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内外环境也正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如何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调整产业结构、探索治理模式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的关注。日前，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2016复旦管理学论坛在沪举行，围绕“产业转型与企业创新”的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展开了一场思想碰撞。

 

“无论产业转型还是企业创新，关键是要在新经济下做文章，发展新经济的关键是发展第六产业。”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来武在演讲的开场就抛出了　自　己创新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的“互联网十”第四产业、“文化创意十”第五产业都需要加大力度做好，更要注重把一二三产融合起来，推动中国第六产业的诞生，从而使得中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真正实现产业的融合和创新，“‘十’号可以被称作为‘融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就是‘创新’。”

 

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难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芮明杰工作室领军专家芮明杰则试图从微观的角度，也就是企业、市场的层面展开思考和研究。他指出，当大企业在市场压力下不断创新后，就会带动产业链上的其他相关产业协同创新，这种协同创新的一致性行为就会改变产业结构。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新经济亟需新理论推动产业融合

 

记者：根据各位的观察，中国经济在升级的过程中，互联网的深度介入带来了哪些有趣的改变?

 

孙铮：如果认真观察一下四周，我们身边的环境早已进入一个“VUCA”时代，即一个易变性　(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　糊　性(Ambiguity)　的世界。

 

我们对互联网所带来的经济商业创新，既感到欢迎，又不免恐慌和迷茫。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包括公务员、企业家、银行家、教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现有的工作，在面向未来的时候会被三大因素所影响：互联网、科技进步、商业创新。然而，这三项都意味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就可能会引发产业革命，我们称为“工业4.0”。

 

谁更适应“工业4.0”？　我们的资源、认知度是有限的，现行的法律法规、行政制度、商业规则、科技标准、会计准则、乃至我们的职业判断，说实话都不是产生于“工业4.0”的东西。我们是互联网的新移民，参与全新的“工业4.0”并不容易。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影响？　咨询公司埃森哲在2013年有一个预测说，到2020年，美国传统的银行将失去35%的份额，四分之一的银行都将消失。《失控》　的作者凯文·凯利在2014年初的演讲中说，20年以后传统的商业银行将消失，所以各位大学毕业不要到银行去。商业银行的前途竟然是一片漆黑？我一度对这些提法不屑一顾，但有一次我把问题抛给了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不需要20年。

 

梁伟立：眼下，新经济风起云涌，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正在颠覆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路。于是，我们看到了种种新趋势———

 

首先，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阿里巴巴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企业了，更多未曾见过的模式正在涌现出来。

 

第二，创新往往都出自轻资产、重知识的企业，与之前工业生产背景下的企业有很大的区别。从会计的角度来说，原来我们是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很多创新型企业光看它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根本看不到什么，但其实背后的资产非常多，都集中在企业的人才身上，没有办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

 

第三，很多创新企业都有一个所谓的投资期，讲得通俗一点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烧钱。烧钱就是投入，在投入期内，根本无法产生利润，这就会对传统的评估方法带来很多挑战。

 

第四，没有业绩，也没办法用过去的表现来判断将来的表现。

 

第五，投资者往往都愿意出非常高的价钱，非常高的估值去投资这些企业。

 

记者:正是由于这些创新经济打破了产业的固有认知,大家突然感觉到无法把它们归到一个篮子里,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很难套用上传统的评价标准，问题出在哪里?

 

李若山：在我看来，互联网经济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环境的方方面面。过去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专业化的，追求规模经济，但现在做生意几乎个个都在“跨界”，而大部分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很多东西不在乎成本和收益，更关注后续的价值。

 

这一边，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边，尽管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在内的种种衡量的理论、标准也在不断变革，但确实还是显得捉襟见肘。例如，产业不能再简单地按照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来划分，而更应该以信息、物流、金融和制造的视角来判断，互联网经济正在彻底改变过去传统的产业模式。

 

张来武：现在，“马云”们赚钱哪有光靠财务的？　放眼如今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受到高度热捧的中国企业往往是那些还没有赚到钱的。第四产业是平台经济，不能按照传统的服务业来衡量。第四产业并购用的不是财务分析，已经开始有一套新的产业规律。

 

记者：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产业理论是不是出现不适应现实的状况?

