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重南：《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主编

1937年7月，第29军将士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日本侵略军。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一书，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均线装书局供图)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中密电密件均为影印刊出。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80年前的7月7日，“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而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墙……”

这是宛平城下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讲述的并非当晚宛平城的夏夜美景，而是一场大战开启前短暂的沉寂，以及日军对宛平城贪婪的“惦记”。

“当时，北平城的东、南、北三面，都有日军驻扎，惟有西南面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要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主编汤重南告诉记者说，“如果宛平城落入日军手中，北平就成了孤城。而平津一旦陷落，则整个华北将陷于敌手。”

8日凌晨5点左右，宛平城外响起了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枪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企图武力征服全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七七事变”，又是自“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战走向全民族举国抗战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完成了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这一国家出版重大项目。该书将这些侵略者的自供状展示在世人面前，以全面揭示“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

毋庸抵赖日本法西斯犯下反人类罪行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共有51册、1000余万字。整理、出版这部文献资料集的意义何在？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该书主编汤重南先生。

“史料的收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对历史研究和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价值是举世公认的：文献资料是一切研究的依据、根据和基础，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他说。

“怎么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　在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为我们做好抗日战争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就是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我们汇编这部文献资料集，就是践行总书记用事实发言，让档案、资料、当事人证词说话的相关重要论述和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员李庆辉博士告诉记者，《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所选编的资料，是由美军占领日本后运回美国的，绝大部分是日本战时的密电和密件。密电中多署有发报人和收报人的签字，相关机关的印戳、电报的具体文号和收发时间。虽然，这些密电和密件后来归还了日本，但美国研究机构留下了2000多卷微缩胶卷。编委会从2000多卷缩微胶卷中反复遴选出2万多页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有关的内容，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辑、影印，其真实性、确凿性，毋庸置疑。

汤重南指出，这本资料汇编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实行‘三光政策’、强征‘慰安妇’等，都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日本法西斯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但是，近年来，尤其是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执政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极力否定‘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华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强征‘慰安妇’，审核通过右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一些右翼学者为推脱抵赖日本发动侵略的罪责，在‘七七事变’的起因上制造谜团，散布各种‘阴谋论’，将‘七七事变’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这种歪曲和美化日本殖民侵略暴行的“史观”，还充分体现在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展示中。汤重南说：“在游就馆内不断地放映着一部50分钟长的纪录片　《我们不会忘记》。这部纪录片对‘七七事变’做了如下的描写：是中国军队开了第一枪，而日本不希望开战，但中国拒绝了日方的和平意愿。甚至污蔑说‘七七事变’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阴谋’。那里，还陈列着二战中日本海军每艘军舰的模型。这

些日本战舰在侵华战争和与美军争夺太平洋的战争中，都犯下了战争罪，但这些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依然得到供奉，我们不能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保持高度警惕，不能不问：‘现在的安倍政权究竟想干什么？’”

6000封密电来自陆军省外务省特务机关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策划人王长林向记者介绍了这部文献汇编集的资料具体来源等有关情况。

该书收入了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及发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等内阁主要部门及日本驻外使领馆的6000余件秘密电报、秘密文件。这些密件绝大部分是当时日本加有秘密、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还有极少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涉及“七七事变”的内部报告、文件等，因其有重要参考价值，亦特予适当收入。

王长林说，本书收录的密电、密件的时限上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下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要说明的是，对于“七七事变”的时限的划分一般都基于学界公认的较为狭义的事变概念。而本书将事变的下限划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基于下述考虑：“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举国抗战开始分阶段进行，从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正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时期，由此我们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七七事变”的全过程，能更全面和系统地揭露日本秘密策划和逐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阴谋活动，从而更有力地证实“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

众所周知，“七七事变”前后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推行其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和《国策基准》等侵略方略，在中国攻城略地，对正面战场发动猛烈进攻，在敌后战场则对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同时扶植傀儡政权。这一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可谓得意忘形，犯下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极其残酷的时期。中国人民殊死抵抗，将日本侵略军拖在中国大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

