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方的洛可可艺术与中国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图为洛可可代表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国风创作《中国花园》。(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故宫藏蓝地开光折枝花纹军持。“军持”本为印度佛教徒饮水、净手或饭后漱口使用的器皿，汉代以来随佛教传入中国。日后它逐渐变成一般的生活器具，多销往东南亚地区。为了防止器物口、流的残缺和使用的方便，这类瓷器往往进行了一些装饰性加工，在其口、流或执柄等处镶嵌上錾刻花纹的金、银、铜制装饰，有的则在壶的口部加装金属盖子，并在盖与执柄之间连接金属链条，防止壶盖掉落，实用与美观相结合，具有异域风情。

故宫藏18世纪西洋铜镀金美人图花插式挂表。西洋钟表曾作为西方传教士的礼物，敲开中国宫廷的大门。明代万历时期，利玛窦就曾赠送两座自鸣钟给万历皇帝，得到赞赏连连。自此以后西洋钟表逐渐进入宫廷，其中以英国、法国制造为主。这些钟表利用机械学、动力学原理巧妙设计，以水法、转花、西洋人物等机械转动配以计时，既精美又华丽，具有典型的西方装饰艺术风格，更具有陈设效果。乾隆皇帝尤其喜爱西洋钟表，更要求清宫造办处制作精美的御用时钟。

故宫藏清雍正青花叶纹开光花卉纹双耳带盖汤盆。这是为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而特制的器皿，系欧洲国家定烧之物。

故宫藏18世纪西方绘图仪器。涵盖天文、数学、地学、绘图、光学、医学、机械等多个领域的西洋仪器都曾在清代宫廷中起到实际观测和学习之用。

本报记者　范昕

近日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以及于厦门鼓浪屿开馆的故宫外国文物馆，不约而同让人们将目光投向器物所撰写的东西方文明交会史。

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来的门户。随着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一方面，瓷器、画屏、织物等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备受各国人们的追捧，不仅出现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的产品，还曾在欧洲刮起过“中国风”，引得当地一批艺术家、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起在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另一方面，凝结域外工艺技术、科学思想的钟表、香料、宝石、仪器、医药等生活用品漂洋过海，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一些融入宫廷日常生活，甚至对宫廷艺术、科技等领域产生影响。

海外畅销的中国瓷器，出现了“来样加工”“私人订制”

经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的中国特产中，瓷器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流通于世界各地，且辐射出深远的影响力。比如，中国瓷器曾改变东南亚、南亚人以蕉叶、木器、陶器为饮食用器的习惯，可谓伊斯兰地区人们眼中聚会餐食中的上乘用器，也被欧洲贵族视为显示身份的象征，竞相购买和拥有。全球多国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都藏有大量中国外销瓷器。清宫留下的物品中，也有不少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礼品。借由这些器物，人们得以遥想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商的繁忙。

很多外销瓷是根据国外要求“来样加工”“私人订制”的，绽放出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审美观念相互碰撞的火光。

纹章瓷就是鲜明的代表。明朝嘉靖年间起，来华不久的葡萄牙人向中国订购瓷器时，就曾希望将代表欧洲皇室、贵族、军队、社团、城市等标志的徽章烧制于瓷器表面以示专用和纪念。目前发现最早的纹章瓷标本是一件青花瓷壶，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的纹章。清朝康熙年间，外销的纹章瓷达到鼎盛。委托当时赫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大批欧洲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公司团体纷纷到中国订购带有特别意味的纹章瓷。故宫“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即展出了一只粉彩纹章瓷盘，表面的纹章是荷兰范·斯宾与范·霍根多普两大家族的徽章组合。据推测，瓷盘可能是1785年范·斯宾男爵与其妻萨拉·乔安娜为庆祝铜婚纪念而定制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也藏有一只同样的徽章瓷盘，器形为花瓣口，应与故宫所藏这只属于同一套瓷器。渐渐地，纹章瓷还销往美国，一些美国新移民没有家族纹章，却想到将表示某人专属的大写字母用金彩等彩料烧制在瓷器上。

不少因地制宜的器型也出现在了外销瓷中。当时国外向中国订制的瓷器多为欧式的日常用具，相比传统中国瓷器的器型，啤酒杯、芥末瓶、盐尊、剃须盆等都带有异域风情。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有的一只青花果树纹油醋瓶，烧制于清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就是典型的订烧器，整器造型新颖，直接仿当时欧洲流行的玻璃器制成。