 

张来武：面对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发展亟需创新。其中，产业结构和布局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近两年的中央

 

“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促进产业的融合互动，推动创新发展，因此，构建更加系统和开放的产业理论体系迫在眉睫。

 

国际上，关于产业融合一直流行着所谓“第六产业”的说法。最早由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今村奈良城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二、三产业的线性结合，即三大产业的线性融合。但从实际效果看，线性结合或融合远远不够，三大产业需要深度融合“第四产业”(即互联网⊕)、“第五产业”(即文化创意⊕)　———中国的“第六产业”应该完成这个深度融合。而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是没有“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的，这正是系统的第六次产业理论的关键。

 

当代中国的发展受困于原有的经济理论框架。无论是自由经济学还是古典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都是以三次产业理论为主要理论，尽管三次产业理论在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那是人类从农业经济社会走向工业经济社会时期的产物。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经济社会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不仅需要产业分工、产业规律的研究，更需要产业综合的研究。然而，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划分。按照那套理论，第一产业指农业，第二产业指工业，第三产业指服务业。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兴行业的出现，已经超出了原有的三次产业理论的解释范畴，不仅如此，主流经济学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历史挑战。

 

对主流经济学而言，人力资本问题、博弈论和创新经济学都对其构成挑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发现，如果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观点研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问题，无法明确最大的贡献来源于哪里，直到人们发现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就是对主流经济学的颠覆性挑战之一。此外，纳什均衡和创新经济学也对主流经济学构成直接挑战。博弈论告诉人们，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均衡理论往往与现实的专业决策和现实的国家治理存在距离。与此同时，“创新”在经济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到，也越来越多地冲击着主流经济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相应地要求主流经济学从传统的经济学走向创新经济学，在产业理论领域则促成三次产业理论走向六次产业理论。

 

只有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推动产业融合，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即使是“第六产业”，同样是基于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而衍生出来的，那种基于第一、二、三产业的简单线性结合是远远不够的。

 

产业链协同创新打破转型瓶颈

 

记者：这一边，我们确实看到了“新经济”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互联网+”更是热闹非凡，但在另一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然非常艰难，究竟原因何在?

 

芮明杰：如果从近几年的角度看似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落，2009年我国政府启动大规模投资稳定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产能的急剧扩张。到2010年，我们发现产能过剩的状态、产业结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推出了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政策引导下，产业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整体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从宏观的逻辑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加入了产业分工，获得了产品制造的优势。于是，我们处在价值链的底端，由于出口有竞争优势，中国成为出口依赖型的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资源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不断的升值，我们的优势逐渐下降，在国际上产品的竞争力开始变弱，

 

产业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再加上这几年国际市场的萎缩，过剩产能就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老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从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大家都知道不是特别的理想，原因在于各地考虑到失业、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愿率先去掉自己的产能。

 

记者：为什么很少听到发达国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呢?

 

芮明杰：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不是有机制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自动地转型升级？　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按照这个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也许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会大大增加。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难点，我们试图从微观也就是企业的层面、市场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研究微观主体的动态变化能否通过产业的波及效应，由一个产业波及到其他的产业，从而引起整个产业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构成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横向的产业链和纵向的产业链交织起来的一个结构状态。

 

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说，充分的企业一致性行为一定会导致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产业内涵上发生变化。举个例子，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获得很好反响以后，尤其是在环保政策支持下，就会有许多具备相应能力的企业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而这些企业的一致性行为改造了汽车制造行业本身。由于特斯拉纯电动汽车的结构构造与传统汽车并不相同，当企业从传统汽车制造领域转化为新能源汽车制造的时候，所需要的产业链和结构网络都要发生变化。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企业，主要是在产业链上拥有主导权的企业，其变化会直接导致产业链的变化。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苹果，这家公司的创新导致了原有移动电话

