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建中的坦桑尼亚姆特瓦拉天然气处理厂。 新华社记者 张平摄
上海探索 以自主技术为优势,轨交产业成为拓荒海外“开路先锋” 非洲首条轻轨“神经中枢”上海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西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去年5月中埃两国总理共同为一段钢轨拧紧螺丝后半年,郑清祥和同事们从上海出发,到这里参与这条轻轨线开通前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为其添上“神经中枢”——信号控制系统。
这是非洲第一条现代化城市轻轨,也是中国在非洲承建的第一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某种意义上,它承载着中国装备业海外拓展的梦想。除了以上两项“第一”,该线路的“神经中枢”或者说信号控制系统是由上海企业研发实施,这也是中国第一套出口海外的自主信号解决方案,郑清祥就是该项目的前方项目经理。
同济大学教授、曾任上海铁道大学副校长的轨道交通专家孙章表示,无论是在“一带一路”还是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战略中,轨道交通产业都应成为“开路先锋”。
“走出去”动力越来越足
对于志在打开非洲市场的中国轨道交通企业而言,埃塞俄比亚轻轨项目具有重大示范意义和集聚效应。尽管它还未正式开通,但迄今已有超过20个非洲国家前去实地考察,并表达了想要建设类似线路的意愿。
在建的这条轻轨连接埃塞俄比亚首都一些最著名的地标,总投资4.75亿美元,全长31公里,设39座车站,设计最高时速80公里。项目由中铁集团牵头,组织了一支由国内重量级企业构成的“国家队”——中铁二局负责土建,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公司提供车辆,信号与控制系统则交给上海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从2012年动工至今,线路建设已基本成型,按计划项目将在今年5月底竣工。
推动高端装备、特别是轨道交通出口,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海外轨道交通设备市场容量是国内的6倍,规模达1000亿美元,这为中国装备业“走出去”、释放产能潜力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孙章表示,中国轨道交通行业要“走出去”,高铁、货车、普通客车、地铁等应该齐头并进。
在“一带一路”等战略强势推进下,一些领先企业开始想办法捕捉轨道交通领域的先机。虽然轨道交通车辆、基础设施建设等并非上海之所长,但软件、系统等方面的优势,让大踏步“走出去”的中国轨道交通也得以被烙上“浦江印记”。作为国内自主知识产权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领军企业,卡斯柯市场副总裁张怡介绍,长期来看,国内市场增长将减缓,竞争趋于激烈,因此,企业越来越有动力“走出去”。
技术实力夯实中国影响力
站在这一轮国产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的风口,很容易感受到一个特征:中国输出的不再是劳务或低价值产品,而是越来越多地借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的牵引,试图掌控海外市场的主动权。除了高铁,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也是一个典型体现。
实际上,自主技术堪称“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础。海外轨道交通市场与国内差异很大,业主往往以“欧标”等为参照,结合自身特点,提出技术规范。为满足客户需求,中国企业必须对原有技术进行调整;如果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企业不仅没有能力、甚至无权参与项目,因为贸然对别人的技术进行改造就是侵权。
郑清祥第一次到埃塞俄比亚是去年初,那时,卡斯柯虽已中标信号系统,但方案具体如何设计、推进,还要与客户当面沟通细节。埃方聘请了一家知名的瑞典专业轨道交通咨询机构代为谈判。那家瑞典机构虽然总体认可“中国方案”,但也在一些环节提出要按“欧标”修改。由于有足够的技术积累,卡斯柯前后只花了两个星期,就完善了技术细节,拿到了业主签署的技术确认文件。
这份实力,源于企业过去15年对创新的持续投入。从2000年开始,卡斯柯的业务模式就从传统的设备制造转向核心软件开发,进而成为高科技企业。目前,卡斯柯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始终保持在8%至10%,累计已申请专利近200项,并在国内率先拿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完整信号系统。这套全自主化系统,就是埃塞俄比亚项目的模板。
孙章说,在轨道交通领域,依靠博采众长,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中国目前拥有世界级的技术能力,成本却比其他国家低1/3。假以时日,随着中国标准在世界上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企业的影响力还能进一步提升。
出门在外“攻守”都要兼顾
技术、成本、影响力,仅靠这些方面的优势,还不能保证企业能“走得出去”。郑清祥说,他的另一位同事本来现在也应在非洲大陆,为非洲第一条按中国标准建设的铁路——全长186.5公里的尼日利亚阿卡铁路安装信号系统。该铁路已于去年12月铺通钢轨,眼看就可开始工作,但由于当地政局不稳,同事不得不回国,工作被搁置至今。
这是政治风险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型案例。张怡表示,对企业来说,“一带一路”固然创造了“走出去”的战略性机会,但企业要“攻”,首先得学会“守”——换句话说,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管理风险能力,包括降低人身风险、控制经营风险、预判政治风险等。但在这方面,一般企业通常缺乏经验与能力,为此,他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支持。此外,那些有实力、有经验的超大型企业,也应该通过组建产业联盟,为初涉海外的合作伙伴补上短板。
对于常年在海外“打拼”的人来说,生活困难也不容回避。郑清祥希望每天都能通过微信视频看看儿子,但埃塞俄比亚经常断网。驻地卡斯柯除了网络,电力和自来水也都经常中断。
委员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建议
强化上海“一带一路”支点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认为,上海地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要冲和战略交汇点,理应成为国家战略实施的基点和支点。当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要继续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就更应主动服务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破解一批发展中的重大瓶颈问题,在更大空间谋划上海未来发展。为此,胡卫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上海要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欧亚互联互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中,发挥辐射带动的核心作用,把好的改革开放经验向有关区域推广;当务之急是充分尊重市场规律,抓住“市场化”和“国际化”两个着力点,加快做好融入国家新战略的顶层设计。