输入清代宫廷的科技文物，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

明清时期，种类繁多的西洋器物输入中国，让人们意识到海上丝绸之路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清宫作为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舞台，尤其以珍藏的大量与西学相关的科技文物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也承载着中西科学接触、碰撞以及交流、融合的历程。包括天文仪器、数学仪器、地学测量仪器、绘图仪器、光学仪器、医学仪器、机械仪器等在内的西方近代科技仪器，曾在清代宫廷中起到实际观测和学习之用。当时，清宫造办处也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制作了一批科技仪器，大量采用西方近代科学理论，通过对仪器精密度和科学化的提高，推动清代宫廷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西方传教士进献的望远镜，因其颇佳的实用效果，令多位帝王对其兴致勃勃。晚清的皇帝外出游玩，少不了望远镜的陪伴。在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人们能看到一架欧洲18世纪出产的望远镜，单圆筒折射式，硬木质地的镜筒，四节可抽拉，还配有一只黄铜制的三脚架。这正是清帝观景时常用的一只望远镜。故宫珍藏的望远镜多达百余架，样式、质地多样。比如一架18世纪欧洲制造的望远镜是银嵌珐琅材质，极尽精巧。镜身为银质，筒身嵌烧蓝珐琅为底，上嵌银圆形、椭圆形花草纹及孔雀尾羽纹，羽纹和圆形花纹中又嵌绿色珐琅。有的望远镜还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显微镜，既可配望远镜之目镜，又可单独使用。

一件银镀金浑天仪，由清代钦天监官员、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于1669年，在故宫“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中格外显眼。浑天仪本是中国古已有之用来演示、预测天象的仪器———在中国古代，天象一向被认为与王朝走向密切相关。而这一件浑天仪显然与人们熟悉的样式有所不同。仪器上的水平圆圈为地平圈，刻有度分，与地平圈垂直相交的是子午圈，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内的各环则分别为黄道带、黄道圈、赤道、白道，皆刻有度数。地球安设在通轴的中心，上面还刻有“亚西亚”“欧罗巴”“阿美利加”“利未亚”等当时五大洲的名称。据悉，康熙帝本人即会使用仪器实测，有时还会校正中国传统天文测绘方法。

东西方艺术的交互参酌，渗透在一些全新的艺术样式中

在17、18世纪的欧洲，当地艺术家创作的中国风装饰画曾一度盛行。这样的异域想象，很可能受中国瓷器鲜明的色彩、画屏上身着华丽刺绣长袍的东方人面孔等影响。其中，华托、布歇、皮耶芒都是这股风潮中闪亮的名字。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以　《中国婚礼》　《中国捕猎》　《中国渔情》《中国舞蹈》　《中国市场》　《中国风俗》《中国花园》　等为题，创作了一系列中国风挂毯，描绘的大多是迷人的东方田园生活。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如亭台楼阁、陶瓷、油纸伞、斗笠，尽管更像戏装的人物服装略显夸张，却流露出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

不少舶来自西方的制作工艺则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重新散发活力。风靡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珐琅彩也即瓷胎画珐琅，就是东西方艺术交互参酌的结晶。画珐琅工艺最早由西方传入，康熙帝的倚重，促使宫廷造办处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熟练掌握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最终研制成功的“珐琅彩”，几乎成为清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也最为精美的一类彩瓷器。从康熙一朝的色浓庄重，到雍正一朝的清淡素雅，再到乾隆一朝的精密繁复，珐琅这一洋味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集中西风韵于一身，画尽皇家身份的荣华。

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中国瓷器功不可没

访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章宏伟

记者：明清之际，中西艺术通过何种路径传播与交融？

章宏伟：在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以后，中国商人的海上商路就局限在东亚海域，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域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但西方人开辟了新航路。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航中国东南沿海。一条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中国的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过新加坡海域，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中国。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域，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中国东南沿海。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陆路方面，中国主要与俄罗斯发生联系。

记者：中国艺术是怎样影响世界的？“中国风”为何会风靡18世纪的欧洲宫廷？

章宏伟：明清之际，大量中国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银器等运往欧洲，丰富了西方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所有的物品都发挥着传播文化的作用，但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瓷器以及它上面的纹饰，把中国的各种形象广为传播。当然，在定制的外销瓷纹饰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反映了欧洲文化传统和风俗时尚。

