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道上相失。”杨绛在　《我们仨》　一书中，用这样的梦境来形容1998年末与丈夫钱锺书的阴阳两隔。

不留骨灰，不建墓碑，相失的钱先生遁影何方?

整理完钱先生留下的211本外文笔记，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在心底为他竖起一座碑，墓志铭她都想好了，取自外文笔记中一句英文:“Withoutyou，heavenwouldbetoodulltobear/Andhellwillnotbehellifyouarethere!(没有你，天堂也无聊至极;有你在，地狱也不是地狱!)”

细想这句英文，或有两层意思吧:一是生者的倾诉;二是逝者的自语。那个比天堂或地狱都重要的“你”，对钱先生来说，不就是书么。书香弥漫处，灵魂栖息乡。

都说钱先生是书痴，他一生读过多少书，可有谁知?

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中略觅踪迹:1.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余种书籍，3.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余种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种”，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了。一个人一生中，怎么可以读这么多书!

以笔记为原矿，钱先生写了800多则被称作“日札”的读书心得和《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学术专著。仅《管锥编》就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等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释。如此蔚为大观，在钱先生看来，却只是“锥指管窥”。“管锥”二字可溯至《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面对书籍的“天地”之大，钱锺书感叹“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他对杨绛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后因“多病意懒”，没能遂愿。

重病住院之前，钱先生曾在报上撰文:“理想、节操、科学、艺术皆具有非商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涨潮，网络初兴，人心浮躁，价值观激荡，还有谁会沉下心来像他这样“做做学问”?时代之筛网得住金币，还能不能网得住文字?他即将离去，她业已衰老，曾陪伴他俩度过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的数百本笔记，还有用吗?

“这些没有用了。”钱先生说。

怎么会没有用呢，杨先生不信。“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的学问和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今天将召开《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钱先生走后，年近九旬的杨先生独自“打扫战场”。她将钱锺书手稿分成三类，分别是“日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他们的这些宝贝不会散落在时代的尘埃里，而终将以文化遗产的深厚力量泽被后人。商务印书馆历时15年，于2003年将“日札”结集成3册《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于2011年将中文笔记影印成20册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于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48册《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外附一册总索引。杨先生为《钱锺书手稿集》写了总序，“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她打算把皇皇72卷巨制码放在客厅的矮柜上，旁边是钱先生的相片。“他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杨先生曾说，“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这个家，在钱先生走后，“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见杨绛《我们仨》)。如今，“战场”打扫干净，杨先生“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

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杨先生找到一份钱先生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但没头没尾。该文后来以　《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为题，发在　《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杨先生在按语里写道:“几位‘年轻，人　(当时我们称‘年轻，人，如今年纪都已不轻。)　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锺书的遗憾还大着呢!　这不过是一份资料而已。”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却在“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的情况下，将钱先生驳杂、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他从希腊、罗马写到文艺复兴，以数十位欧洲作者、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由此可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锺书是架桥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是桥，《谈艺录》　是桥，《七缀集》　是桥，《管锥编》　是桥……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在《管锥编》　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来一部　《〈管锥编〉　外编》　呢?　未及动笔，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外文笔记》中看出“桥”的雏形。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郭宏安说，“钱锺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郭宏安感慨道，“钱锺书先生的《外文笔记》　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郭宏安将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视为一座宝库，“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这座“桥”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赵一凡认为，钱先生的“打通”并非无根之木，该是受教于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导师。陈寅恪曾说“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曾说“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先生自清华求学之始，就达成通学志向。以多种外语为翅膀，钱先生的“打通”可谓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赵一凡举例道:“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　《红楼梦》　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锺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　《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据赵一凡观察，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包含三大重点: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归国后，钱锺书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许国璋的回忆或可印证赵一凡的观察。他俩都谈到了钱先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谈到了他的“通”。这样的“通”不仅是钱先生个体的追求，也做到了上承和下传。

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万里长桥”既通中西又通西西

莫芝宜佳是　《围城》　德文版译者，她和丈夫莫律祺可以解决钱先生外文笔记中的七种语言问题。在整理外文笔记时，莫芝宜佳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内心的震撼。“古时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菲迪亚斯在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　《外文笔记》　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国与世界分隔开，而是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在3月24日“钱锺书　《外文笔记》　出版座谈会”前夕，远在德国的她通过商务印书馆编辑转来了专给文汇报的笔答，其中谈到了钱先生的阅读路径，“钱先生研究西方文学从经典出发，也就是最先开拓语言的作品。创造语言的大作家，在英国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在法国是拉伯雷和蒙田，在意大利是但丁和薄伽丘，在西班牙是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在德国是艾克哈特大师。从这些开端开始，钱先生一直读到当代文学。从文学史和比较两个角度出发，钱先生喜欢与这两方面有关的作品……他重视的是发展过程，独特，巧妙的新现象。他探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文学等。此外，他还致力于语言学问题，哲学和心理学等。他偏爱风趣的比喻，妙语，幽默。”

