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4年前的今天，2014年10月16日，《文汇报》用8个版面的特别报道纪念中国原子弹爆炸50周年。

在罗布泊深处的荒原上，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是张爱萍的草书：“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50年过去了，曾被核火燃烧过的沙砾已被风沙覆盖。不知名的小黄花和骆驼草，仍在顽强地展示着生命的重生。但这里的水文地质和土壤样品，依然是国家机密。

1964年10月16日15时，就在此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化作天地惊雷。

这一时刻为华盛顿特区时间凌晨3点，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从沉睡中被叫醒，立即发表了广播声明：中国核试验放的是一枚钚-239制成的原子弹，即钚弹。几十个小时后，美国飞机升空取样，捕捉到蘑菇云的尘粒，他才不得不改口：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

路透社从巴黎发出消息：法国总理庞比杜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业已改变了世界形势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制起步的“两弹一星”事业，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翻开50年前新华社就此发布的新闻公报，全文仅寥寥两百余字。个中多少曲折、艰辛和磨难，皆浓缩如铀-235。50年前，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工人和部队官兵，他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心血、战胜了怎样的困难？在原爆的日子里，他们又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考验？

日前，本报记者 团队走近了当年创立丰功伟绩的老科学家和老功臣。

“零时”：定为正点减四15丈

1964年10月15日凌晨，东方渐亮。这片晨曦，是在大漠深处人们的紧张期待中升起的。

他们在期待北京核武器研究所的周光召等专家拿出有关第一颗原子弹的最后一组计算数据。

前一天下午，就在看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当口，北京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却收到了一份来自罗布泊的马兰基地急电。报告说，有两种可能会造成原子弹试爆失败：一是原子弹中的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引起“自燃”而提早核爆；二是化学爆炸未能激发核爆炸。

十万火急！刘杰立即报告了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把刘杰叫到西花厅办公室，问有什么看法？刘杰认为化学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多次聚合爆轰试验都没有出过问题；至于铀材料自发裂变到底有多大概率，要请专家再研究计算。

周恩来问：“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刘杰想了想答：“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他自信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凡事细致过人的周恩来仍叮嘱他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

刘杰不敢怠慢，冒着风雨，连夜赶到核武器研究所。汽车还未停稳，刘杰就跳出车子跑上楼，他找到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中子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布置任务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总理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8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15日凌晨，数据终于出来了：“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严谨的计算和必胜的信心，再次激活了马兰基地“零时”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年在马兰基地的孙秉众，如今已七十有五。他回忆道：“10月15日，核试验指挥部向各参试单位下达了战斗命令：10月16日为‘零日’，各单位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

那天上午，他所在的担任核爆炸测试任务的丙07组，分乘3辆卡车奔向各自在爆炸区负责的测量线，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安装。孙秉众小组的田树元留在接收站负责信号接收，杨吉纯和孙秉众到3个信号发射点进行现场调试和安装。

“到了离爆心7公里的发射点，杨吉纯负责调试和安装，我负责监督和记录，以防出错。他先和田树元举行无线通信，再将定时钟表调整到第一次开机时间，然后打开电源开关，最后将发射机装在埋在地下的铁箱子里，以防遭到核爆炸的破坏。他每操作一步，我都要确认正确无误，才在记录表上打个对号。在完成了14公里、20公里这两个信号发射点的安装和调试后，才驱车返回基地。”

原子弹爆炸的时间究竟是怎么确定的？

曾担任刘杰秘书的李鹰翔告诉记者，核试验委员会初步商定为1964年10月14日，15日凌晨才最后确定为16日15时为“零时”，并报告周总理批准的。

此前，基地的天气预报部门说：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将会出现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10月10日23时10分，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副总指挥刘西尧的报告送达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周恩来的短笺是写给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以暗语进行。”

第二天，马兰基地气象部门再次预报，16日左右有出现好天气的可能。核试验委员会便把试验日期瞄准这个日期。

13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认为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可以进行正式试验，并确定：第一，这次试验一定保响，确保安全，基本保测。第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第三，“零”时选择的关键在于气象预报。第四，要做好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核试验委员会还规定了来往电话的“暗语”，如“1064”为“首次”、“老邱”为“实弹”、“穿衣”为“装配”、“下房”为“装配间”、“上房”为“铁塔”、“辫子”为“雷管”、“梳辫子”为“装雷管”、“体温”为“剂量”、“血压”为“气象”、“零时”为“起爆”等等。

当年在二机部177办公室工作的李鹰翔告诉记者，10月14日18时25分，他们接到马兰基地办公室报告：“根据对血压（气象）情况的分析，经过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以正点减四（16日）作为零日（原爆日期）”。

177办公室是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是核试验现场与北京最高决策层之间实现通信畅通的信息枢纽。地点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2层5号房间，为了严加保密，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两层毯子，使外面看不见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见里面的谈话声。177办公室的电话一头连接核试验基地，一头连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

当晚，李鹰翔和宋炳寰立即赶到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恩来当即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同意16日作为零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零时确定后望即告。”

李鹰翔赶回177办公室，即用保密电话把总理批示传达给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场区各项试爆工作弯弓待发。

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与气象专家顾震潮等，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15日上午，经场区气象部门与北京总参气象局电话会商，认为16日是符合试验条件的好天，试验委员会常委会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并请示周总理。当天中午12时，李鹰翔在177办公室接到基地办公室的保密电话：“零时（试验时间）定为正点减四15丈（16日下午3时）。”

5分钟后，刘杰命李鹰翔、宋炳寰将来电面告周总理。

12时30分，总理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期盼已久的“零时”终于确定，14个小时30分钟后，大漠深处铁塔上的中国首枚原子弹即将震撼世界。

