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溯阁
藏书几经迁徙命运最坎坷
文溯阁可以算得上是北方四阁中的小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于旧有宫殿(沈阳故宫)西奉旨建立文溯阁一座。”与此同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开始了抄录工作。当年十一月,第一批抄录完工的1000函书籍自北京启运,送往沈阳文溯阁入藏。这之后的五个月,每个月都有新抄录成的《四库全书》自北京启程运往沈阳。至四十八年(1783年)夏秋间乾隆皇帝东巡时,所有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均已运抵沈城,以方便皇帝随时查阅。
七部《四库全书》中,文溯阁本可以算作颠沛流离之最了。1914年,古物陈列所在北京成立,次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自沈阳启运,回到北京,陈放于北京故宫保和殿,准备以展品的身份入驻古物陈列所。此时一座紫禁城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共三套《四库全书》汇集,可谓是文化界一大盛事。但根据民国政府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这套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属于溥仪小朝廷的财产,因此在1922年小朝廷经费困难之时,溥仪等人竟然动了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倒卖给日本人的念头。多亏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及时发现并将此事上报教育部,才将全套书籍拯救下来。
1925年,在奉天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的周旋下,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做出了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归还沈阳的决定。当年8月7日,36000余册《四库全书》在专程护送下回到了沈阳,暂存于沈阳文庙内(由于文溯阁当时正处于修缮状态)。1927年初,《四库全书》重回文溯阁,实现了书阁合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沈阳陷入日寇之手。1932年伪国立奉天图书馆成立,时任伪奉天省省长的臧式毅下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悉数归伪奉天图书馆管理。当时日本人曾动过将《四库全书》运往日本的念头,但迫于东北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压力,阴谋最终没有得逞。1937年6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伪奉天图书馆在文溯阁西南修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书库“新阁”竣工,不久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全部移入新阁保存。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之前,国民党政府欲将《四库全书》运往北平保存,但此提议遭到了文化界普遍反对,最终作罢。11月沈阳解放,《四库全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接手该书的东北图书馆对图书进行了清点造册后继续存放于“新阁”之内。但这套古籍并没有最终停止自己迁徙的路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证古籍安全,东北图书馆于当年10月将《四库全书》运往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于县城外一座已经改建为小学的关帝庙之中。1952年讷河出现水患,《四库全书》再被运至黑龙江省北安县。1954年重新运返沈阳,仍存放于“新阁”之内。
1965年,辽宁图书馆请示省文化厅,以战备为理由,欲将《四库全书》调出辽宁省。在经过层层审批之后,最终决定将该书拨交给西北图书馆收藏,后由甘肃省图书馆接收该书。1966年,《四库全书》再次离开沈阳,由火车运抵兰州。自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与它的藏书阁分离。
5 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
两阁毁于战火 文澜阁清末重建
位于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天宁寺大观堂的文汇阁以及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为“南三阁”,也被称为“江浙三阁”。乾隆皇帝分别在1782年、1784年以及1790年发出三道圣旨,只要人们办理相关手续,便可以进入到阁里翻阅并抄录《四库全书》。同时为了保证图书的完好无损,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些章程,如对于所阅览和抄录的书籍要加以爱护,不经允许不得私自将书籍带出书阁等。乾隆皇帝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当时江南文人们的赞颂。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入镇江,对文宗阁的藏书进行了破坏。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到江浙,太平军攻陷镇江后,一把火焚毁了文宗阁及文宗阁本《四库全书》。次年,太平军攻占扬州,文汇阁和文汇阁本《四库全书》亦遭焚毁。
咸丰十一年(1861年),杭州文澜阁被焚毁(一说倒塌),其所藏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却侥幸逃过一劫,流落到民间。当时太平军攻入杭州,钱塘人丁申、丁丙两兄弟在西溪避难。不想在街市上发现小商小贩们用来包商品用的纸张,竟然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二人立刻意识到文澜阁图书已经大量流落到民间。于是他们想出各种途径,如收购书本、散纸等来尽可能减少《四库全书》的散失。通过他们的努力,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找回来三分之一。其余的散落书籍,兄弟俩想尽办法搜寻资料进行补抄。光绪六年(1880年),文澜阁开工复建,两年后竣工,丁氏兄弟将自己历时二十年收集、抄写成的基本完整的《四库全书》全部捐给文澜阁。
清朝灭亡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并没有结束。浙江省文化界分别于1915年和1923年两次对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进行大规模补抄。经过这两次补抄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比原有的规模多出了近千册,甚至将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时所带有的“文字狱”的负面影响修正,复原了很多古籍的本来面貌。
1937年抗战爆发,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往浙西山区转移,后来杭州沦陷,《四库全书》转移至贵阳妥善保管。
这次迁徙可谓是对书籍的一次大考验。在峡口渡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太差,竟然有一车书直接翻进了溪水中。这车书共有11箱,打捞上来后在当地一座城隍庙的天井中进行晾晒,可连晒两天书籍仍然没有完全晒干。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将这些打湿了的书籍装箱继续启运。当所有书籍到了贵阳的时候,这11箱书仍然是湿漉漉的。1944年日军自广西紧逼贵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再次转移至重庆。1946年,古籍重返杭州。
2015年,浙江出版界经过十年的艰辛努力,将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全部影印。(杨 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