结束，他就直接带我到他工作室拿书了。等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室，他提供的其他英文资料已发到我的邮箱了。

在以往的高等教育研究中，每讲到大学，尤其是老牌的、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我从书本中获得最多的感知是，大学是具有惰性的，教授们的生活是悠哉乐哉、自由闲暇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出思想。可见“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荷兰之行使我对大学有了新的认识。

“效率”这一过去屡屡与严苛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似乎和大学毫不搭界的词从此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是的，就有形制度而言，特文特大学的教授们享有学术自由，但面对自由，他们是如此自律，他们惜时如金、井然有序地行进在学术之路上。

学术结盟是形成“学术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

在国内，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是“文人相轻”。所谓团队，也常常是导师与自己的研究生而已，这种导师与研究生组成的团队一不留神，即演变成饱受诟病的“裙带关系”。

在欧洲，讲到其学术体制，人们常常喜闻乐道的是“教授讲座制”，教授是某一学科　(专业)　的权威和负责人。我国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学科带头人”制度，似乎学术的发展必须得有一位一言九鼎的“学术大腕”来牵头，但在实践中，学科带头人制度却出现了异化，出现了把持学术界的“学阀”“学霸”现象。

为何“橘过淮则为枳”?　这一疑问通过我对特文特大学CHEPS　日常运作的观察得到了解答。这里的学术队伍少而精，学术队伍之间的研究既有独立，又有交叉。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完全隔离的，这为彼此的科研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围绕研究方向，形成了许多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既有来自本校和本市企业的，也有来自欧盟和邻国的　(德国、英国居多)。通过研究项目形成了一支支研究团队，并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在CHEPS，项目负责人成为项目团队当然的负责人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但这里并没有出现“一超独大”的问题。在实际学术活动中，我亲眼目睹的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博士生，只要说的有道理，白发苍苍的资深学术大碗也会认真采纳，衷心感谢。并且，因为大家彼此一起做各种项目，在长期的研究合作中形成了很好的团队精神。

CHEPS成员在日常交往中热情友好，在科研活动中互相研讨，科研工作不分彼此，大家群策群力。我初到这里时，CHEPS的成员逐一在适当的时候到我的工作室与我交流，他们的开场白不约而同的是：“IamDon’sfriend”(我是Don的朋友)。这让我非常惊讶，不明白不苟言笑的Don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Don对此的回答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事实也确实如此，Don是我的合作教授，但在我完成的CHEPS要求的学术博文出现问题时，不仅Don会给我发来许多有关学术博文写作方法的资料，而且其他同行也利用午间聚餐时，与我一起研讨，并发来相关博文供我揣摩，期间还不断进行鼓励。

在CHEPS的亲身经历使我体会到，“教授讲座制”也好，“学科带头人”也罢，都不过是一种制度的形态，制度是经由人而活化的，大学的学术发展归根结底是学术成员对科研的共同热爱、对学术的共同敬重。以此为前提，倘若真有“结盟”，也是大家对学术的结盟，形成的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

大学何来“行政权与学术权之争”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关于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争论以及“去行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为了增强学术力量，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已经写入我国教育政策法规。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为何成为了对立的紧张关系?　在CHEPS是否存在政权管理与学术活动的矛盾问题?　带着这一问题，我访谈了CHEPS中心主任Hans(汉斯)。

当我问起他是如何招聘到这么优秀的成员、形成这么好的学术氛围时，他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是他们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他们”。在Hans看来，CHEPS的发展依赖这里的全体成员，尤其依赖于学术的影响力，如果学术不能发展，学校也就不会允许这个中心存在了。同样，一个大学的存在，也在于这所大学的学术发展与影响力。因此，在大学很难说管理，而就领导力而言，那就是他要想方设法让他的团队成员“能够幸福快乐地工作”。

Hans的话通过CHEPS的行政人员　的行为得到了印证。从得到CHEPS的邀请函那天起，一直到访学结束，我得到了CHEPS办公室秘书Mirjam(米立安)　全程细心周到的服务，她包揽了订房、订票、扫描、复印、通知学术活动等一切事务性的工作，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学术研究。期间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次Don到我工作室讨论一个学术问题，我当时需要用电子邮箱，不知怎么回事，网速很慢，我就说稍后再发吧。没想到Don刚离开，Mirjam就来到我工作室了解网络出了什么问题。她不仅迅速解决问题，而且强调道：“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帮助，只管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

是的，当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学术而运作的，大学崇尚的是学术，而不是权力的时候，学者是以学术工作为志趣，而不是把学术作为“稻粱谋”或权力的敲门砖；行政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但着眼点仍是学术——让学者更好地做好学术工作，管理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为“服务”，即服务于学术工作。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结果而论，缺少的是“学术声誉”，即是否是世界一流大学有待中国公众广泛认可，有待世界同行普通认同。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就过程而言，缺乏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文化。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大家共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代一代延续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相信有一天，世界一流大学不再是中国大学为之努力的外在目标，而是自然而然的内在结果。总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背后是长期积淀和努力奋发。(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