 

行业的一系列创新。同样，我们看到华为公司的创新能力非常强，也会导致一批相关的合作企业发生重大创新。

 

因此，大企业在市场压力下不断地创新，就会带动产业链上的其他相关产业协同创新，这种协同创新的一致性行为就会改变产业结构。我们提出了新的理论体系即“大公司、大企业主导产业链重构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内生理论”。实际上，今天企业的产品竞争已经转变为企业产业链的竞争，其结果会加剧产业链的重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链上的大公司、大企业主导产业链重构有两种行为———产业链构成的变化和产业链治理的变化，这两种变化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就是是微观企业创新行为导致宏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性的逻辑。产业链重构的主导力量实际上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主导企业。这种企业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在需求的引导下，为了要生存发展，会带来一种自发的行为，这种自发行为的客观效果是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二三产融合催生“第六产业”

 

记者：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但未来的第四、第五、第六产业又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呢?

 

张来武：我们的“六次产业”理论与之前的“第六产业”概念有本质不同。之前的关于第六产业的所有观点都是在三次产业理论之下，它只是农业经济学在三次产业理论之下的突破，并没有融合产生一个新产业。在三次产业经济学中，增加传统的三次产业理论所没有的“第四产业”、“第五产业”，真正走向六次产业的经济学划分，即实现产业经济学的突破。总的来看，六次产业理论较之前的第六产业概念更加系统和全面，将会形成一个创新性的理论体系。

 

什么是系统的六次产业理论呢？构建六次产业理论，在原有的一、二、三产的基础上，有必要做实第四产业、第五产业和第六产业。第四产业就是互联网⊕，第五产业局势文化创意⊕，第六产业就是一二三综合再融合。为了突出与当下流行的“互联网+”的区别，这里使用的带有圈的加号说明，第四产业与第三产业中信息化产业是不同的。在三次产业理论的第三产业中，信息化基本是工业化的延伸，工业化的信息服务。但第四产业不同，第四产业就是一个新的平台经济，是一个互联网、物联网的平台经济。这个运算就是用“⊕”号，传统的“+”号只是支持它最基础的意思，在一个系统中“⊕”的运算可以是任意法则的运算，这个运算在中文里可以被称作为“融合”，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就是“创新”。

 

以此类推，第五产业可以模拟“互联网⊕”的概念，称为“文化创意⊕”。第五产业的理论基础是三条线。第一条线就是人们的精神需求转换成市场附加值，定价系统涉及到文化。第二条线就是把一二三产业综合融合设计出来，把三产理论中不同的产业风格进行融合，这种策划能力与设计能力就是第五产业。第三条线，即第五产业也是生产人力资本和人工智能的产业。

 

记者：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帮助我们判断，产业融合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张来武：什么是“第六产业”呢？它是以一产为对象，要解决现代农业问题，一二三产业不断融合，不断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边际成本，产生的新的产业，就叫第六产业。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融合，没有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的贡献，基本上不会有真正的第六产业。

 

第六产业绝对不是简单的信息拼凑。光拼凑不叫新产业，我们可以用汽车产业来举例说明，如果你把钢铁、玻璃、轮胎简单相加，并没有生成汽车产业；只有经过设计后，把这些材料无缝融合，才能形成新的需求，催生出汽　车产业。我可以给出一个经济学的判断标准，如果拿走玻璃、轮胎、钢铁的利润，还有没有剩下的利润？　只有当汽车的整体利润，比拿走的利润更高，才能说明有真正的融合，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产业诞生了。

 

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能不能融合产生新产业的关键，就在于融合后剩下的利润能不能变多，如果能变多就说明是第六产业。

 

产业升级离不开企业主动作为

 

记者：从产业的角度，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能否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提一些具体的建议?

