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研领域，性别事业曲线的“剪刀型分布”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一位女性个体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可能跳出两性整体事业差异巨大的现实，也没有理想中的“公平竞争”。只要认为这个现象并不合理，不论男性女性，都应该坦坦荡荡地说出来，理性探讨成因，集思广益，寻求改变。

四年前，我在瑞典参加结构生物学年会，发现报告人的性别比例几乎等同，惊喜不已，旋即写下一篇博文《女科学家去哪儿了》（原文叫做《请赋予父亲们休产假的平等权利》，最近看到两会新闻有类似主题的提案，吾心甚慰）。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空间主动提到学术界的性别差异问题，并由此开始了持续的关注与发声。

在我独立事业起步的前几年，曾经刻意不就性别问题发声，因为本身作为女性，在公众场合强调“女科学家”群体，我担心是在为自身谋求利益，似乎有违背公平竞争之嫌；并且我当时一直在反思这是否反而代表一种基于性别的示弱？

在《开讲啦》讨论到这个主题时，我还专门强调：只有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本身并不再是这种呼吁的直接受益者，我才能坦然地为其他人发声。这些困惑和顾虑一直萦绕在心头，直到两年前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女科学家论坛，我才找到了答案。

这次论坛中，我所在的专场叫做“榜样的力量”。经过了论坛一天的交流与问答，我意识到所谓“利益规避”想法是多么狭隘——在科研领域，性别事业曲线的“剪刀型分布”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一位女性个体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可能跳出两性整体事业差异巨大的现实，也没有理想中的“公平竞争”。科研地位越资深，女性比例越低，十几年来几乎没有改变。

这是能力区别导致的么？显然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证明不是。是女性自身不想从事科研么？这个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巨大的差异。那么，只要认为这个现象并不合理，不论男性女性，都应该坦坦荡荡地说出来，理性探讨成因，集思广益，寻求改变。

▲2003年的数据表明，本科教育阶段，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从研究生教育开始，男性人数多于女性，学位越高，科研地位越资深，女性人数与男性相差越大。

来源：Dick van Vlooten, Cutting the Gender Scissors, Science

▲女性在不同级别研究人员中所占的比例。随着级别逐渐提升，男女比例差异迅速扩大，女性研究人员流失严重。2007年，在最高级别（Grade A）研究人员中，女性仅占18%；2013年这一比例升至21%。

来源：GenPORT：She Figures 2015 Report – The Good and the Bad News

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很多约定俗成的观念仍然落后于时代。除了《欢乐颂》中的“扶弟魔”枷锁，《都挺好》中赤裸裸的重男轻女，还有很多惯性思维带着隐性的歧视在影响着现代女性的事业发展。比如，女性更多地被问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而男性一心扑在事业上则会被认为理所应当；女性30岁不嫁就是令亲人或闲人焦虑的“剩女”，而同样情形发生在男性身上则变成了黄金单身汉或者钻石王老五。顺着这种惯性思维，女性是否在不知不觉间就背上了“一定要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心理桎梏，从而比男性多了很多负担？

再换个角度，当一个研究院所触目所见的实验室领导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都是男性，一个学术会议的报告人也是男性占绝大多数的时候，会不会给人以女性不适合科研或者女性学术能力不行的错觉，并且对求学路上的女学生造成负面的心理暗示呢？

当我们在设立《女科学家去哪儿了》专栏时，曾经讨论过，是要突出受访女性科研人员的生活和事业经历，还是主要介绍其学术成就。我的意见是：都挺好。有故事的讲故事，没故事的讲科研。这个专栏就是打开一扇窗，把优秀的女科学家、女科学家的优秀成果亮出来，至少破除“女的不适合、不行”这种心理暗示，持之以恒、细水长流地扭转那些约定俗成但其实经不起推敲的惯性思维。这，大约就是“榜样的力量”了。

后记

今年5月6-10日将在苏州举办的亚洲冷泉港学术会议膜蛋白专场，从组织者到大会主题报告再到特邀报告人，男女比例竟然都是1:1（男女各14人），这并不是特别刻意为之，毕竟我们最根本的标准是工作质量和报告水平，这个结果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优秀女性科研工作者恰好比较多。说来有趣，不久前我在为这次会议宣传撰文《膜蛋白研究进入新纪元》时，自然地写道：“本次28位特邀报告人，女性占据50%”，过了几个小时突然想起来，这种写法是不是也有惯性思维之嫌？于是改为“男性占据50%”。一字之差，意义就很不同了。

作者：颜宁
编辑：储舒婷
责任编辑：许琦敏

来源：公众号“返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