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古物南迁木箱装运情况。 （故宫资料照片）

 

这是一个关于承载的故事：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五千年文明；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山路上的汽车、激流中的竹筏承载了万箱国宝；身躯柔弱、脊梁笔直的故宫人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这是故宫人在日军铁蹄之下的坚定选择。他们扛不动枪，但扛起了文物；他们无力阻止国土沦丧，却誓死守护这不绝的文脉。

 

从1933年2月第一批文物南迁，到1949年以后文物陆续北返（1950年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至今仍有2211箱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20年来辗转上万公里，播迁10余省，百万余件文物无一损毁，故宫先辈们的壮举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的奇迹。

 

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西华门内宝蕴楼二层的“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展”上，这一奇迹正通过泛黄的照片、《起运呈文》、《文物车辆翻车报告》等一一铺陈。铺陈的是故事，树起的是丰碑。

 

烽烟骤起，何去何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

 

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

 

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堵了起来。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1933年1月1日，万里长城起烽火；1月3日，山海关失守。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的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匆匆告别家人，约20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踏上迢迢南迁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文物从南京分三路向西迁移，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北平沦陷治后，日寇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南迁文物正藏在日寇够不着的地方。跋山涉水觅生机，颠沛流离求保全。故宫人日夜守着它们，终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兵荒马乱，护宝辗转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雕梁画栋，巧及人工。文华武英，太和乾清。体象天地，寔丽且宏。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参加故宫交接大会的北归英雄和留守职工齐聚中和殿，唱响了《故宫守护队队歌》。歌词“惟吾队士”中那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为十余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贴上了无悔的标签。

 

这些年，不管是日机的轰炸、土匪的拦截、敌特的跟踪，还是激流的冲击、山道的险峻、生活的困苦，故宫人从未退缩。他们的价值天平上，国宝的分量重于个体的生命；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的士大夫的血液。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他们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这样说来，文物确实有灵；但如若故宫人存一丝犹豫或侥幸，行动只消放慢半拍，文物还会刚巧躲过浩劫吗？

 

19557箱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暂存，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秋，文物移入新库。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文物告急。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南迁文物分3批向西迁移：80箱文物走“南线”，经长沙、贵阳，1938年抵安顺，1944年12月接运到四川巴县；7286箱文物走“北线”，经宝鸡、汉中、成都，1939年7月抵峨眉；9369箱文物走“中线”，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7月抵乐山。

 

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前4天，马衡、徐森玉、欧阳道达等押运第三批“中线”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雨声夹杂着隆隆炮声，日军开始攻城了。万安陵前的石麒麟和明初建造的南京城墙被重炮击毁，牛首山佛教寺院和中华门西街古清真寺被大火吞噬。日军将朝天宫库房所剩文物移至北极阁藏匿，将朝天宫屋脊上的装饰物“吻鸱”拆下占为己有，将国学图书馆的档案和图书或掠或烧……

 

哪里能避敌就去哪里，三路文物随战局变换目的地。

 

“南线”的80箱文物非常珍贵，包括甲骨文、钟鼎、碑拓，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名家字画。它们起先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著名的岳麓书院。已升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暂时安顿好“中线”之后到长沙，发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三面环山，若在这里凿洞存放文物，会比较隐蔽。说干就干，几周后山洞凿好。这时马衡突接密电，得知日军将在近期大规模轰炸长沙，便紧急组织文物向贵州转移。装文物的车队刚刚离开，多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爱晚亭旁也有死伤。“北线”更惊险：装运文物的列车在郑州车站停靠接驳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郑州站陷入火海，狂风席卷着烈焰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司机果断发动列车，冲出火场。

 

