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嘉宾 石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研究中心主任

 

 

 

论坛嘉宾 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

 

 

 

论坛嘉宾 李绪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

 

（头像素描：陈韶旭）

 

文汇报记者 徐晶卉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安格斯·迪顿教授，根据诺委会的颁奖致辞，他获奖的原因是对消费、贫困以及福祉的分析。迪顿教授绘制了一个美国的幸福地图，在这个地图上，住在华盛顿地区的人们每年需要有9万美元的收入，才可能会觉得幸福；而住在密西西比州的人们每年可能只要赚到6.5万美元，就会觉得很满足。这个结论似乎说明，金钱与幸福有关。

 

但是，2015年中国城市幸福度排行榜中，前三名是青岛、杭州和惠州，人均收入靠前的“北上广”甚至没有进入前30名。这样看起来，金钱与幸福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

 

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是否幸福？本次圆桌谈，就让我们来寻找一下GDP指数之外的“幸福密码”。

 

 

 

幸福的经济学解读

 

世界上最贫困的那些国家，确实幸福程度特别低；但是超过这个收入及格线以后，是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幸福感程度不同。

 

记者：怎么解读幸福这个概念？

 

石磊：我先解读一下幸福两个字。这个汉字跟西方讲的Happiness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很多字是叠字，两个放一起组成一个词，这样就导致概念上跟西方有些区别了。

 

“幸”是指“有幸”或“不幸”，偏向指运道、偶然性、机会。机会来源于很多方面，比方说贫困恶性循环原理，就是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由于教育的不均匀，而导致人的生来不平等、生后不平等，这就使得我们中一些背景大致相同的人，按理说应该同样过着幸福生活，然而实际上一些人幸运、一些人不幸运。

 

再看这个“福”字，意思是福运、福道。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个性化的人，对具体福利水平的理解，它是人格化、个性化的感受。

 

反过来问，什么样的因素，对人们的幸福感受程度最大？本来每个人有一个消费函数，变量可能最初只有一个，就是吃，吃饱了就是天下最快乐的事。再后来，就有A2、A3……AN了。因为社会发展了，我们的需求结构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变量就可以了，现在不行，我们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就连N本身也变成一个复合函数了。吃，还存在一个吃什么、在哪儿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在意这个事情？因为消费结构升级了，我们可支配货币收入增加了，可供我们消费选择的空间大了。这样就出现了我们对幸福、对“happy”的理解更宽了——一开始是有吃就够了，后来光吃饱还不够，加进了穿。但接下来，光穿就够吗？这带出了以后的一系列问题，像是互相比较的烦恼，诸如此类。

 

什么叫幸福、什么是不幸福，都是相对而言的。把时间变量放进来，幸福就变成一个相对的概念。把空间概念放进来，有了比较，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幸福，有的时候不幸福。幸福都是因比较而产生的，没有比较的话，问幸福和不幸福就是一个伪命题。

 

苏勇：什么叫做幸福，我觉得大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读。第一个层面，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觉得所谓幸福，它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一种主观的感受。没有钱肯定不幸福，但是有了钱不一定幸福。所以它有客观的基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条件。但是有了钱，未必一定幸福。所以它还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的感受，这是我们从主、客观两个纬度来讲。

 

第二层含义，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我觉得幸福是指我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比较长期的一种快乐和满足。比如说生理上，我们各种各样客观条件比较好，现在我们有冬暖夏凉的空调，还有比较好的居住条件，诸如此类。另外还有心理上的，比如美女感觉自己幸福，这可能就是心理上的。

 

讲个李嘉诚的案例，来说明一下我对幸福的理解。李嘉诚是华人首富，我曾经看过他很多的资料，他说他现在有很多很多钱，但回顾自己的一生，当初他和他太太开了一个小店，每天晚上把那个门关起来以后，和太太两个人在昏暗的电灯下数钱的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小老板，财富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和太太把门关起来在灯下数钱，看看今天赚了多少，这种幸福感，大概要超过他现在坐拥天文数字资产时的感受。记者：经济学家是怎么看待幸福这个概念的？

 

李绪红：安格斯·迪顿的这个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测量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对生活质量的评价，特别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另外，经济学家对社会民众幸福感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个由包含健康福祉在内的系列指标构成的客观评价体系，如理查德·威尔肯森在《经济不平等如何损害社会》一书中运用的这套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它包括：人均寿命、人民的数学和人文素养的程度、婴幼儿死亡率、谋杀率、犯罪率、未成年儿童生育率、肥胖症比例、精神疾病（其中包括滥用药物和吸毒）、社会流动性，还有一个是看起来主观，其实把它作为客观指标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经济学家用这一套体系来观察各个

 