第二,建议中央强化上海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支点地位,进一步鼓励支持上海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形成具有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和影响力的“四个中心”。比如允许将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外汇管理政策推广到全市,放宽企业使用外汇投融资和日常经营外汇管理,进而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民币结算贸易的先行先试。
第三,建议上海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兄弟省区市,充分求取区域合作发展最大公约数,强化区域间规划衔接,可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等方式,强化与“一带一路”兄弟省区市的合作共赢。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建议
支持中国企业参建信息高速路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认为,加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实现相关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应该推动IT企业成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的领跑员和建设亚非欧互联互通的主力军。
在杨元庆看来,这样做有三大意义:首先,能整合“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信息市场和资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信息化和电子化平台;二是能发挥IT企业“整舰出海”的优势,组建“国家队”助推中国信息产业腾飞;第三,可以大大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在科技领域的含金量,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鼓励和支持中国IT企业走出去,整合沿线国家信息产业的资源和市场,统筹促进国内IT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整舰出海”局面;二是加快建设“一带一路”海外信息产业园,带动IT产业投资海外,夯实信息产业国际化之路;三是把公路、铁路、航空、港口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优先方向,尤其加强亚非欧网络互联互通建设,鼓励和支持中国IT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信息化高速公路。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建议
提升商业银行的跨境服务能力
“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认为,近年来,国家逐步促进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同步发展,逐步明晰和确立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模式,如能进一步优化配套支持措施,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相关试点政策,商业银行能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更多助力。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截至2013年底,我国投资者共在境外设立2.5万余家投资企业,分布在184个国家和地区。与此相较,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机构建设尚有欠缺,建议简化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及并购的审批核准手续,鼓励支持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布局,提升商业银行跨境金融服务能力。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使用小币种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境外投资经营会面临更大的货币兑换及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建议持续加大清算结算、银行间拆放、货币兑换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等基础能力建设,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供稳健支撑。
第三,建议推广资本项目下跨境人民币试点政策,促进企业境外投融资的本币化,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针指导下,着力培育以本币计价和结算的跨境债权、股权交易市场。
第四,建议加快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强以分账核算为基础的服务能力建设,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培育建立起丰富、完善的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完备的货币环境。
代表观点 如何更好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葛俊杰代表提出建议 完善配套环境补上“走出去”短板
“一带一路”是我国构建新型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中长期国家战略,有利于带动我国的对外投资与外贸出口,并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契机。面对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副总裁葛俊杰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直接推动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但为更好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建议国家尽快研究出台政策,完善配套环境,大力支持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布局产业,规避“走出去”后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
巨大机会不等于一片坦途