钱锺书不仅“打通”中西，还“打通”西西。莫芝宜佳举了一例:“钱先生把康德作品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进行比较，钱先生证明，英文版比德文版客观得多。后者为了给康德戴上‘道德模范，的光环，干脆删掉了某些有违背道德之嫌的地方。”

在将钱先生外文笔记与西方世界的各类摘记作品比如蒙田的　《随笔录》、叔本华的　《附录与补遗》、伯顿的　《忧郁的解剖》　进行比较时，莫芝宜佳认为“钱先生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早期笔记本里，摘录，心得和议论混杂在一起。但渐渐地，把摘录内容和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分开发展成他的独门绝技。他掌握摘录技巧的能力，其他人难以相比……原本分开的引文构成新的关联，形成天衣无缝、可以通顺阅读的文章。虽然是逐字逐句的引文，经过钱先生的选择和综述概观，成为他自己的新作品。”

做一个“古之学者”

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Library)　是钱先生外文笔记开始的地方。他将这里称作“饱蠹楼”，意为书虫大快朵颐之地。在“饱蠹楼读书记”第一册上，钱先生写道:“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此后60多年间，不畏昼夜寒暑，勤于抄纂，仅外文笔记就达211册之多，他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个性十足的图书馆。

按照杨先生的排序，钱先生“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并非边读边记，而是读过一两遍，甚至三四遍以后再记，钱先生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他对于各种类型的书都表现出近乎贪婪的探知欲，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

养成做笔记的习惯，除了因为客观上的居无定所、住处狭促、无法藏书之外，更因为在主观上，钱先生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杨先生在《钱锺书手稿集》总序中写道，“从国内到国外，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这样的读书状态，随意而执着，闲适而忙碌。他曾为读书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当年在社科院学术秘书室工作的马靖云向本报提供了一段可靠往事:上世纪50年代初，文学所刚刚建立就承担了国家赋予的繁重编写任务，但是图书资源却极其稀缺。于是，钱先生代所拟函递交国家领导人，函中写道:“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而尤以外文书为甚，限于外汇经费，添补极少。”并建议“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不如‘雪中送炭，拨给我所，以应急需。”在信的最后还作了声明，我们打扰总理是因为“曾屡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实无他法，只有写此信以求解决。”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一批急需的图书便顺利调拨给了文学所。此外，钱先生还经常为图书馆提供国内外图书出版信息，并建议采购人员及时收集图书资源，使得文学所的藏书日益丰富。此后，当各项政治运动让文化荒漠渐渐蔓延时，文学所的图书室却保住了一方难得的绿洲。

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也奇迹般在“文革”中保留了下来。社科院外文所的薛鸿时曾和钱先生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据他回忆，钱先生在干校“搓草绳、烧开水、当信差，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拿出一本笔记来翻阅。”每一次翻阅相当于多一次反刍，所以，当别人惊讶于钱锺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时，他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笨办法和苦功夫。“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替他借书，时常是我把一大摞书放在他面前，他一边与我谈话，一边翻阅，等我告辞时，他就让我统统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原来他只是在核对他即将发表的著作中的引文，而这些引文都在他的笔记里，并且多年来早已烂熟于心。”

2010年钱锺书百年诞辰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写了篇题为　《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的纪念文章。文中记载了一件逸事:以高傲和博学著称的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与钱锺书见面论学，两人相会，不待寒暄，立即在世界文化历史的版图上纵横驰骋，外国人提到的典籍，中国人钱锺书没有不熟读的，不管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书中的精华、警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以资参观对比。这位洋教授出门后，对朱虹说:“I，mhumbled!”(我自惭形秽!)因为他知道，不但西方学问他自愧不如，而且还有一个汉文典籍的世界，钱锺书同样精通，而他却连边儿都沾不上!

郭宏安在评述钱先生的学术品格时，用了“素心”这个词。“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可以见出，钱锺书先生心目中，做学问的时代于今远矣。如今做学问的人大多在高楼广厦之中，荒江野老之屋不可寻也，更难找的是素心人。”“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修养自身以达于道，今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名誉、利益和地位，最后获得他人即社会的承认。”郭宏安说，“钱锺书先生显然是要做一个‘古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