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夫妇于牛津大学公园桥下。

钱锺书夫妇于牛津大学公园桥下。

外文笔记上罕见的涂鸦。

　　5月29日上午，出席《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新书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手里拿着28日的《文汇报》。这天的笔会版，独家刊出了她和先生莫律祺为《外文笔记》撰写的序言《像一座万里长桥》。作为钱锺书外文笔记的整理者，她将这些笔记视作“世界奇迹”，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可惜我没找到我和桥的合影，但我可以给你们看两张照片。”在莫芝宜佳女士展示的幻灯片中，出现了英国牛津的一座桥，波光粼粼的河水旁，静立着一对年轻的伴侣，杨绛先生用娟秀的钢笔字写上注解：“一九三六年冬，钱锺韩(编者注：钱锺书堂弟)来牛津小住，为我俩摄于牛津大学公园的桥上和桥下。”

　　彼时，彼处，是《外文笔记》开始的地方。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以其丰富的藏书，喂饱了钱锺书这条大书虫，他因此把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能携带纸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钱锺书在“饱蠹楼读书记”第一册上写道：“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题词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匱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

　　第一册、第二册……孜孜矻矻，集腋成裘，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病重住院，钱锺书竟留下了211本外文笔记。离世之前，提起这些跟随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宝贝们，钱锺书淡淡说道：“没有用了。”

　　真的没有用了么?真的将随着主人的离去而沉寂么?而今，它们以《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方式复活了，用影印的方式，原生态呈现着飘逸的笔迹，跃动着记录之初的鲜活心思，展陈着一遍遍添补时的思维轨迹。因原始而质朴，因原始而情真，因原始而缤纷，像一座知识的宝库，让淘宝者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其学术价值，被钱锺书早年的学生、93岁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比作“建设文化强国的一块基石”，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诸专家尊奉为“比较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摘录背后的创造精神

　　整理外文笔记的莫芝宜佳女士说：“西方文学作家和作品是伴随我们长大的，早已为我们熟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感到，(外文笔记)摘记内容的选择如此睿智，让我们刮目相看。”1999年，杨绛先生在邀请德国波恩大学的莫芝宜佳教授前来北京整理外文笔记的信中写道，我想makeyour mouth water(让你们垂涎欲滴)，它们都是golden lines(锦言妙句)。

　　钱锺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艺批评、书信、自传、诗歌、幽默故事等诸多领域。掌握其中六门语言且一直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莫芝宜佳夫妇一方面出于对钱先生的景仰，另一方面难抵杨绛先生的“诱惑”，开始了浩繁的整理工作。

　　他们用“叹为观止”来形容阅读钱锺书外文笔记的感受，“这些笔记跟钱先生本人是分不开的，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反映出他对书籍的热情，惊人的语言知识和对生活的好奇和兴趣。我们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到一位大学者和艺术家的工作过程和思路。笔记的吸引力在于出人意料地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引文，是有意识地不与他自己的想法混杂在一起的。在博学和谦虚的摘录背后难道不正隐藏着独特的创造意识，甚至是向一个全新的文学类别的迈进吗?”

　　在出版座谈会上，莫芝宜佳女士向大家展示了很特别的一页笔记，上面画着两个头发稀疏、长着圆圆脸、戴着圆圆眼镜片、抿着嘴的小老头。“这是难得一见的涂鸦。像钱先生吧?可他当时还是个年轻人。”莫律祺说，翻看外文笔记，就像是和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对话，他把笔记中钱先生录下的一首英文打油诗念给大家听：“Therewas a young lady from Niger.Who smiled as she rode on a tiger.They returned from the ride.With the lady inside,And a smile on the face of the tiger.(从前有个来自尼日尔的年轻女士。骑着老虎，她露出微笑。骑了一圈返回，女士已经到了老虎肚子里。老虎的脸上露出微笑。)”念着朗朗上口的带着[藜]音韵脚的诗歌，跟随着诗歌的意境，莫律祺脸上浮现出笑容。

　　坐在一旁的许渊冲也来了兴致：“外文笔记中妙语如珠，常言人之所不能言。钱先生能创造新词，如‘君子’在西方无对等词，钱先生独创intelligentleman一字，谓‘君子’有知识分子之‘才’，加上流人物之‘德’，很有独到之处。他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如‘二重奏’(Duet)，西方文化的批评精神有如‘决斗’(Duel)。他在解释怀疑主义时，说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nothing is a full stop.(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这里，everything(每一件事)和nothing(没有一件事)是一组对比，question mark(问号)和fullstop(句点)是另一组对比。”

　　自称“钱锺书崇拜者”的翻译家李文俊向大家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一直在偷偷向钱先生学东西。他常在社科院的图书馆借书，我翻看借书记录，他借什么书，我也借什么书。我写过几篇东西都是讲西方人物的，那都是看了他借过的书以后写的。”

