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资料照)
5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的简称)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二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三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中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关强说。
填补世界文明史空白的浩大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项目2001年正式提出,工程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到2016年完成结项,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
从2004到2015年,由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了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项目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所言非虚,文明形成过程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据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期间,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项学术资源,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发掘了不同学科的潜力。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一起,建立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专家委员会,设立了项目执行组和秘书处,引入第三方评估咨询机制等,保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顺利推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积累了至少30多年的历史,这30多年的研究探讨最大的贡献,就是知道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从而填补了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段的空白。同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这项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赵辉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4月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作中国早期文明的相关报告(韩宏摄)
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这就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赵辉介绍,探源工程最新的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了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比如迅速提升了冶铸技术,变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如果概括说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是个开放的文明,有着很强的融合吸收能力。所以,我们才特别自豪地说,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关强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从多元到一体,也是兼收并蓄的,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的,包括中亚、西亚文明的兼收并蓄。
探源工程大规模考古发掘了四大遗址
发布会上,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说:“探源工程实施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遗址分别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王巍介绍说,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修建于约5000年前,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山洪的侵害,首先修建了一个长3.5公里、宽度十几米的巨型水坝。该水坝除了具有防洪功能外,还是水利工程。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还有一个长、宽约2600米更大规模的城址。研究团队初步估算,总工程量1200万立方米,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修建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研究团队发现,良渚遗址每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等与宗教相关的玉器,以及制作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王巍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是产生了权力、产生了王权的社会,我们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夏朝被部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王巍介绍,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他们在探源研究中对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保持了持续的关注。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资料照)
▲陕西省北部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平面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197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先后发现了两座大型宫殿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探源工程研究团队发现,二里头遗址不只有两座宫殿,而是10多座宫殿集中在一个区域,宫殿周围又建起了围墙,围成一个10万平方米的宫城。宫殿有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这样的制度是中国古代宫室制度发端。研究团队还发现,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时期有一系列重要发明,如原来的武器、工具、玉石器、牙璋。王巍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献记载,非常一致地记载夏人主要活动在此区域。从时间、空间、规模,从它对全国的影响力,这些现象就是一个王朝的气象。
▲陕西省北部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铜范和铜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中国龙”
另外是在中原地区,比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军事防御色彩浓厚,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而且制作非常精致。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
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者是陶器;但是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王巍说,“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稳定的控制范围,他们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觉得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到王朝之古国文明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
相关成果编入中小学教科书
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表示,为了在青年群体中更好地普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相关成果将编入中小学教科书。现在初中用的历史教科书对照“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增补了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知识;二是在原有的表述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三是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目前,初中教科书已经修订完毕,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这部分也已编完,高校的《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调整。
关强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文:文汇报记者 韩宏 编辑制作:韩宏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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