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申近照。

编者按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未来五年我国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文化建设的目标理念与发展方式清晰而明确，一条红线贯穿其中：以文化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以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厘清发展的思路与目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大家的共识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真实地记录时代进步与发展图景，需要文艺创作者的真心投入与创作；另一方面，这个正在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时代，也正期待着出现更多的文艺精品与文化大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今日起，本报推出“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文化访谈”系列，围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文艺创作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化发展以精品为导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热点话题，请文艺界的专家畅谈体会、思考与建议。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顾问蒯大申，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与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衡化发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对此，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和创新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尚显薄弱。最关键的是，对于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还有必要进一步加深认识。

记者：这些年来，你一直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与研究。在你看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蒯大申：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我国已经全面启动，始于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2013年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现代”二字，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性和开放性要求，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读书看报、唱唱跳跳等休闲娱乐和获取信息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形成公共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空间，从而促进对社会公共价值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因为通过公共文化活动所形成的公共交往，是一个正常社会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好的公共文化生活，是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必要条件。

记者：但是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公共文化似乎还停留在满足老百姓娱乐、健身和信息需求的层面上，对公共文化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还缺少充分的认识。

蒯大申：就这个话题，我就拿广场舞做个例子。广场舞一方面满足的是健身娱乐的需求，但更深层的是满足了群众公共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需求。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和良性互动，是一个好的社会形成的必要基础。但是目前有些地方把广场舞看作社会病症来治理，在做法上就会产生偏颇。比如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用管、卡、压的办法来整治。

相比之下，上海闵行区的做法就值得借鉴。首先，他们看到广场舞扰民的根源是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供给不足，于是采取增加供给的办法，新辟出了100个文化广场，同时对分贝、活动时段和管理方式提出要求。但更具有重要意义和可复制价值的是第二步：引导建立居民自治机制，成立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通过居民协商、基层自治、自我管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把问题当作了推动基层自治的契机。而这种做法的前提，就是看到广场舞在满足市民人际交往、精神交往需求方面所具有的功能，承认其正当性。当公共文化能够成为社区居民沟通交流的公共平台时，其重要社会功能就显示出来了。

记者：除了充分认识公共文化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之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恐怕也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这方面，根据你的观察，相关部门做得怎么样？

蒯大申：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才有可能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管理要让群众充分参与。但是当前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部门还是习惯“为民做主”，“以人民为中心”还没有在体制机制上予以落实，没有在各个工作环节予以体现。

我在今年上半年参加了全国人大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发现在不少地方，给乡村配备什么样的图书基本上还是由管理者决定，但他们并不了解乡村到底需要什么书，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报上来的数字很漂亮，但农村书屋里很多书根本没有人碰，成了一种摆设。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把“以人民为中心”当作一句口号，要看到其背后是公共文化服务在供给方式和服务方式上的变化。

蒯大申：如果仅仅把“以人民为中心”当作一句口号，就失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供给方式和服务方式上的变化，以及由此催生的评价标准的转变，这一系列措施的落实，都要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核心指标。最近几年，国内不少相关文化部门都在考评中引入了问卷模式，但评价主体是谁，能不能真正体现出群众满意度，仍然需要作进一步探索。在这方面，上海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绩效评估中的做法值得借鉴：突破了以往在体制内、系统内上级评下级的模式，而在全国率先采用了第三方机构评估模式。

总体来看，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上海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全国处于前列。“十三五”时期，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效能提升、体制机制转变诸方面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文汇报首席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