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从里到外都是“上海男人制造”

受访者：郭林福，男，64岁

1979年初，家住哈密路中新泾的郭林福结婚了。可以说，他的新房从里到外都由上海男人制造。

房子是1974年父亲为他们兄弟三人盖的，一栋两层三间带露台的楼房可谓开风气之先。在此之前，村里大都是一层楼的平房。而新房里的布置、部分家电和家具则由郭林福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打造完成。

“当时结婚流行三十六只脚(形容家具很多)，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被头十几条，新房涂上105苹果色水性涂料，水泥地板刷上朱红色油漆……这些都是不错的基本配置。”郭林福说，“但是还有许多‘加配’，比如沙发、电风扇、落地式喇叭箱、台灯等等，要靠自己做。”

新房里的沙发是郭林福亲手做的。由于当时木材很难买到，他想到了家里宅基地（即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上的大树，把它风干后开片成板材，钉成了沙发的框架。“这种树我们叫它‘元宝树’，或者‘风凉树’。树很大，到了夏天，像垂柳一样垂下来一串串果实，摘下来就跟元宝一模一样。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大树底下乘风凉。”

沙发里的填充材料用的是麻袋、破棉被和棕片；弹簧则是请厂家加工制作的。沙发上的花纹看起来颇有欧式风情，实际上，是大哥用一条线毯缝制而成的。

那时流行捷克式落地喇叭箱，北新泾的一家商店里就陈列着一台，由新泾木器厂生产。郭林福的弟弟和小弟兄们照着它的样子，自己采购元件，从箱体制作、上漆，到安装、调试，依样画葫芦做了一台。

喇叭箱上那盏特别的钢琴式台灯是大哥的杰作，甚至连墙上的那幅桂林山水，都是村里一个姓王的小兄弟用一块纤维板刷上白漆打底后画上去的。

尽管郭林福当时所在的中新泾属于近郊农村，但新房的布置丝毫不比市区逊色。

“那时又要扎台型，又没噶许多钞票，多数都是靠自己做，靠自家兄弟还有村里的‘小兄弟’帮忙。阿拉这代人实际上都蛮勤俭持家的。”他说。

邻居阿婆讲，没有学步车，不帮忙带儿子了

受访者：谈凯敏，男，67岁

1982年，谈凯敏的儿子呱呱坠地了。因为是双职工家庭，夫妻俩请了隔壁弄堂里的阿婆帮忙带孩子。

儿子长到10个月大的时候，问题来了。“不是要学步了吗？他老皮（调皮）的，不肯在床上睡，要走。但是走嘛又不会走，睡嘛又不肯睡，个么（那么）带起来就比较吃力了。”谈凯敏回忆说。阿婆直呼吃不消，强烈要求他买辆学步车回来，甚至放言：“侬再不去买，我不帮忙带了。”当时，一辆学步车的售价大约是七八十元，对于工资只有几十块的谈凯敏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好在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动手做各种东西，学步车自然也不在话下。

首先，他去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学步车的构造，把尺寸量下来。然后结合手边已有的旧物，着手做起来。上圈是用妈妈家里的坏矮凳改的，下圈是虬江路旧货市场淘来的旧铁管，座椅是用木板锯的，外面包了层人造革。谈凯敏说：“拼拼装装弄出来，几乎自己不出钞票。花钞票买的只有四只滑轮，旧的铁架、铜价。整个成本大概一二十块，比买现成的便宜多了。”

这辆学步车的份量比现成的塑料学步车要重，反而更加稳当、实用，让儿子顺利地度过了学步期。后来还先后有四五个同事、朋友借去用，甚至在将近30年以后，孙女降生，学步时用的也是它。

“我是老三届，进厂做工人，动手能力强。上海男人里的‘动手派’，基本是阿拉这一代。”谈凯敏说。说起自己动手做过的东西，他如数家珍：最早是做落地碗橱、书橱、书桌、玻璃橱等简单家具，然后是晶体管收音机、喇叭箱、落地灯、台灯、自行车、电风扇，直到黑白电视机。给孩子做过二胡、迷宫轨道、学步车、儿童餐椅等等。

“埃个辰光动手做点什么，好省不少钞票，生活也充满乐趣。”谈凯敏说，“最惋惜的是当年以60块钱把自己做的红木二胡卖给了淮国旧，相当于两个月工资。当时觉得很合算，现在想想多可惜。”

如今，时代不同了。他说：“开始自己动手做东西大约是1970年以后，文革高峰过去，人闲着没事，又受当时经济条件制约，为的是改善生活。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宽松了，大家就不靠自己做省钱了，而是找各种门路赚钱去了。所以讲，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爸爸打了套家具，作为我的嫁妆