战火之外，还有其他天灾人祸。从宝鸡到汉中要翻越秦岭，车队遭遇了大雪封山、山路塌方、车辆翻覆、断水断炊等种种险情。在绵阳附近的一座桥上，载运文物的车辆掉进河滩，所幸那是干涸河滩，桥不高，文物并未摔坏。1943年，峨眉县一家鸦片馆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危及存于西门外武庙的几千箱文物，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命令驻军士兵将西门外草房一律拆除，所拆房子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守库员工用水枪、火钩等奋勇扑火，阻断了火源，保全了文物。1939年夏，文物从“陪都”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能雇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星夜不停地忙碌。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布置装运，曙色微茫，舱中昏暗，朱学侃并未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

 

“巍巍故宫，古物攸同。瑰姿玮态，百代是崇。殷盘周彝，唐画宋瓷。亿万斯品，罗列靡遗。谁其守之，惟吾队士；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1946年2月15日，当《故宫守护队队歌》的歌声飘荡在故宫上空的时候，忠诚的“守护队队员”朱学侃正静静长眠于重庆南岸狮子山。这里并不是他的家乡，却是他流血流汗、工作到最后一秒的地方。此刻，他看到了么？他舍命呵护的那些文物都安全了，正从他目光之下，由巴县、峨眉、乐山三处向重庆集中。1947年，它们运抵南京。很快，它们将……

 

是的，故宫盼着它们回家，故宫人盼着它们回家。如歌中所唱“亿万斯品，罗列靡遗”，“靡遗”便是包举，包举便是完璧，完璧便是回到故乡。

 

但故宫人怎会想到，竟还有最后一场“南迁”在等着他们！1948年12月22日、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命庄尚严、那志良、梁廷炜等故宫人分3批带走了总计2972箱文物，占南迁故宫文物总件数的22%。从此人隔两地，物各一方，纵然再多离愁和遗憾，又如何填平那一道海峡？

 

典守严密，文脉不绝

 

19557箱南迁文物经历尽劫难却无一受损，为什么？除了对战局的准确判断、见机行事、果敢和运气之外，还离不开巧妙的装箱和严密的文物典守制度。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故宫文物南迁议案，故宫文物编号、点查、挑选、装箱工作随之展开。每件文物都有对应的“身份证”，“天”字打头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来自坤宁宫。

 

故宫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极为繁复。为了给南迁文物提供一个防震防摔、绝对安全的“移动仓库”，故宫职工专门从琉璃厂的古玩商店学来文物装箱的窍门，还把从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的瓷器箱打开，只见每10只碗用草绳紧紧捆成一束，每束之间用谷壳隔开，整箱瓷器无任何松动，把箱子从城墙上扔下，里面的瓷器毫发未伤。

 

故宫人博采众长，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磁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青铜器专家吴玉璋包装的铜器箱，哪样东西摆哪里像是经过计算似的，上海开箱检查之后次序打乱，就很难再装回去。

 

国子监交给故宫代运的10个石鼓如何装箱呢？石鼓每个重约1吨，石鼓上的字刻在石皮上，石皮已与石身分离，敲起来“嘭嘭”有声。装运后一旦石皮脱落只存石心，那就没有价值了。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南迁之前已对每一件文物进行了核对造册，但内容过于简单。文物抵沪之后，展开了更为细致的点收工作。每一件文物的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文物单封进箱子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装订成册，印刷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便于几家“对册子”。每次查点，几方面的人都要在场，查完重新贴封条，谁都不敢对文物动手脚。

 

故宫的13491箱文物进行了分类编号：古物馆2631箱以“沪”字编标，图书馆1415箱用“上”字，文献馆3773箱用“寓”字，秘书处5672箱用“公”字，合起来正好是“沪上寓公”。“寓公”是指流亡他乡的贵族。故宫老院长易培基因故宫盗宝案蒙冤，被迫辞去院长之职，此时正避居上海法租界。故宫文物变成了“沪上寓公”，不仅字面上有些许揶揄和无奈，还暗指了易培基的处境。

 