瓷器最初进入欧洲，是作为艺术品用来装饰房间的。当时欧洲上层社会，从国王到贵族，都以使用、收藏中国瓷器为时髦，王室还专门设置“瓷器室”，陈列精美的中国瓷器。例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专门收藏瓷器的凡尔赛宫镜厅，还特地建筑了瓷宫；波兰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有专陈瓷器的中国厅；德国大选帝侯的夫人路易斯·亨丽埃蒂，在柏林南部的奥拉宁堡宫殿，设有带护壁板的大厅，专门陈列中国瓷器；他们的儿子腓特烈　(1701年为普鲁士国王)　在夏洛滕堡为妻子索菲·夏洛特建立的宫殿中，也设有瓷器厅，陈设中国瓷器400余件。英国玛丽二世与其夫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后，把这种时尚带进了英国宫廷。

当时，欧洲出现了一批从事“瓷器室”整体设计的室内装饰设计大师，最负盛名的是荷兰籍的法国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他1685年从法国流亡到荷兰，供职于奥兰治王室。后来，随威廉三世到英国，参与了汉普顿王宫“瓷器室”的设计。马罗特绘制的室内装饰图一直保存至今。

瓷器所表达的文化意境、艺术情趣，影响了欧洲的时尚和潮流，淡雅的瓷器、色彩飘逸的丝绸，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洛可可作为室内陈设、装饰、绘画、建筑和雕刻的一种艺术，精巧、优美、雅致、清新，与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洛可可风格装饰中大量运用曲线和自然形态，讲究非对称；色彩则以浅蓝、象牙白、金色为主；还经常使用镜子装饰房间。洛可可并不是对中国艺术手法的简单模仿，实际上是一种欧洲艺术时尚，只不过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借用了一些中国的艺术手法而已。洛可可艺术风格18世纪初在巴黎产生，不久即风靡整个法国，1730年代传遍欧洲其他国家。洛可可在欧洲盛行的时间与中西贸易的发展几乎同时，可以称作是一种中国-法国式美术。

1757到1763年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服务过的英国园艺家詹伯斯来到广州，赞赏中国园林建筑模仿自然、千变万化的优点。他后来出版了　《东方园林论》　《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为肯特公爵设计欧洲第一座中国式花园别墅———逑园，一时成为荷兰、法国、德国等国模仿的对象。

记者：西方器物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输入中国？　其中哪些在东西方交流史上独具价值？

章宏伟：包括故宫在内的中国博物馆所藏的外国文物从来不是通过侵略得来的，要么来自使节进贡，要么来自正常贸易。

输入中国的外国文物中，最有特色的主要是这样两类。一类是钟表，故宫所藏的2000多件机械钟表，是故宫众多文物庋藏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种类。这类文物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是反映中国宫廷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遗存。它们大多是英国、法国和瑞士等地制造，种类造型包括钟、怀表、唱机、八音盒、街头风琴、炮车模型、船舰模型和机械玩偶等。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为了谋求教务的发展，采取了展现西方科学为主旨的传教策略，把钟表作为礼品进献宫廷。钟表一进入中国宫廷，就受到皇帝和后妃的喜爱，宫廷内务府造办处还专门建立了制作钟表的机构。现在宫中所藏钟表从产地来划分，就有来自欧洲、内务府制造和广州制造。

另一类是科学仪器，包括天文、数学、度量衡、医学等多个方面。它们曾广泛应用于清代宫廷，促成科技的交流与发展。以康熙朝的大地测量以及绘制的　《皇舆全览图》　为例，中外学术界对此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世界测绘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诸如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以子午线上每度的弧长来决定长度标准；首次发现经纬一度的长度不等，为地球椭圆体提供了重要实证；第一次采取科学的经纬度测量法绘制地图，为中国地图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清初绘制全国地图的情况和资料被传教士带回西方，并对世界地学和制图学的发展有所贡献，等等。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　《皇舆全览图》　的评价是：“这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我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以为这些认识或与事实有出入，这次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和地图测绘，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从来不曾有过的，采用的技术是中国之前不具备的。它其实更应被视为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