据统计,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约14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是2002年的40多倍,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而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APEC北京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未来十年,我国对外投资有望达到1.25万亿美元,可以说,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
虽然中国对外投资已遍布世界各地,潜在发展空间更难以估算,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就是一片坦途。葛俊杰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配套环节还相当不健全,表现为法律法规、管理服务、信用评价、风险管理等支撑体系缺失,对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的保护体系不完善,这都与企业“走出去”的迫切需求不相匹配。
虽然各级政府已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措施,但葛俊杰说,这些政策、措施仍比较分散,社会上也缺少集约化的第三方平台来服务“走出去”的企业。目前,国务院和相关部委正在积极推动将部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但地方上的一些相关部门仍未能适应,无法迅速与权限不断下放的“新常态”形成配套衔接。
在企业方面,葛俊杰说,进入陌生的市场环境,尤其考验企业的综合能力。融资能力是企业“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但许多企业往往遭遇“钱紧”——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偏高。再加上部分企业对于自身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定位不清,防范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风险能力不足,对国际投资环境、商业规则、法律法规及当地社会文化等认识不够,这些短板,都直接影响到海外投资项目的成功率。
政府要加速转型加强服务
要想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国家各部门都应该群策群力,并形成合力。在葛俊杰看来,首先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制定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形成对外投资产业目录,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向和重点区域。在立法方面,可以由全国人大牵头,研究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保护中国企业在投资国的合法权益。
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葛俊杰建议由央行、银监会牵头,优化金融支撑体系,扩大人民币境外使用范围,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利用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实施办法,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化为支撑企业配置全球资源、网络、技术和品牌的强大动力。此外,保监会可以牵头研究创新保险服务,鼓励国内保险机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保险与担保;商务部可以牵头建立企业对外投资、国际经营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投资保障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
在政策引导之外,葛俊杰认为政府也需要积极转变职能,提升对企业的服务能力。比如,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宏观指导、信息服务与产业引导,积极推动构建海外投资的公共服务平台。此外,也要围绕“走出去”战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部分海外投资审批权限下放后,做好中央部委与地方部门的职能衔接。
企业更需练好“国际化内功”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战略布局的“窗口期”,为了抢抓机遇,它们也亟需增强国际化竞争力。
葛俊杰说,在对外投资中,企业要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引进国际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商业模式、关键技术和优秀人才,增强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在“走出去”过程中,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引导企业抱团“走出去”,协同发展、有序竞争,并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
在海外经营,风险意识必须常备不懈。葛俊杰说,除了理性稳妥,遵循国际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外,规避风险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任何企业都应心怀责任意识——也就是要严格规范自身行为,防止因为一家企业的过失,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整体形象。
所谓事在人为,在具体经营层面,“走出去”能否成功,关键仍是看人才。葛俊杰说,当前,我国企业界缺乏具备全球视野、熟悉国际规则、了解海外市场、理解中国需求的优秀人才。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套的人才规划,按“国际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导向,创新人才发现机制、拓宽人才培养渠道。除了引进与培养,企业还应该重视发挥留学生、海外华人的作用。
近年来,在坦桑尼亚近海地区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储量近一万亿立方米。但由于缺乏开采、加工和输送能力,坦桑尼亚仍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发电,导致电力成本高昂。坦桑尼亚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承建,主体工程为全长542公里的输气管道和两座天然气处理厂,设计年输气能力80亿立方米。该项目预计于今年6月完工。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在2012年11月的天然气管线项目开工典礼上表示,项目完工后,坦桑尼亚将彻底摆脱电力配给供应的现状,他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的帮助表示感谢。
■文汇报特派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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