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南迁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均配有故宫工作人员全程押送。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都有文字记录。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文物存放成都时，故宫博物院理事李济和院长马衡前去视察，他们在册中随便圈了两号，5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中提出来了，管理之高效可见一斑。

 

故宫人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如何防止文物在保存期受损。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

 

为防白蚁，故宫人在箱子底部垫上鹅卵石。白蚁畏光，它们要进入箱子的唯一办法是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故宫人一天两次伏在地上，拿着手电筒查看鹅卵石上是否有隧道，一旦发现隧道，就要把一堆箱子全部卸下来检查，并在鹅卵石下挖深坑，倾倒防蚁药水，再回填泥土。为防止文物霉变，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就得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几个人一起签字。

 

在严密典守制度的保障下，故宫人没有忘记博物院的文化使命。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故宫文物展，这是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出展。在百万文物大迁移路途中，故宫人还挑选了数百件精品，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等地举办展览。重庆展览期间，敌机经常来袭，展览说明书上提示：“如遇敌机空袭，大家依次撤退。”这样的展览说明书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全民护宝，文化抗战

 

自1939年7月陆续迁来，至1947年2月迁离，故宫9369箱国宝在乐山存藏了7年又7个月，无一损坏，无一遗失，完璧归赵。告别乐山安谷乡村民时，马衡带来了亲自手书的“功侔鲁壁”木匾6块，木匾上端加盖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分别赠予曾给南迁文物提供庇护的朱潘刘三氏祠、宋氏祠、赵氏祠、陈氏祠、易氏祠和梁氏祠6座祠堂。“功侔鲁壁”将乐山安谷乡人民护宝的行动，与孔子第九代嫡孙孔鲥在家中墙壁夹缝里保存圣人书籍的功劳相媲美。

 

之后几十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在经历着精神和物质的急遽变化，安谷乡的祠堂废败、消失，6块木匾或被毁弃，或被锯断。2010年，年逾古稀的王联春和刘文龙自己出资重建了朱潘刘三氏祠，设为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他们和安谷老伙伴们四处寻找文物南迁时留下的物件儿，有丢了壶盖的白瓷茶壶、锈迹斑斑的烛台……还有3块“功侔鲁壁”木匾的局部，恰好可以完整拼出那四个字。

 

王联春还从乐山市档案馆复印到了故宫先辈欧阳道达于1946年离开这里时留下的感谢信：“……本院迁储贵县辖境安谷乡文物，感荷贵县政府始终爱护，并于典守事宜随时惠予指导。八载于兹，文物赖以安然无恙，而先后移运工作，复存热心协助，籍以利便进行……”更叫王联春惊喜的是，他还收到了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从北京寄来的南迁文物老照片和欧阳道达先生生前用过的毛笔。

 

欧阳定武把自己看作“半个乐山人”，出生在乐山并在这里生活过6年的他，有一桩“故宫文物差一点丢了”的童年记忆。“听母亲讲，工作人员某天清查文物时，发现一个箱子不见了。赶紧号召当地村民，无论如何都要把国宝找回来，如果谁发现了这个箱子，就送到土地庙去。第二天一早去土地庙，丢了的箱子果然被送了回来，里面一件东西都没少。”欧阳定武还记得，当地人搬文物箱子轻拿轻放，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1939年8月19日，日军轰炸乐山，城区半毁。兵荒马乱中，护宝队伍要途经大渡河，如果不是安谷百姓帮忙整治险滩，疏理河道，故宫文物根本无法顺利运抵渡口。故宫人及保护文物的军人，与当地老百姓亲如一家，甚至还联姻了呢，在乐山和峨眉共成了5对儿。

 

如今，这一段段佳话正同时在两个地方讲述，这一边是故宫宝蕴楼的“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展”，那一边是乐山安谷的故宫南迁史料陈列馆，这既是一种有情有义的呼应，更是对民族记忆的共同强化。文物南迁不只是故宫人的倡行，更是政府、军队、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全民护宝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伟大胜利，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