 

芮明杰：站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我们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宏观新思路，也就是三大升级路径。

 

第一，要素禀赋要升级，改变比较优势基础。过去的要素禀赋主要是一般的劳动力和所谓的土地等基本要素，但这些不能够在未来发展获得竞争优势。未来竞争的新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应该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大幅投资，才能改变比较优势的基础，由此我们能够发展和推出具备新附加价值的产品，在国际上获得新的竞争力。

 

第二，在未来价值链和产业链当中获得一些治理权。现在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治理权实际上几乎都在国外的公司手中，中国企业往往处于被动提供协作的状态。当然，在跨国企业的带动下，我国产业体系确实已经有所升级，但并没有掌握主动权。我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类似华为的公司出现，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通过他们的创新带动相关的合作企业，推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通过区域一体化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和结构的市场基础，把区域的市场和区域一体化的产业建立起来。按照行政区划把经济分割，由此导致市场的分割，对于微观新型产业体系的形成和良好的市场形成是不利的。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把优秀的小企业培养起来，大企业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小企业在创新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来武：问题是理论的需求，产生理论后能够解决问题。伴随着全国70多万科技农业特派员制度的实施，以及珠海　(横琴)　国家食品安全创新工程的全面展开，应用第六产业创新来解决现代农业和食品安全的问题，推动着六次产业理论的发展。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第四产业”可以解决从土地到餐桌上的物联网模式问题，同时利用“第五产业”解决电子溯源第三方节点的检测检验问题，从土地到餐桌的系统监督和诚信问题，通过系统策划设计，最终实现第六产业的系统经营。比如，建立第六产业试点基地，成立第三方检测创新联盟、诚信联盟，利用严格筛选、监测机制，打造基于食品安全的电商。如果没有第四产业的渗透，没有第五产业的策划和不竭的附加值源泉，就不可能真正地融合，就不可能从三次产业衍生与第四、第五和第六产业。

 

但是，作为第四产业的“互联网⊕”，虽然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强大力量，在现实中的误区却不少。比如，“互联网+现代农业”容易理解为互联网和农业线性相加，实践中的简单相加和拼凑的结果是成本大量增加，现代农业的改造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对于六次产业理论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既要追求相关学科在理论上的突破，包括对经济学的颠覆、对管理学的颠覆，以及对社会学的颠覆。同时，构建六次产业理论体系，就必须做好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中国的“互联网⊕”第四产业，还没有成为理论上的第四产业，需要大力培育“文化创意⊕”第五产业，更要注重把一二三产融合起来，推动中国第六产业的诞生，从而使得中国产业真正升级到第六产业，真正实现产业的融合和创新。

 

在我看来，中国第四、第五、第六产业升级往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企业家的创新脚步。

 

头像素描：陈韶旭

 

张来武

 

科技部原副部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马云”们赚钱哪有光靠财务的?　放眼如今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受到高度热捧的中国企业往往是那些还没有赚到钱的。第四产业是平台经济，不能按照传统的服务业来衡量。第四产业并购用的不是财务分析，已经开始有一套新的产业规律。

 

梁伟立

 

安永大中华业务主管合伙人

 

眼下，新经济风起云涌，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正在颠覆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路。比如，创新往往都出自轻资产、重知识的企业，与之前工业生产背景下的企业有很大的区别。从会计的角度来说，原来我们是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很多创新型企业光看它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根本看不到什么，但其实背后的资产非常多，都集中在企业的人才身上，没有办法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而投资者往往都愿意出非常高的价钱，非常高的估值去投资这些企业。

 

李若山

 

复旦大学教授

 

这一边，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边，尽管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在内的种种衡量的理论、标准也在不断变革，但确实还是显得捉襟见肘。

 

芮明杰

 

复旦大学教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不是有机制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自动地转型升级?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按照这个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也许我们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会大大增加。

 

孙铮

 

上海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

 

谁更适应“工业4.0”?我们的资源、认知度是有限的，现行的法律法规、行政制度、商业规则、科技标准、会计准则、乃至我们的职业判断，说实话都不是产生于“工业4.0”的东西。我们是互联网的新移民，参与全新的“工业4.0”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