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远奎老人讲述十余年来索赔之路。 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

 

本报记者 赵征南

 

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驳回188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提出的每人1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要求。目前，原告团的上诉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上诉审首次开庭将于年底进行。

 

1938年至1944年，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实施了6年半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大轰炸”造成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合人民币225亿元。

 

2004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组成民间对日索赔团，将日本政府列为被告。十余年的时间里,索赔团代表先后31次赴日出庭，提出4次诉讼。

 

得知这次判决结果后，记者即刻赶赴重庆，采访了多位大轰炸受害者和研究专家。对于败诉，索赔团团长、82岁的粟远奎气愤不已，他坦言判决不公，今后将继续上诉，直到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我老了，也许没多久就不在了。我只希望抓紧最后的时间，为受害者、为国家赢回尊严。”他说，“生命不息，索赔不止。”

 

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教授呼吁，人们应该牢记历史，社会需给幸存老人更多的帮助。

 

承认事实却拒绝赔偿

 

十多年来，重庆有一位身躯瘦小却有着巨大能量的老人，一直在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的对日诉讼索赔四处奔走，他就是粟远奎。

 

头戴黑皮帽，身穿黑皮衣，白衬衣搭配一条花纹领带……接受记者采访时，一米六左右的粟远奎穿着打扮和前几天在日本法庭上一模一样，心情也依旧郁闷。“48秒，声音细如蚊蝇，没有翻译，3米之外的我还没搞明白他说了啥子，法官就草草退场，态度极其傲慢。判决不公，我不服。”他说。

 

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透露，判决书共111页，其中前3页描述案件基本信息；第4页至第89页为事实认定；第90页至第110页是法院针对争议焦点的评述意见；最后一页是判决结果，“一审判决从下午3点开始，从开庭到结束不到15分钟，宣判环节不过3分钟，对结果的宣判只用了48秒，宣读了最后一页，过程很匆忙、很草率。”

 

日本援助律师一濑敬一郎认为，在此案中，原被告双方主要有三大争议焦点：能否认定“重庆大轰炸”事实和原告的受害事实；日军无差别轰炸行为是否违反了当时的国际法；原告作为“重庆大轰炸”受害人本人或受害人遗属，有无权利在日本法院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日本法院首次承认‘重庆大轰炸’受害事实，这是判决中唯一值得欣慰的地方。”林刚说。

 

“事实被承认还败诉，这算哪门子事嘛？”粟远奎怎么也想不通。

 

林刚告诉记者，原告方提出了五点诉求：第一，日本的无差别轰炸违反了国际法；第二，曾经的受害者落到如今的惨境，在于日本政府行政不作为；第三，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属日方立法不作为；第四，援引日本民法中关于损害赔偿的精神，日本政府应该为无辜平民伤害负责，并承担救济结果；第五，援引国民政府时期民法，要求赔偿。日本法院基于被告方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驳回了以上诉求。

 

对于第一点，日本法院认为，当时的国际法，即《海牙公约》，仅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个人主张赔偿权，无权援引该公约。对此，原告团法律顾问、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潘国平认为，东京审判明确日本的战争行为是非法的，这是世人皆知的定论，日本法院如今的狡辩其实是想推翻东京审判，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法院均以“国家无答责”驳回。所谓“国家无答责”，是指即使公权在行使职权时发生了违法的侵权损害，受害人最多也只能追究其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是国家的责任。潘国平表示，这是日本法院的惯用招式，将此作为挡箭牌，推诿政府战争罪责。“该理由与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精神不符。联合国人权公约明文规定当人权受到侵犯时，即使侵犯主体为国家公权力也不得予以豁免。”他说，“1950年编纂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文规定，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

 

第四点诉求和第五点诉求与损害赔偿有关，均被日本法院驳回。“日本法院认为，日本民法规定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中方的国民政府民法属于外国法律，不能在日本适用。”林刚认为，正因为在日本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相关法律，才造成法律适用的尴尬，可法院又用“国家无答责”为日本政府的行政和立法不作为辩护，这就逼着诉讼走进死胡同。