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幸福感是不是有差异。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国家在这些客观指标构成的幸福程度上面，差距非常大。日本、挪威、芬兰等国的幸福感非常高，美国的很低，英国和葡萄牙也比较低。这个结论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人们的幸福感有如此大的差别。

 

绝对收入的高低是一个重要因素。迪顿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如果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则全球范围内，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线性关系。但这个重要因素和人们的情感幸福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是线性的：不是收入越高，我们就越幸福。它只是针对两头，当你的收入低于一个最低限度的时候，确实是收入越低越不幸福。但是过了这个门槛线以后，收入绝对值和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就不存在了，就可能是别的因素起了作用。

 

换句话说，世界上最贫困的那些国家，确实幸福程度特别低；但是超过这个收入及格线以后，是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幸福感程度不同。迪顿和同事对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研究发现，在黑人分布占多的地方，白人和黑人的死亡率都更高。对南非和印度人民的预期寿命的研究发现，南非民众的寿命更短，是跟其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而美国、英国等国家虽然绝对收入很高，但收入差距也很高。相反，日本、挪威等国家虽很富裕，收入差距却很低，因而以健康和社会问题为客观指标的生活质量体现的幸福感较高。也就是说，对不同国家的研究证据都表明，民众的健康和社会问题更多由收入不平等导致，而非绝对收入高低决定。

 

 

 

人是在比较中产生幸福的

 

人们是在比较中来产生幸福感的，和他人比较，以及与自身的过往经历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的水平。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增大，导致了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记者：除了经济学以外，心理学家是怎么看待幸福这个话题的？

 

李绪红：心理学家研究幸福问题，其实是观察幸福感的产生机制，比如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我们的幸福感降低？

 

在心理学家看来，幸福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经济学家关注的生活评价，包括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和系列客观指标。另一个是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心理学家更喜欢称其为快乐感（Happiness），就是人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情感体验的质量，包括喜悦、紧张、悲伤、愤怒和喜爱等导致人们生活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代表我们的幸福感。

 

这两个层次中，哪一个指标更能反映我们平时的幸福？是情感体验。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的安格斯·迪顿和2002年的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其实是一位心理学家），在前几年合作研究了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美国居民家庭的研究发现，低收入会加剧因为离异、疾病和独处等不幸带来的情感痛苦，从而影响了情感福祉。最贫穷的人们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很高，弹性很大，一旦收入有增加，就会使他生活的福祉感大幅度提高。但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增加，生活质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显，在美国，这个收入门槛线水平是年收入75000美元。也就是说，影响生活评价与情感福祉的因素是不同的：生活满意度的主客观评价，与收入水平和教育密切相关；而情感福祉更多地决定于健康水平、社会给予的援助支持、孤独等。因此迪顿得出结论，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而低收入反映了较低的物质生活，同时影响了生活质量评价和情感福祉，即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学家对于幸福感的产生机制研究就着力探索两大类因素的影响。第一就是民众个人自身有哪些特征，如个人的价值观、需要、个性特征，使得其幸福感体验程度不同于其他人；第二就是关注环境因素对于个人幸福感程度的影响，如社会比较。

 

对于后一个因素的研究发现，人们是在比较中来产生幸福感的，和他人比较，以及与自身的过往经历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的水平。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增大，导致了人们的幸福感降低。理查德·威尔肯森对于多个国家的研究结论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迪顿对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和健康满意度都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减——人越老越赚不到钱，收入发生变化，幸福感递减，而且这一规律在中低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更加显著。

 

记者：信息化是否会加剧快乐感或者不快乐感？

 

苏勇：这个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一个人信息来源越多，认知的范围就越广，认知的质量就越高。所以更广泛的信息来源，一定会对我们的认知带来巨大变化。不过这里面也有误区，我觉得，现在在新媒体上，人们晒出来的多半都是比较幸福的展示、给人们比较美好的一面，所以这种信息源，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总体来讲，我觉得这种信息的便捷性、来源的多样性，会增加我们认识上的困扰。

 

李绪红：当年哲学家罗素讲过一句话，他说乞丐永远只会嫉妒比他混得好的乞丐，而不会去嫉妒百万富翁，因为百万富翁跟他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隔得太远了。但是这一观点在最近这些年，其实已经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信息的流动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网络化、点对点的，信息的流动速度太迅速了，透明度高，所以我们会很快就通过微信、网络知道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这一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信息快速流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各个社会阶层内部在比较——跟身边人比较，而是整个社会的比较。所以现在你看网上很多攻击，人们为什么热议王健林的公子花钱大手大脚，是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能很快得到这些信息。社会上处于底层、收入很低的那群人，也能够清晰、直接了解到社会分配各个方面的差距在扩大，从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

 

