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阿涅斯·瓦尔达获得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
2012年，“瓦尔达创作回顾展”在北京、武汉和上海巡回展映，带来了“新浪潮祖母”、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的8部代表作，也让此地观众第一次有机会欣赏到她1957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拍摄的照片，以及她近10年来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84岁的阿涅斯·瓦尔达又一次来到上海，蘑菇头的老太太一如既往的风趣：“都说猫有九命，我却只有三种生命——从摄影师入行，拍了些电影，这些年尝试装置艺术。”这个被小孙子亲昵地称呼“朋克奶奶”的老人家，以童真未泯的欢喜神情告诉我们，她喜欢卢卡斯，喜欢《星球大战》，因为，“他在电影里创造了一个世界。”其实，她的电影何尝不也是这样？
“哦，我这一辈子都没机会拍《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大片。”彼时84岁的瓦尔达说这话是开个善意的玩笑，这个风趣的老太太不像她的老朋友戈达尔或里维特那么刻薄。她说，好莱坞也可以是很好很好的，只是偏偏她不喜欢：“《教父》是科波拉拍很用心完成的作品，但我不明白，让一群人杀来杀去，你背叛我，我报复你，有什么意思呢？”
听上去仍然是一句发牢骚的玩笑话，可她脸上换了较真的表情，这是她一辈子特立独行地拍电影坚持的信念了：自26岁拍《短岬村》，在近60年的时间里，她拍电影是为了生命中的爱与善，光与暖。
那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她，是个散发着暖洋洋温度的老祖母，本已满头白发的她，把蘑菇头的下半部分染成巧克力色，远看就像香草酱浇在巧克力冰淇淋上。“小孙子说我是朋克奶奶，我很欢喜，我可不想做一个满头白发的严肃奶奶。”她长得矮小，因为年纪大了发福得厉害，喜欢穿颜色明丽的裙装，挎着从跳蚤市场淘来的五颜六色的手工小背包，看着格外喜气，“因为我又矮又胖，有人叫我‘土豆女士’，那也挺好，我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小丑的样子，不介意被笑话，我希望自己是个欢乐的人，也能给人们带来些欢乐。”
欢乐是为了抵御存在本身的荒诞炎凉。“我居住在电影里，拍电影，我拥有整个世界。”她并不是一个逃避主义者，只是她坚持，电影能重塑现实，电影是抵抗生活的堤坝。克莱奥（《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在和恐惧的对峙中，拒绝做被凝视的样板，从他人要求她扮演的角色里出走。保琳和苏珊（《一个唱，一个不唱》）各自经历出走和放逐，身体和自我相继苏醒，用各自的人生验证着波伏娃说过的“女人不是生来是女人，而是被社会塑造成女人。”即便是在路上迷失以后死去的蒙娜（《流浪女》），仍然会有两个孤独灵魂偶然的靠近与温暖，纵然结局悲凉，瓦尔达说，这个“无因反叛”的姑娘不是受害者，因为自由与尘土同在。
她是那么关心身体和尘土，迷恋米勒画笔下的拾穗者——那些卑微而有尊严地活着的人们，感恩于土地的每一分馈赠。在世纪交迭的美丽新世界里，她拍这个时代的《拾穗者》，拍摄她所见到的那些用他人丢弃的东西生存的拾荒群体，同情升华成哀切的沉思：在发达资本的环境里，人们过度消费，过度丢弃，我们还可以珍惜什么？
大多数时候她是个措辞温和的女人，唯独会严厉地谴责资本扩张和消费泛滥：“我恨名牌，全球化让这些品牌像传染病似的传到全世界，它们把每个城市都变成一个模样！看到大都会里千篇一律的LV和Gucci，我会很困惑，我到底是在哪儿呢？”
1957年，她作为法国访华代表团的摄影师来到中国，“那年我29岁，独自背着大包在中国走了两个月，从北方干燥的平原到南方潮湿的稻田，从重庆沿江一路向东来到上海，我看到自己和身边的中国人一样，负重走在这片土地上，就觉得很踏实很亲切。”