 

在法院评述部分的最后，法院还单独列出了日本政府的补充抗辩理由——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已将中国国民请求权放弃。潘国平认为，中国政府只是放弃政府索赔，而不是民间索赔，我国外交部也多次明确提醒日本法院不要对《声明》作出非法的单方面解释。

 

无差别轰炸下的英雄之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国家的首都中，重庆是遭受无差别战略轰炸最早、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一个。

 

潘询告诉记者，二战时，不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无差别轰炸首次大规模运用到战场中。日本是最早对别国实施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的侵略国，从局部侵华时期的锦州轰炸、上海轰炸，到全面侵华时期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城乡的轰炸，日军轰炸地域遍布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广大地区。

 

如今，在重庆市中心较场口得意商厦繁华的一角，有一座“六·五”隧道惨案小型遗址，它像一座方形石墓，四周雕刻着遇难者的浮雕，或闭眼忍耐，或双手捂耳，或振臂呼救。每一天，它都在向来来往往穿梭的行人讲述70多年前的那段悲惨史实。而粟远奎，则是这场惨案的幸存者。当时，他失去了两个姐姐，被捡尸体的人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

 

粟远奎出生在鼎新街一号的一个中产之家，距较场口防空洞只有60米。1940年的一天，日军的轰炸让他家的房屋和店铺毁于一旦，一家人只能用木板和门板搭了简易棚屋暂避。

 

1941年6月5日傍晚，空袭警报响起，粟远奎一家跑进防空洞。人越来越多，呼喊声已相互混杂难以听清。由于换气装置损坏，油灯的光芒渐渐微弱，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日军飞机的地毯式轰炸还在继续，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这两股情绪焦躁的人潮引发狭小空间内的混乱。此时，粟远奎和家人走散，他被卡在一个大人的双腿之间，动弹不得，由于极度缺氧，8岁的粟远奎陷入昏迷。

 

“后来，听大人说是我身边的小水沟能给我提供些微空气，是它救了我。”粟远奎告诉记者，他是幸运的，第二天，抬尸体的人发现了他。那次，在日军5个小时的持续轰炸下，防空洞内有2000多人因窒息或踩踏身亡。他的父亲受了伤，两个亲姐姐则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次轰炸也让上一任索赔团团长蒋万锡失去了大哥、大嫂，但他和其他人家一样，来不及为伤者悲痛，便立刻投入到伤员救治和房屋修缮中。“要活下去，绝对不能屈服”，这是当时的这座英雄城市中每一个市民内心的写照。

 

“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面对侵略者的狂轰滥炸，都同仇敌忾，决不投降。”潘洵说，“从政府层面来看，迁都后迅速加强防空建设，成立防空司令部，安排空军驻防，并在城市周边部署高射炮，但由于中日空军实力悬殊，当时仍无法实现有效对空防御，主要还是采取消极躲避的防空策略。”

 

国民政府刚搬迁时，重庆人口集中在渝中半岛，且房子以竹木结构为主。因此，大轰炸前期，只要日军投下燃烧弹，就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后来，政府决定进行人口疏散。鉴于重庆每年10月到次年2月雾季时日军无法轰炸，政府在非雾季将渝中半岛的人口疏散到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区。同时，利用重庆山区地形的特点，大力开挖防空洞，到抗战后期，防空洞数量已基本可以满足全市民众的需求。

 

对于民众而言，他们会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家中储水、储沙。为了躲避轰炸，他们还养成了“朝出暮归跑警报”的生活方式。“很多商店，只要没被炸毁，被炸的第二天就会摆出正常营业的牌子；电力损坏时有发生，一些民众就在门口点亮烧煤油的‘太平灯’，方便路人和救援队通行。”潘洵说，“除此之外，重庆百姓还自发参与救援行动，并积极参军，到前线抗击日寇。”