“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王长林介绍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这是日本阴谋发动“七七事变”的准备时期，为第一阶段；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的1938年12月，这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疯狂进攻期和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此为第二阶段；从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时期，故以此作为第三阶段。

依据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将收录的密电、密件也相应地分为三编：第一编，收录日本发

动“七七事变”准备过程的密电、密件(共10册)。起止时间为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主要包括天津事变　(天津事件)；第一次上海事变　(“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热河、察哈尔及冀东地区；华北事变等内容。

第二编，主要收录“七七事变”爆发初期的密电及密件　(共13册)，起止时间为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主要收录自“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结束，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阶段的密电、密件。其中以日本内阁会议、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密电、密件为主，也涉及御前会议、五相会议、情报委员会等枢要机构往来的密电和密件，具有很高的原始史料价值。

第三编，收录1939年1月至1941年　12月的密电、密件　(共27册)。主要收录日本侵占海南岛、南沙群岛和汕头等地、侵占南宁及侵占香港期间的密电、密件。其中包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九路围攻、对重庆大轰炸以及策划扶持汪伪傀儡政权等内容，充分反映了日本既凶恶残忍又阴险毒辣两手并用的鬼蜮伎俩；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充分证明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

卢沟桥枪响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步骤

长年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资深出版人王长林说，日本史学界历来强调史学研究的“实证性”，但他到日本有关研究机构去查阅“七七事变”的档案文献，发现能查阅的数量非常少，凡能查阅的文献都经过了日方的“精挑细选”，而更多的内容无法查阅。日方不公开的原因，毋庸赘言。《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中绝大部分密电、密件，在日本仍未公开，是查阅不到的。其稀缺性、珍贵性也不言自明。

历史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汤重南告诉记者，“《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没有对任何一份密电、密件做任何加工，而是全部影印刊出，只是为便于阅读、使用，对原件中已经有题目的，则译出；对原件没有题目的，则在中文目录中根据该密电、密件的内容概括拟出比较准确的标题。因此，本书是最可靠、最有力的原始档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真实性，这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它构成了本书的基础；而稀缺性，则是本书独特的价值所在。”

本书披露的文献资料，从日本侵华的时间、步骤和指挥部署上看，既能看到从“华北事变”、“天津事变”等一系列阴谋活动的策划，又能看到对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的武力侵占。从战争的决策及作战指令来看，既能看到大本营和御前会议的决

议，也能看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贯彻、执行昭和天皇和大本营全面侵华战争决策及作战指令。因此，这些文献资料较为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扩大对华侵略的全过程。

王长林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日本学者在研究‘七七事变’时，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他们多拘泥于驻地部队作战计划等所谓‘实证研究’，着眼于‘第一枪’战术动作的烦琐考据，而不能够跨越事件‘偶发论’的认识局限。这部文献资料集的出版，有助于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批驳日本右翼赤裸裸的公然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以充分的史实，证实‘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

汤重南指出，纵观日本史，我们就会发现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曾担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就提出过先侵略朝鲜，后侵略中国，让日本天皇到北京来做皇帝，而他要从中国一直打到天竺　(印度)，可谓是日本军国主义之前的侵略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期，佐藤信渊曾写过　《宇内混同密策》，他提出的“国策”，就是先占领堪察加半岛，再占领朝鲜，然后占领台湾，最后占领中国大陆。明治维新后，日本就提出所谓“大陆政策”，将对外扩张和侵略作为其基本国策。日本明治天皇在　《宸翰》　中也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如果说在1894年之前，日本政府的重心还是学习西方，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但在1895年之后，其就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对外扩张和侵略之上。到1931年，日本就将其军事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整个日本坐上军国主义的战车。而到了1936年，其国内还发生了一场“二二六事件”，日本军队内的“皇道派”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兵变。虽然兵变被镇压，但从此日本变本加厉地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纵观整个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径，与丰臣秀吉、佐藤信渊的侵略思想一脉相承。

史料记载，早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在东京的高层人士中就流传着“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的流言。当时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传着这样的消息：‘七·七’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日本关东军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东三省，已经成为刺激日本侵略野心的一个恶例。希望通过再次制造事端，从而借机占领华北，以亡我中华，在日军中已早有图谋，蠢蠢欲动者大有人在。

