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 记者 陈龙）医联体建设在国内已经启动数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今年10月底前所有三级公立医院都要启动医联体建设工作。在此契机下，9月25日，第一财经、凯洛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医联体发展前景与模式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论坛发表报告称，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已经有1764家三级医院牵头组建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占全国三级医院的80%。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消息，全国共有321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试点，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94.7%。

2011年上海先后成立多个医联体,包括“瑞金—卢湾医疗联合体”“新华—崇明医疗联合体”“闵行医联体”“静安医联体”等。而全国各地结合自身实际，也涌现出了一批医联体建设典型，原武汉市第五医院院长、现任武汉医院管理中心筹备组长张斌、安徽天长市人民医院院长许长松等应邀在论坛介绍了各地的实际运作情况。

在现有医联体的探索中，既有人、财、物统一管理的紧密型医联体，也有彼此相对独立的松散型医联体。上海的医联体多属于松散型，医联体建成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就医等候时间和重复检查，而多种资源整合中心的设置、专科能力培训的开展和专家定期下沉社区，有利于基层诊疗水平的提高。

武汉市第五医院属于紧密型医联体。自2008年起，在武汉市卫计委，汉阳区委、区政府的主导推动下，第五医院先后“直管”汉阳区二桥街、琴断口街、五里墩街等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最初的被动接手，到如今基本实现“人通、医通、营通”的紧密型医联体，已走过近10年光阴。

一手打造出五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模式的前院长、现任武汉市医院管理中心筹备组长张斌，将其总结为：在保持中心机构公益性质、独立法人身份、“六位一体”职能不变的前提下，将中心“人、财、物”移交给医院统一管理，逐步构成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结合的“1＋N”医疗联合体布局，形成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紧密协作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安徽天长市人民医院是紧密型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许长松介绍，就县域而言，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弱、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病人无序就诊、医保基金保障不足、信息化水平低等问题依然突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天长市是安徽省首批医共体试点县之一。2015年底，遵循自愿组合、双向选择的原则，天长市人民医院与21家乡镇卫生院建立了服务、利益、责任、管理的医疗服务共同体。通过上联三甲，下带乡村，盘活资源，分级诊疗，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新模式。

天长医共体内实行了人、财、物、信息统一管理，上下转诊、分级诊疗格局初步形成，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目标，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2.24%。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逐步提升，2016年基层卫生院同比就诊人次增加11%，医疗收入增加10.29%。医保基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县域外就诊农合基金占比下降5.5%，2016年医共体内基金结余180万元。

国家鼓励社会各类医疗资源参与医联体建设，论坛主办方、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思劼表示，各级医疗机构内的医生、医疗设备、基础设施等资源，要实现跨地区、跨机构间的共享，在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的基本原则下，社会资本可以积极创新商业模式，有所作为。

凯洛斯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闵界栋出席了论坛，他说凯洛斯结合国家医联体建设的大战略，率先推出了多种形式的医联体投资模式，有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医联体建设相信将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蓬勃的动力。

普华永道思略特合伙人孙超说，医联体形成后，病人的流向会更健康：大病在三级医院，小病留在基层：在这样的规划下，包括护理、康复、慢病管理行业会迎来发展的契机。产业上也会产生新的投入，更多的检验中心、病理中心、影像中心会起来，也会诞生一些新的业务模式，医疗器械企业可能会从以往单纯的卖产品，过渡到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的打包服务。

参与此次论坛的嘉宾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和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东方医院副院长谭军，上海和睦家浦东医院院长张澄宇等。

对于医联体的下一步发展，“就区域医联体而言，目前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学科建设联系还有待加强，基层医院也有很大改进的空间，包括数据连接、服务等多个方面现在还没有能完全与整个网络接轨。”微医副总裁孙京猛说。

医联体建设要实现医院互联、资源共享，目前还有不少难题。提供医疗设备系统解决方案的迈瑞国内战略市场部总监沈劲松表示，首先是实现医院内部设备的互联，有些医院监护、麻醉、呼吸机等来自不同的厂家，内部设备还做不到互联互通；其次是大医院与基层医院互联互通，现在不少医院病例不能相互认可，患者的诊疗数据缺乏持续记录，难以回溯，将来需要国家或者第三方从顶层设计上实现医疗系统的“车同轨，书同文。”

金春林建议，现有的医联体主要还是依靠医院的自觉性和医联体内部的一些约定来管理运行，医联体系统内部缺乏刚性的要求和约束，应该探索更加系统的医联体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此外，医保的支持与支撑不足，医联体的建设受到行政体制的约束和制约，需要行政部门让渡部分行政权力给医联体，使其具有高度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