从心理学来看，其实信息的流畅和丰富，给大家带来的是幸福感的降低，是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很难提高我们的幸福感。原因在于，一个心理学效应——自我服务偏差，总要表现出对自己有利、提升自身价值、形象的东西，因而往往会把自己光鲜的一面拿出来给大家，晒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对于别人得到的和自己得到的原因解读，也是趋向有利自己的方面，因而接收信息的人更多地将之解读为比实际情况更放大的不平等，而且是对自己不利的不平等。有时候我们自己本来很开心，可有时朋友圈一圈看下来，情绪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看到别人晒出来的似乎更胜一筹，都是天堂般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自我服务偏差效应的话，你就应该清晰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别人只是把他最好的一面拿出来，那我还比较什么呢，还担心什么呢？

 

 

 

迪顿幸福学的中国解读

 

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以同等的机会。至于你能不能去很好地争取机会、能否善用机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要看每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主观的努力。但是政府不可以说：我这个机会就只给这个人，而不给那个人。这就是不公平。

 

记者：怎么理解迪顿对幸福经济学的阐述？

 

苏勇:幸福是个人非常主观的一种认知，但是这种主观的认知又需要一定的客观基础。在迪顿的书中，他也同样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物质生活水平当然重要，但如果富人得到了政治优待，或者是通过破坏公共健康体制，及公共教育体制，使得穷人在政治、健康或者教育方面的权力受损，那么即便穷人最终赚到了钱，他们的实际福利水平也没有变得更好。

 

厉以宁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他认为，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和平等、公平密不可分。所谓公平不公平，其实有几种含义：一是财产的公平，二是分配的公平，此外，还有第三种公平，它也是厉以宁先生归结为最根本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以同等的机会。至于你能不能去很好地争取机会、能否善用机会，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要看每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主观的努力。但是政府不可以说：我这个机会就只给这个人，而不给那个人。这就是不公平。

 

所以厉以宁先生认为，问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结到“机会的公

 

平”。平心而论，开放30多年来，我们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比以前有明显提高，但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或者说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幸福感不高。这个就是迪顿所要表述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即所给予的机会不公平，使得我们的幸福感受就比较差。

 

记者：迪顿的研究适合中国吗？

 

石磊：最近常看到关于幸福的排名、地理分布之类的调查，其实在中国，讲哪个城市幸福，已经有不同的罗列方式。因为不同的时期，幸福涉及到的指标不一样，包括此次评出的2015年最幸福的几个城市，我也怀疑他们样本的有效性。

 

迪顿的研究很有价值。我们可以抽掉各民族的差异性，来衡量一些通常情况下，收入水平、消费者选择、制度环境、自然环境以及市场定价机制等指标。再比如，可以看能不能找到均衡点？市场找不到均衡点的时候，政府有没有有效的管制政策？有没有有效的宏观公共资源配置的方式来弥补市场的不足？诸如此类。我认为，迪顿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就是各个国家，不管处在什么阶段，都有一些相对一致的指标。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相对科学地来衡量：在一定的指标水平上，大家幸福与否，以及幸福程度的差异。

 

放到中国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么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从目前所处的这个社会转型阶段来看。社会转型阶段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流动性特别强，一部分农村人口从农村流到了城市，他们很辛苦。这时候，有没有一套很好的应对、治理方法，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很重要。因为幸福与否，实际上讲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阶层两个阶层，是讲全社会的。

 

记者：当下中国的情况，贫富差距比较大。迪顿的理论，对中国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

 

李绪红：这应该是迪顿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也是目前经济学家在研究幸福感这个问题上得出的一个普遍被大家接受的结论，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或者说整个社会财富或者机会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的文化中有一个内核，叫精英主义。社会精英是被大众尊重的，因为他是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付出的努力最后获得这样一个身份。这虽然加剧了绝对的不平等，但大家对此结果是认同的。我们看到很多哈佛出来的学生，家里出身非常低微，他们也能够进名校，因为学校只要觉得你这个孩子很有潜力，就会给你非常高的奖学金，帮助你完成学业。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社会精英，像奥巴马总统这样的人，他们当年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都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也就是说，机会是给有能力和付出努力的人。

 

中国正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早期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进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中国特殊的转型历史时期，法制和制度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当时没有完全配套好，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有“聪明”的、胆大的、钻了一些制度空子的人先富起来了。而且中国社会中，人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键、却也是最难解的问题。所以现在政府推动法治建设，是希望把人治的文化打破。假如我们的政府能够在制度完善上，在改变人们意识形态上不断努力，最后让整个社会能够进入更有序的状态，那么我觉得，大家通过努力和奋斗，最后导致的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结果，其实并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它鼓励了精英通过努力、勤奋和合规获得成功和荣耀，其实弘扬的是正确的价值观，是给社会民众带来正能量的榜样作用，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我觉得幸福的及格线，其实是收入。但是你要定义幸福感的内涵，就不能纯粹拿收入来做指标了，因为其主要要素是情感上的幸福，取决于日常生活的压力，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个人追求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这样一些评判，才是构成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主要维度。