“七七事变”7年之后，当年进攻宛平城的日本驻屯旅团第1联队长牟田

口廉也大佐，因侵略有功，已升任中将、担任侵缅第15军司令官。他亲口承认：“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出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中的马前卒，只能承担侵华战争罪责的一部分，但“七七事变”是日军故意挑起，并立即得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全力发动、迅速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的真相，已昭然若揭。

汤重南强调指出，无论是从日本侵略扩张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路径选择，以及当事人的供述，这些史料都充分证明，“七七事变”是日本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军国主义贯彻其“大陆政策”、实现其侵略野心的必然步骤。

自供其罪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王长林指出，收入本书的密电、密件，除当事人以外，当时很少有人能接触到它们。因此，这些密电和密件是坐实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

参与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编辑工作的李庆辉，对书中相当部分日方密电进行了研究。他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平津等地，但与此同时，中国长期抗战的局面已初见端倪，日军妄图“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已经破产。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以及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是日本当局始料未及的。

在《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第12册第5页日本陆军省的极密文件　《中国长期抵抗局面下的形势判断》　中，透露了其对中国战场和国际局势的看法：“虽然坚持长期抵抗的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困窘、战力和战意消磨，濒临国内分裂的危险，但是，该政府仍依仗实际控制区域进行持久抵抗，以此来消耗帝国的军事力量，并且趁国内声音不一之际，希冀于各国的调停。只要南京政府存在，列国特别是英国，就会联合法国、苏联展开对华支援，但不会有积极的军事支援。而美国较为特殊，极力回避对日集体压迫，基于自身立场，努力促成纷争停止。德国、意大利虽对帝国一直进行善意的支援，但对欧美列强的集体干涉无动于衷，也在等待调停时机。”

日本陆军省在这份密件中还提出了对策：在中国长期抗战的局面下，首先是竭尽全力使中国放弃长期抵抗的决心。为此，要对华经济封锁，占据中国沿海主要港口；对中国的军需工厂、仓库和交通进行彻底的破坏；激化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扶持地方傀儡政权，促使中国陷入分裂；进攻山东，占领黄河以北地区，确保华北后方稳定；强化华北统治政权，迅速对华北地区经济开发；如有与中国或第三国和平谈判之际，捕捉机遇，对谈判内容加以干涉并时刻保持警惕等等。由此可见，为占领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说是处心积虑，阴谋重重，无所不用其极。

李庆辉说，在该极密文件中，日军还强调了对我中华资源的掠夺：日本、满洲及中国华北地区的天然资源用量仅次于美、苏两国，除石油、橡胶和其它几种关键的金属原料外，都能自给自足。但是，纵观开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的产业情况来看，多数产业是偏向于民用的所谓的和平产业，在军需产业即重工业方面反而十分薄弱。因此，非常有必要扩充加强军需产业。

该书的有关密件，还道出了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实质和策略。李庆辉说，刊于该书第12册第250页的日本陆军省第二课的极密电文　《战争指导上应尽速彻底确立的根本方针》，其中说道：“中日两国，以东洋文化的再建为共同目标，进而将之置于相互的善邻友好关系中。而在东亚，日本又是先觉指导者。”“本次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消极地看，不过是‘九一八事变’的最后一战；积极地看，却有东亚解放序幕战的意义。确立皇国一贯国是的道义日本和进行东洋文化的再建设，是历史上的两个阶段……通过这次事变，进而将华北纳入日满国防圈中的一环，并成为具有可以实现的基础。而进行东洋文化再建设这个第二个目标之前，先要把东洋从依附欧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份密电赤裸裸地表明，日本所谓的“东洋文化再建设”，就是以日本文化来排斥和取代中华文化和欧美文化!

从此可见，《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了侵华战争中日本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侵略策略、罪恶行径以及军部、外务省以及其他内阁官僚机构等的侵略活动和往来。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文献资料，为深入了解和揭露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本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在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提供了一把难得的钥匙。

汤重南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作为本书的编者期待并坚信：这部由日本战争时期档案中的密电、密件所编成的文献资料集，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国内外对“七七事变”史、日本侵华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