 

建立警示碑永志不忘

 

应当铭记的，又岂止是 “六·五惨案”。

 

“‘重庆大轰炸’制造了大量的悲剧，其中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轰炸尤甚。两天里，重庆死于轰炸者近万人，数以万计的房屋被焚被毁……当时，由于大量国际人士的见证和报道，‘重庆大轰炸’的知晓度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潘洵说，“但是，由于历史教育的缺失，如今重庆孩子知道‘重庆大轰炸’的并不多。在日本，他们知道有‘东京轰炸’、有‘广岛长崎轰炸’，却极少有人知道‘重庆大轰炸’。而在国内，现在中国人也快不记得了。”

 

在他看来，目前重庆具备建成警示性文化遗产基本条件的，只有江北区“黑石子大轰炸”遇难同胞墓地。当时，黑石子是埋藏大轰炸遇难者最多的一处地方，日机轰炸后，防空司令部就会派出工兵营整理尸体，用卡车将尸体运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掩埋。

 

早在2009年重庆“两会”上，时任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的林必忠就提交了一份设立“‘重庆大轰炸’殉难者纪念性标志”的提案，呼吁在黑石子设立相关的纪念碑或广场，以供后人凭吊。当年重庆文化广电局复函声明“正选择合适的地点”。而去年，蒋万锡致信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广电局，追问纪念性标志设立进展，对方给出的答复是“目前正在论证”。

 

“5年了，一直都说还在‘调查研究论证’，怎么一点实际行动也没有呢？”蒋万锡担心，黑石子墓地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的保护利用，破坏严重，没有任何标志将会逐渐被人遗忘；而随着两江新区的开发以及寸滩保税港等新的商业项目上马，该处遗址面临着被毁掉的危险，保护利用已刻不容缓。

 

“几乎每次开团拜会都发现又少了几位老人，历史的证据正在消失。2004年在我们这登记的幸存者还有300多名，现在，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了。”蒋万锡说，“2006年第一次诉讼后，我从东京回来，其他幸存者来问我情况。我心里明白肯定赢不了，但害怕其他老人受不了现实的打击，就不敢告诉他们真相，只能说还在做。”

 

或许，在这些幸存老人的有生之年，索赔团胜利的时刻，他们真的看不到了。

 

潘国平向记者指出了日本法院在涉日诉讼中的花招——拖。“日本法院的态度看似很和善，来者不拒，但我们要翻译、公证、论证，有很多司法成本产生，还有差旅费等等，这是很大的开支。在时间和金钱的双重考验下，家境困难的幸存老人很难撑下去。”

 

目前，索赔团在重庆得意商厦26楼有一个办公室，系一位企业家十多年来无偿提供。“社会的捐赠额很少，老人们就靠一张‘老脸’到有钱老板那里‘化缘’，可凑起来也不过杯水车薪。每次去日本基本上是自费。很多老人身有残疾，生活都有困难，更没能力去日本参与诉讼。”粟远奎说。

 

“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大的支持，他们不仅是为个人，也是为国家的尊严诉讼。”潘洵说，“诉讼结果由日本法院认定，我们改变不了。但不论结果如何，我们至少可以努力，通过诉讼，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暴行。”

 

“重庆大轰炸”赴日诉讼大事记

 

2004年，“重庆大轰炸”民间诉讼索赔团成立。

 

2006年3月30日，来自重庆市、乐山市、自贡市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这是该跨国诉讼的第一批原告。

 

2008年7月4日，成都22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作为原告参与“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日本政府案，追加提起诉讼。

 

2008年12月3日，来自乐山的45名大轰炸受害人作为原告第三次提起诉讼。

 

2009年10月5日，来自重庆、成都、乐山三地的18名大轰炸受害者走上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这是“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案的第四次起诉。

 

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一审宣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