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大的爱好是什么?答:读书。

问: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答:用更多的时间，读更多的书。问: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答:翻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语言间的新鲜撞击，刺激我们寻找语言的更多可能性。我开设一门“当代世界文学”的课程。这是我一项绘制20世纪世界文学图谱的大计划中的一步。

对袁筱一来说，翻译并不总是愉悦的。比如眼下，戈诺的《文体练习》就把她折磨得无比痛苦，花了一两年时间还没有完成:“一本文字游戏类的书，用各种文体来表现一桩平淡无奇的小事件。当初觉得好玩，想挑战一下，谁知道太难了，都想放弃了。”

这种感觉上一次出现，也许是十多年前翻译玛丽·恩迪亚耶那本　《三个折不断的女人》　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动辄十几二十行的长句，有时一个段落就是一句话，犹如女性版的普鲁斯特，跟译者本人的行文习惯完全不同，导致她在翻译过程中一度搁置很久。

但这也正是翻译吸引她的原因之一。

很多次听袁筱一阐述自己的翻译观:“翻译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不同语言间的新鲜撞击，刺激我们寻找语言的更多可能性。对于翻译来说，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恰恰就是对翻译的抵抗。只有抵抗才能带来语言的探索。”

然而她愿意放下年少时的作家梦想，渴望像傅雷那样遏制自我表达的欲望，专注地做一个翻译者，却不仅仅是为了享受这样一种“痛并快乐着”。

她是那样迫切地想要把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的世界展现在更多人的面前。而翻译，就是一种摆渡。

是文学选择了她，还是她选择了文学，现在已经难以分辨。25岁以前的人生，一切都风调雨顺。从小就是好学生，大学里，凭着一篇法语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赛第一名，排在她后面的六位获奖者全部是法国人。本科毕业，直接进入南京大学任教，同时读完了硕士和博士。“一个人如果太过顺利，就容易自恋，并且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都要求过高。”她把这样一种状态称为命运布下的陷阱，当时的她，就掉进了这个陷阱里。

她选择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摆脱愤世嫉俗带给自己的痛苦———离开南大，进入家乐福超市，做市场营销。“人尖儿”袁筱一自甘成为外企这个巨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这个世界上毫不起眼的一部分。”换了别人，也许会因此感到挫败，可对她却是一种治愈。

但她并没有和文学一刀两断。不工作的时候，她像过去一样写作、翻译，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认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四年后，当读本科时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向她发出了邀请，一切都水到渠成。

袁筱一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关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他仍然相信，即便文字说到底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它至少可以改变居住在这个世界里的我们。彼时，勒克莱齐奥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久，而早在那之前很多年，袁筱一已经翻译了他的代表作《流浪的星星》。

有评论说，可以把这句话看成袁筱一自己对于文学的信仰。

在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的另一边，文学是一个修炼场般的存在:“你在文学里经历了那么多起伏，足够看明白人世是怎么回事。”这和她自己的阅读趣味相关:相较19世纪之前，她更喜欢20世纪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文学不是对于现实的升华，而是对于世界的辛酸呈现，用一种虚构的方式，让人看到世界是这样的千疮百孔。

基于这样的角度，翻译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是她再也不希望重来一次的体验:“我不太赞同和喜欢那个时代的创作方式和创作观。我实在觉得他是一个很病态的人，连带我自己都快病态了。”她喜欢的是杜拉斯、加缪、米兰·昆德拉、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他们以文学的不同面向，展示了世界的不同面向。她正在酝酿一个系列课程，为学生绘制20世纪世界文学的图谱，从开设当代世界文学课程开始。

文学之于袁筱一，很多时候是一个避世的桃花源，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所在。顶着翻译家、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这样的头衔，她的内心却仍然固执地盘踞着一个小女孩，这让她多多少少有一种精神洁癖，幸好有文学。“虽然你意识到和世界妥协是必须的，但你会有底线。实在不行，可以置世界于不理，文学的天地如此辽阔。很多东西都可以是虚幻的，你读了一本书，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