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之旅，“不能走得不伦不类”

　　照片会说话，它告诉你这片胜地的绮丽;照片又不会说话，它隐藏着一段段面对艰辛甚至死亡的故事。

　　以前只听说过上高原患感冒必须立即往下撤，今天听说得了感冒偏要进罗布泊的人和事。2005年 9月 27日，当所有人劝说突患重感冒、83岁高龄的冯老放弃前往“死亡之海”时，冯老自己却下定决心：我必须要去，这次不去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玄奘西行 17年，难道这期间不生病?我如果碰到一点点病就取消多年酝酿的计划，岂不太草率了。”

　　奇迹出现了，在背着一大包药进入罗布泊的第三天，冯老的感冒全好了。冯老分析这是因为“沙漠荒无人烟没有细菌，对身体有好处”，同去的任晓辉则道出了更让我认同的解释：“精神头儿在支撑着呢。”冯老和年轻人一样，每人每天四瓶水，不能洗脸、刷牙，连喝水也不能敞开喝;根本没有路;有个叫“十八公里”的路段，汽车竟然开了五个小时，把人颠簸得像摇元宵;沙漠里昼夜温差大，冯老一身羽绒服从不脱下，晚上和衣而睡，宿营七个晚上……即便如此艰苦，冯老的三个相机从不让别人背，为的是随时抓拍。可为什么要带三个相机呢?有三个原因：一是防备哪个相机突然出故障;二是相机多，保留的图像资料就多;三是各个相机性能不一样，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今天，当一处处秘境的图片映入我们眼帘时，我们眼前能浮现出另一幅图片么——一个穿着羽绒服的耄耋老人在一片荒漠中轮番端起三个相机摁下快门。

　　因旅途凶险，未知数太多，那次的行走方案最初被定为：“走出罗布泊就撤回库尔勒，再回乌鲁木齐。”冯老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是重走玄奘路，玄奘回库尔勒了吗?我们不能这样走得不伦不类。”因为冯老的坚持，探险队临时调整方案，从罗布泊往北，途经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敦煌……行程多出了四五天。冯老用更多的跋涉，为我们留住了更多的风景。

　　冯老置险情乃至生死于不顾的全力以赴，与他数次离死亡之门仅一步之遥的经历不无关系：去新疆考察时，冯老曾于夜间被困艾丁湖，汽车出故障，险些翻进大深沟，最后是借助部队的帮忙才走了出去;去河北涞水张坊镇沈家庵村寻访“曹家大坟”时，山路突然塌方，汽车前轮悬空，就要翻下山崖时被一块大石头卡住，老乡紧急施救，才把人救了下来……就算跋涉意味着险象丛生，他也释然：“走哪里就埋哪里吧。”

　　在他看来，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写：“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西域学，“本来就归入国学”

　　自年少时起，西域情结就像一粒种子，种进了冯其庸心里。

　　先是读到高适、岑参、李颀等人描写的西域风光的诗，怦然心动;后又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圣僧西天取经万死不辞的勇气让他震撼。他曾反复临习《圣教序》，字帖中的几句话烙刻心间：“乘危远迈，仗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一个心愿暗暗许下：将来一定要追寻圣僧的踪迹。

　　昔日无锡国专里那个文气的学生娃，如今不仅实现了夙愿，更以七去甘肃、十游新疆、76岁时发现 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为玄奘取经归国古道的传奇游历，成了与西部牧民打成一片的豪爽汉子，住毡包，喝烈酒和羊奶，吃手抓饭和牛羊肉。他自豪地把自己封为“高山族”，一回到北京，就会心里痒痒地惦念西部的朋友和风景。

　　当然，叫他难舍难离、归来往复的还有那里古老而神奇的文明。西部出土文物的丰富超出人们的想象。就拿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来说，一座坟墓里一次就出土了 600来件，而这样的坟墓有上千座。因为当地古代有个风俗，人死了以后要用写过字的废纸糊成纸床、纸帐等陪葬。那些文书，有账目、地契、交易契约、借据等等，同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上千座古墓，该是一座多么浩大的地下文物博物馆!

　　冯老认为：“敦煌文物的发现，诞生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而西域文物的先后大量发现，也诞生了一门新的显学：西域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 2005年成立之初，首任院长冯其庸就将“西域学”作为新专题纳入教学。他很赞赏北大教授张岱年先生为“国学”所下的定义：“中国人的学问。”西域学作为带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并不断和中原文化、汉族文化融合的学问，自然应该纳入其中。冯老说：“并不是今天才把它归入国学，本来就是如此。比如，在鲁迅眼里，对西部的研究就属于国学的范畴。”鲁迅非常欣赏王国维为《流沙坠简》一书所作的一篇长文，王国维在长文中为西部出土的文献笺释文字原委，被鲁迅推崇为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国学大师”。

　　国学无疑是最庞大最丰富的一个学科，可我们不应该因为它的庞大、丰富而否定对它的认同。针对某些人拿“西方没有国学”来类推“中国也不应该有国学”的言论，冯其庸认为这很不合理：“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的，我们就不能有呢?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