受访者：夏正玉，女，63岁

1979年，远在辽宁葫芦岛（原锦西市）工作的夏正玉，收到爸爸从上海发来的消息，让她等候通过火车托运过来的一套家具。当时，她刚刚新婚不久，那是爸爸亲手打的，作为送给她的嫁妆。

托运过来的家具、缝纫机用旧线毯、旧床单小心包裹着。夏正玉想象着爸爸如何在弟弟妹妹的协助下，把这些大家伙运到货运火车站。“从阿拉屋里到火车站有点距离，运过去应该蛮吃力的。”

打开包裹，一整套家具包括大橱、五斗橱、电视机柜、沙发、桌椅和床，样式是上海当时流行的款式，在北方显得很时髦。夏正玉特别喜欢那个三门大橱：“式样蛮好看的。北方当时主要是炕柜，还没有大橱、五斗橱这种家具。”

爸爸在房地局工作，因为手巧、会想办法，家里房子修修补补都靠他。夏正玉想象着父亲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把这么多家具一点点做出来。她是家里的大女儿，17岁上山下乡，先到云南农场，后来又工作调动来到东北。父母不在身边，收到这样一份特别的嫁妆，心下很是感动。

由她“开了个头”，接下来弟弟妹妹结婚，爸爸几乎给每人打了套家具，甚至于隔壁邻居家有人结婚要做家具，也请他帮忙。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夏正玉明白了爸爸当时打家具的苦心：“阿拉爸爸家庭负担蛮重的，因为爷爷走得早，爸爸作为老大，每个月要贴补奶奶，照顾叔叔孃孃（姑姑）。埃个辰光（那时）买一套家具老贵的，他自己打既是一份心意，也好节省交关钞票。当爷娘的真是不容易，爸爸这一辈子蛮辛苦的。”

一只迷你小矮凳，女儿珍藏了30年

受访者：郑娅奋，女，63岁

1979年，在贵州遵义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李致用和郑娅奋要结婚了。“三十六只脚”不用愁。当时为了生产需要，上海有木工厂配套内迁过去。考虑到很多上海青年到了适婚年龄，贵州当地的轻工业又相对落后，木工厂的老师傅专门做了几批上海式样的大橱、五斗橱等家具，供应给他们。然而，假使新人“要求高一点”，想要沙发、茶几、靠背椅之类的，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这可难不倒李致用。读中学时，他通过学工认识了木匠间的师傅。文革停课，他索性到师傅那边报到，认认真真学了木匠手艺。借回上海探亲的机会，他在当时北海路“鞋材辅料一条街”买了铆钉、海绵、做樟木箱的五金配件等，回贵州后在宿舍里做起了木工。

他做了一套四把红色全包靠背椅。“颜色当时算老跳（出挑）的，式样放到现在也不过时。”郑娅奋评价说。靠背椅的式样参考了上海当时流行的一本“百科全书”，名叫《家庭日用大全》。

做樟木箱的时候，李致用打的是传统的燕尾榫，除了包角，其他没有用一根洋钉。“做好是一整只六面体的木箱子，没盖头的，连厂里的老师傅都觉得奇怪。”郑娅奋回忆说。原来，按照传统的做法，盖头是箱子做好后根据比例锯开来的。

如此灵光的木工手艺，在亲友结婚时自然少不了帮忙。李致用帮小舅子做过一只三人沙发，在弄堂里扎足了台型，也讨足了丈母娘欢心。“锯木头、绑弹簧的辰光，大家都跑过来看，觉得老稀奇的：哎呦，自己做沙发啊？阿拉姆妈老得意的：‘这是阿拉女婿。’”

直到现在，女儿还珍藏着一只迷你小板凳，那是将近30年前李致用精心为她做的。当时，李致用夫妇在贵州工作，女儿则在上海长大。邻居家的小男孩和她年龄相仿，有只爸爸做的小板凳。“阿拉女儿老欢喜这只小矮凳的，每趟到人家屋里都要坐。人家外婆看她欢喜，就送给她了。没想到男小孩不开心了，又把它讨回来，讲‘这是阿拉爸爸做的’。阿拉女儿不服气：‘我也叫阿拉爸爸做一只！’”

千里之外的李致用听说这件事后，安慰女儿说：“阿拉也做一只，做得比人家的还要好。”他做的小板凳只比连环画稍微大一点。“就像人家小人国里的矮凳一样。”郑娅奋说，“但全部是用榫头做的，一点也没偷工减料。”

凳子托人带回上海，女儿看了爱不释手，还带到人家屋里去炫耀：“这是阿拉爸爸帮我做的！”“因为做得特别好，阿拉女儿不大舍得坐，一直囥（藏）到现在，还是全新的。”郑娅奋说。

（实习生黄龑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