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左）、吴飞跃（右）登台领取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的《吉米的舞厅》里有个细节。爱尔兰独立运动中的领袖詹姆斯·格拉尔顿，也就是吉米，流亡美国10年，鬓发染霜的他回到故乡、爱尔兰的利特里姆郡，他给旧日的爱人乌娜带了一条纽约最时髦的裙子，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们常穿的款式。后来，经历了若干风波，局势风声鹤唳，某个山雨欲来的深夜，乌娜穿着那条轻盈的裙子去见吉米，在因陋就简的小舞厅里他们跳起舞。门外，是爱尔兰北方极度贫困的乡村，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大环境极端压抑保守，但是在吉米的乡村小舞厅里，有诗、有爱、有美，黯淡月光下乌娜身上的那条裙子，比任何华服更高贵。

电影节的红毯上，也有过一条类似特别的裙子，是纪录片《我的诗篇》首映当天，女主角邬霞穿的裙子，一条艳粉色的吊带裙。她是深圳一家服装工厂的女工，没有任何奢侈品牌会给一个纪录片里的女工赞助高级定制礼服，所以她的吊带裙是自己的，是她最喜欢的一条裙子，从地摊上买的，70多块钱，她平时没有机会穿这样的吊带长裙。在电影里，她对着镜头说过这样一段话：“下班后，姐妹们都睡了，我会悄悄穿上吊带裙，溜进女厕所，外面的月光很好，照在玻璃上，我照着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她为她的吊带裙写过一首诗，一首至今没机会正式发表的诗：“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夜，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是《我的诗篇》，这个结果公布时，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两条裙子。一条虚构的，《吉米的舞厅》里乌娜的水蓝纱裙，在月光下近乎透明；一条实实在在的，邬霞穿着走红毯的粉色吊带裙，因为尺码偏大穿在她身上有些不合身。《我的诗篇》从飘扬裙裾如花朵般的柔美中获得了一股确定的力量：它对于它所拍摄的群体，大而化之地对于这个时代，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呈现一群人，他们固然为生存挣扎，但他们活着，不仅仅是生存，他们也可以在短缺和简陋中过一种诗意的生活。

《我的诗篇》的英文译名把定语换成了“我们”，一个更合适的词。电影记录了6位在不同行业里写诗的工人，喜欢吊带裙的姑娘邬霞是其中之一。她在服装厂做烫熨工，每天在包装车间里和电熨斗打交道，一天工作10小时以上：“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褶皱的宽度都熨得相等。”她老家在四川，父母是第一代离乡进城的打工者，13岁那年，还在读初二的她也被带到深圳成为打工妹。打工18年，今年她3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全家住在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她从未抱以出版希望的私人化书写，让汉语诗歌遭遇了服装车间里繁重的机械化劳动和流水线上洒落的汗水。她写过的300首诗没有一首公开发表过，它们偶然地进入有限的公众视线，是因为评论家秦晓宇发表在《读书》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也是在那篇文章里，秦晓宇透露一个隐秘而惊人的数字：当今中国工人诗人的数量超过1万人。

在《吉米的舞厅》里，教区神父评价吉米小舞厅的能量：“他释放他们的脚，他们的脚最终连着他们的灵魂。”舞蹈和叶芝对于1930年代爱尔兰农民的意义，和当下诗歌对于中国产业工人的意义，是同等的，一双双和矿井、油井打交道的手，一旦拿起笔，这些手直通灵魂。

金爵奖纪录片评委会给《我的诗篇》如下的评语：“影片以诗歌的形式贯穿，深刻记录中国最有才华的工人诗人的生存状态。”对它质疑的声音也很多，比如，有这样的专家意见：“情怀之外，工人诗歌并未挑战资本逻辑，影片也没能从诗学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

《吉米的舞厅》也被类似的论调所指控，一辈子为工人拍电影的老导演肯·洛奇，拍出这部“子规啼血”的最后的长片，在去年的戛纳影展上也是被奚落的，它受到的指责无非是一个曾经拍出过《自由和土地》、《风吹麦浪》的斗士导演，为何在感伤中回避了风刀霜剑的冲突。诗学当然和政治经济学是相通的，1922年吉米第一次开张他的小舞厅，政治的风暴摇撼文艺的房门，人们集体朗诵叶芝成为“禁忌”，而吉米被迫远走美国。10年颠沛流离间，曾经叱咤风云的他做海员、下矿井、当泥瓦匠，回到故乡后，他双脚扎根在土地里，双手的指甲缝里布满尘垢，当他重开的舞厅再次受到压制时，他对神父说出了这部电影里最感人至深的一段台词：“10年前的我也许是错的。今天，我邀请你去舞厅看一看，这些劳作的手为什么不能画画？这些陷在泥泞土地里的脚为什么不能跳舞？他们穷困潦倒，但他们一样可以拥有文学、艺术和欢愉，他们也可以充实地活着，而不仅仅是苟延残喘地生存。”

无论《吉米的舞厅》还是《我的诗篇》，情怀之下的暗流毕竟汹涌，但是不同背景的创作者都抛开立场之争，他们做了一件更难的事，用既不鄙薄也不怜悯的态度，真诚地去记录保存一种状态——“贫穷但是诗意地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重要的是个体生命从中体验到的充盈，在卑微的生活里浇灌出诗意的芬芳，尊重尘埃中的尊严，这远比暴力和冲突、比“谁是工友”的阵营划分更难得也更珍贵。诗学通向政治经济学的真正路径存在于这里：让诗歌的归于诗歌，诗歌给人以内心清明，然后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抵抗。

经常被误读成一个纸醉金迷文本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小说开头是尼克的父亲给他的忠告：“你想批评任何人时，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个个有过你拥有的优越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诗篇》是类似的清醒却温和的提醒：面对那些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人们，我们能够多大程度地聆听他们的声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