　　架起中西方文化之桥

　　再回到“桥”的话题。那座牛津大学公园上的有形的桥，早已化作无形的连通中西方的文化之桥。

　　对寻常百姓而言，一提到钱锺书，首先想到的是小说《围城》，尽管他后来翻译了《毛泽东诗词》，编选注释了《宋诗选注》，并长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组工作，但他有个不变的志向：研究比较文学。

　　早在清华读书时，钱锺书就有志于外国文学研究，在英国留学时，他做的大量工作是研究外国文学。根据杨绛的排序：“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学的。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比较文学架起的，正是东西方的文化之桥。钱锺书是“架桥人”。

　　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是他架设的第一座桥。《谈艺录》采用诗话的体式，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母题，从大量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鉴赏和比较入手，中西诗学互证互补互释，总结出了中西诗学在创作心理、接受心理、艺术方法、风格意境等方面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规律，从而赋予中国传统文论以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是他架设的第二座桥。此套巨著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中国10部重要典籍，引用800多位外国学者的1400多种著作，结合3000多位古今中外作家的创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在中西理论双向比较方面作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成就。该书以寻求中西共同的“诗心”和“文心”为旨归，资料的旁征博引不仅突破了中西之界限，而且突破了学科界限，以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河山大地”的文艺规律。

　　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之外，另有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比较文学论集《七缀集》。收入书中的七篇研究文章被钱先生自谑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借助西方文艺理论，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同时纠正外国人对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许多误解;《读<拉奥孔>》是通过考究中国古代美学来阐发西方文艺中关于诗歌与绘画的功能区别的理论;《通感》提出并探讨了一种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都没有理解或认识的中国诗文描写手法;《林纾的翻译》则是借以探讨翻译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

　　钱锺书还想架设一座桥：在《管锥编》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推一部《<管锥编>外编》呢?《管锥编》的雏形来自钱锺书中文笔记，而对于期冀中的《<管锥编>外编》，外文笔记必定是原矿。心愿未了，斯人已去。遗憾之余，随着外文笔记的出版，也让人感到一丝安慰。“他没有完成的著作在哪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宝生自问自答，“就在他的外文笔记里。钱先生做笔记，不光是资料积累，更是学术资本。无论是研究钱锺书，还是吸取学术营养，出版钱锺书外文笔记的学术意义都是长远的。”

　　钱先生曾用“废话一吨”来形容对大东西的重视，曾用“微言一克”来形容对小东西的忽视，“其实重要的不是那一吨，而是那一克。”翻译家郭宏安说，“这是对碎片的重视。”这样的碎片，是一捧碎金。莫芝宜佳看到了碎片的价值：“给研究钱先生和世界文学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钱先生如此精深地掌握了西方文学，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学的欣赏和尊重。这样的笔记是对民族沟通的贡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可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搭起桥梁。”

　　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在《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上，不能亲临现场的杨绛先生发来一段录音，从容的语调之中饱含着大欣慰：“他一直想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最终未能如愿，他为之长期所做的外文笔记对他来说，已‘没用了’，但是对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国内外研究钱锺书著作的人，用处还不小呢!感谢商务印书馆继出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中文笔记》之后，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出版他的外文笔记。这是一项巨大繁复的系统工程。2011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时，我不敢指望却十分盼望有生之年还能亲见外文笔记出版。承蒙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热心帮助，清华大学、国家出版基金会支持，如今外文笔记出版了第一辑，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

　　在录音中，杨先生感谢了一圈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说：“我们最要感谢的人，是杨先生。如果没有杨先生的妥善保存和分类整理，钱锺书手稿集不可能那么顺利出版。”

　　钱先生“走”的时候说：“这些没有用了。”怎么会没有用呢，杨先生不信。

　　“从国内到国外，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杨先生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这么珍视的宝贝，如此陪伴他们度过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的宝贝，怎么会没有用呢?

　　1997年早春，1998年岁末，女儿和丈夫的先后去世，让杨绛先生很伤心。她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这是她特意找的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用来逃避悲痛。同时，她陆续整理起钱先生留下的读书笔记。

　　经反复整理，杨先生把笔记分作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多达3.5万页，是容量最庞大的一类。杨先生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就请来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和她的先生莫律祺，于1999年和2000年完成了对外文笔记的初步整理。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多达1.5万页，涵盖的书超过3000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既有经籍，如《论语》、《左传》;也有史书，如《史记》、《汉书》;更有大量的诗文集，如《全唐诗》、《全唐文》;小说，如《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还有大量的古代戏曲，如《元曲选》、《六十种曲》;还有一些野史笔记、日记，如晚清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

　　第三类是日札，包含800多则读书心得。日札始于“思想改造”运动，钱先生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均在狭促居室内写成，“容安”两字，引自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心有所得。

　　后两类汇成《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先后出版，第一类外文笔记目前已出版第一辑3册，全书共分六辑48册，可望于明年出齐。

　　杨绛先生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文汇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