启航：没有记录的绝密会议

此刻，离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启航，仅9年时间。

1955年1月1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建立和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核工业由此起步，迈上了艰辛而伟大的历程。

因为这是一次绝密会议，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照片。仅有的线索，是周恩来前一天约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后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总理台历上写的“约李四光、钱三强来谈”这几个字。直到32年后的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这些线索，找刘杰、钱三强了解当时的情况，才揭示出这一重大秘密。曾担任钱三强先生秘书的葛能全，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信，可见他为开好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作了精心的准备，信中说：“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明日下午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

会议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处举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李四光和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将一块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广西找到的铀矿石放到桌上，它只有拳头大小，黄中带无数绿点。钱三强将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后靠近铀矿石，立即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再将盖革计数器拿开，响声便停止了。几位领导人见状，也好奇地上前试了一下，效果一样，引起一阵惊叹和欣喜。

接着，李四光先对我国铀矿资源情况作了全面汇报：已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有远景的矿点11处，相信其中必有丰富的铀矿资源可以开采。钱三强则介绍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以及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方面的情况。他还挂上两张示意图，介绍了原子弹和氢弹的基本结构：先从铀矿中提炼出铀，再把铀形成固体，加工成两块半球型浓缩铀-235（或钚-239），外面包上一层中子反射体，放在弹壳里，用高能炸药引爆，使两块半球型铀发生链式反应，原子弹就爆炸了。

彭德怀问钱三强：“我们的科学家能不能把原子弹搞出来，要多久？”

钱三强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先问毛泽东：“主席，我们国家是不是下决心要搞原子弹？”

毛泽东微笑道：“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啊……老彭，你的意见呢？”

彭德怀说：“当然要搞啦！”

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与会的领导人都赞成要搞。周恩来说，综合我国目前的情况，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带动整个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是个好办法，我建议中央，对原子弹早下决心。

毛泽东总结说：“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结论是两句话：一，原子弹一定要搞；二，既然要搞，那就早搞。我们国家发现了铀矿，也训练了一些人，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共进晚餐。李四光、钱三强被特意安排和毛泽东一桌，上的是豆豉腊肉等6样湖南风味菜。本来不喜欢喝酒的毛泽东端起一杯葡萄酒，大声说：“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干杯！”

原子能事业，从此就成了原子弹研制的代名词。

曾在马兰基地工作了30年的国家一级作家彭继超告诉记者，刘杰部长曾在1993年接受采访时说，1954年9月，他去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汇报寻找铀矿的情况。汇报完了，毛泽东将他送到门口，握着他的手笑着说：“刘杰啊，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

“这是决定命运的。”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要判断。

但刘杰当时回去没有敢传达毛泽东的这句话。因为毛泽东另一句话太著名了。早在1946年8月，在延安杨家岭的一孔窑洞前，毛泽东在接受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就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刘杰后来说，他当时心里暗暗嘀咕：您老人家不是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怎么又说原子弹“是决定命运的”呢？

刘杰说：现在看，毛主席这是讲了战略和战术两个不同层面的认识。从宏大的历史观上要“藐视”原子弹，不被核讹诈吓倒；并不等于战术上就不重视原子弹。对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阐述道：“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人民“要不受人家欺负”，这是决策的原点，它决定了中国核武器的“核自卫”性质。

后来，中国在启动原子能事业的早期，确实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指点。但在1955年1月15日，当时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知道“苏联老大哥”究竟会不会在原子能事业上帮助中国。但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

核讹诈，逼出中国原子能产业

中国军人第一次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是1954年9月13日，中国军事代表团来到苏联核演习的托斯克地区，观看代号为“雪球”的4万吨级核爆炸军事演习。当蘑菇云升起的时候，冲击波一直刮到几十公里外的观看台，竟然掀掉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彭德怀的帽子。彭德怀一动不动，在他凝视的望远镜里，苏联的坦克和穿着防护服的骑兵正冲进核爆炸区，天上的米格飞机也钻进了蘑菇云……

9月29日，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上任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10月3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谈。当赫鲁晓夫得知中方对原子能感兴趣时，一时愣住了，过了好一阵才说：“搞原子武器，以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很困难……”

当时，中国确实困难。

别说中国，就是美苏造原子弹也不容易。钱三强说，他看到过一个数据：美国1945年分离铀-235时，据说也动用了全美七分之一的电力。

按照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美国人、苏联人反反复复推算了，结论是中国人造不出原子弹。这个计算模型错了吗？不一定。就是让今天的中国有关专家拿这些数据自己来重新算一遍，结论恐怕和50年前一样，还是造不出原子弹。但我们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把真正铀-235的原子弹造出来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就伟大在这儿。

这是一个民族众志成城，不甘被欺负、被侵略、被讹诈创造出来的奇迹。

新中国造原子弹是核讹诈逼出来的。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朝鲜战争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付军事局势。”

有记者问：“那是不是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答：“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

记者追问：“总统先生，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公然答道：“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

杜鲁门的话，令西方世界震惊。

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计划把30颗到50颗原子弹投到中国的空军基地和敏感地区，沿鸭绿江形成一条“放射性钴地带”。

1955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军方甚至已经研究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但热爱和平的人们，依然把打破核威胁的希望寄托于新中国。1950年，我国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前，法国杰出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对他说：看见你要回国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持世界和平，那么你们必须反对原子弹。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临行前，居里夫妇女儿约里奥·居里夫人还将亲自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人民开发核科学研究的一种支持。

回国后，杨承宗把约里奥·居里的话告诉了钱三强，钱三强当时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当即对杨承宗说：“这件事太重大了，你千万保密，我马上向丁瓒报告，他是科学院党委副书记，请他报告毛主席……”

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并建议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准。据悉，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我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开始了艰难而坚定的起步。

作者：郑蔚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