 

苏勇：我们再回到迪顿的这本书来讲，我觉得在任何的一个社会当中，平等总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平等是暂时的，不平等是长期的。所以人类社会永远处于一个从不平等追求平等的过程当中。你在某个局部、或者某个层面可能做到了暂时的平等，可能又会马上有新的不平等在产生。这也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它本身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

 

管理学上有一个理论，所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满足了，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幸福了。迪顿这本书当中，我看他花了绝大部分篇幅在讨论的，就是教育、医疗、社会福利这些话题。在这些方面，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它应该提供尽量平等的机会和资源。比如说让所有人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本的社会福利。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人的基本层次的需求，或者如马斯洛所说的“生理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至于高层次的需求，可能会因为每个人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的不同，要求各不相同。

 

回头看当下，为什么我们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幸福度不是很高？我认为是因为那些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作为一个平等的社会人，没有享受到、或者主观上感觉没有享受到这些基本满足。

 

 

 

政府有责任改善主观幸福感

 

国家的改革发展，应该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个人有更多的“幸运机会”，改善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以增加福利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我们把它叫做外生条件，这些“幸运机会”其实更多都是外生的。国家如何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领域当中，跟个人“幸运机会”相关的客观条件，是我们改革发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记者：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经济界，这些有关幸福的结论对我们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有何启发？如何通过政策改善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没有一些建议？

 

石磊:这就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就是国家的改革发展，应该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幸运机会”，改善每个人的福利，以增加福利的外部条件。这个外部条件，我们把它叫做外生条件，这个“幸运机会”其实更多都是外生的。国家如何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领域当中跟每个人“幸运机会”相关的客观条件，是我们改革发展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与这个话题相关、可以延伸出来的就是公平与否的问题。如果只是数量关系的多与少，大家到最后会看为什么多、为什么少。如果我少，少得合理，没有意见；如果我少了，不合理，这在心理学上所讲的，就叫相对被剥夺。这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的问题，即资源配置、特别是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

 

李绪红：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整个社会之间的比较，现在也强化了，政府怎么样去把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小，是一个重大课题。

 

按照迪顿和卡尼曼、理查德·威尔肯森等学者的观点，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人们的幸福感会越低。那么，整个社会应该如何配置资源？一种观点是借助自由市场，也就是像美国那样的配置方法，一切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第二种观点，就是北欧国家的做法，由国家来统筹配置。像是国内对社会民众的福利政策，给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等。

 

在中国，我就很关心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怎么接受教育？他们的心理问题现在非常突出，在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以后，可能心理和人格的发育受到影响，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他们收入极低，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又特别少。第二个就是医疗，城市医疗目前解决得尚可，那么农村这么大范围的人口的医疗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在环境污染越加严重、带来更多疾病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靠自由市场规律很难配置。如何通过政府的力量，把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平等问题，合理地、而不是掠夺性地去解决，我觉得非常重要。

 

石磊：以充分实现小康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指数，这恰好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讲的“十三五”只有一条发展主线、就是全面建成小康这一主题。

 

大家可能以为小康不难，小康不就是达到多少多少吗？这个结论，对某一个阶层是，对另外更多阶层的人可能就不是。这当中，一方面要归纳出一些对所有人都重要的指标。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大多数人来说，需求都已经提高了，早已不是过去讲的温饱需求了。拿幸福感来说，就是要把小康及其未来中长期发展所要达到的状态放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问能不能使我们比过去、比今天变得更幸福？它是个相对概念，不会止足于任何一种既定的状态，因而我们更多的是追求可持续发展。把发展放进来以后，我们就不是用简单的、某一个所谓模式来僵化我们现有的选择。

 

第二，如果我们通过努力得到个人幸福，然后释放正能量，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外部性”，这会让其他人也变得更幸福。我一直用这个观点来解释捐助的合理性——生活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但通过个人财富的调整，就改变了财富的边际效用。

 

幸福、不幸福，都是相对而言的。把时间变量放进来，幸福就变成一个相对的概念。把空间概念放进来，有了比较，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幸福，有的时候不幸福。幸福都是因比较而产生的，没有比较的话，问幸福和不幸福就是一个伪命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明显提高，但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的幸福感不高。这个就是迪顿所要表述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即所给予的机会不公平，使得我们的幸福感受比较差。

 

我觉得幸福的及格线，其实是收入。但是要定义幸福感的内涵，就不能单纯拿收入来做指标，因为幸福的主要要素是情感上的幸福，它取决于日常生活的压力、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个人追求的目标能否实现……这才是构成我们幸福感的主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