55年前她离开时，海运了几大箱子的纪念品回法国，有皮影，京剧脸谱，《西游记》小人书，布鞋，还有给女儿的虎头帽。她如此迷恋日常的物品：“生活里微不足道的细节给了我无限灵感。”她在田垄里捡起一只长得不规则而被丢弃的土豆，它长成爱心的形状，“看着它，我心里涌起强烈的暖意，天地间万物都有灵气，连土豆都能长成爱的模样。”她关心土豆这种平民的食物，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切，土豆干枯发蔫以后又发出嫩芽，成为清晰的隐喻，生命轮回不息，死亡的意象最终指向新生。
她把自己定位成物质泛滥的消费社会中的“拾荒者”，把目光对准被抛弃被遗忘的人与事物，在拾荒中透析生命的乐趣。她曾在街头捡回一只没有指针的时钟，把它和她喜欢的猫咪玩偶一起放在朝阳的窗台上，这成了《拾穗者》里最动人的一幕：打捞记忆的残片，打捞生命中的片羽，是为了对抗永恒流逝的时间。在《阿涅斯的海滩》里，她好几次提起puzzle这个词，在法语里，这是“拼图”的意思，她做摄影师，她拍电影，她年过古稀后涉足装置艺术，她的人生和创作成了一幅巨大的拼贴画——有关收集与保存爱。电影《南特的雅戈》放映结束后，这个一直乐呵的老太太在众人面前落了泪，《南特的雅戈》是试图保存爱而拍摄的电影：保存南特的男孩雅克·德米对电影的热爱，保存阿涅斯·瓦尔达对雅克·德米的爱，“爱电影就是爱雅克，爱绘画，爱收集，爱拼图，最后，还是爱雅克。”
《拾穗者》的最后，她去造访一座偏远小城的博物馆，因为那里藏着一幅她喜爱的《暴风雨中的拾穗者》，那个画面，是她人生的信念。
阿涅斯·瓦尔达主要作品
《阿涅斯的海滩》2008
“我的人生是一片海滩。”《阿涅斯的海滩》是瓦尔达的自传体纪录片，她在即将迈入八十岁时，制作了这部电影，以此追忆曾经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人们，以及深刻影响过她的艺术作品，她说：“是与我相遇、与我发生交集的人们造就了我，是一切让我刻骨铭心的作品造就了我，《海滩》是关于他们的。”
《拾穗者》2000
《拾穗者》完成于千禧年来临之际，是瓦尔达对这个过度消费的时代的反思，当整个社会忙于丢弃时，她以理解的深情站在拾荒者的一边：“他们不是受害者，能够利用剩余的东西生存，这是以一种聪明的方式谈论社会。”
《南特的雅戈》1991
雅克·德米在病床上写下回忆童年的文字，那时他已无力执导一部电影，所以瓦尔达接过了这部作品。《南特的雅戈》是关于一个女人对相伴她32年的男人的爱，也是关于一个孩子对电影的爱，它讲述德米的童年，讲述对电影的热爱与渴望。
《流浪女》1985
女主角蒙娜对一切说“不”，她拒绝了整个社会，沦陷于孤独，最终因为无法对话而死去。尽管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瓦尔达很清醒地明白，一个持续说“不”的人，他们选择的路的尽头只有虚无和毁灭。而《流浪女》中她更流露了悲悯：我们能否帮助那些对我们说“不”的人？（本片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一个唱，一个不唱》1977
描述两个性格迥异的女子15年的友谊和她们各自的经历，两条交错的女性成长道路，验证着西蒙娜·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她们是后天被塑造成女人。”
《幸福》1965
瓦尔达极为大胆地用色彩表情达意，以克制的口吻呈现一部情感的悲剧，讲述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导演对人性和爱情做了深沉的探测。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1962
1960年代的巴黎，瓦尔达观察当时巴黎的集体心境，是恐惧。她把戏剧时间浓缩到一个半小时，用镜头追踪一个女人对癌症的恐惧：克莱奥在等待检查报告的一个半小时。真实的时间，真实的地理空间，一个女人和她的恐惧，构成了这部新浪潮的女性主义代表作。
编辑制作：王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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