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凶？为什么鸦片战争会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的钱庄与票号没能发展成世界金融帝国？为什么只有中国盛产洋买办？

西方列强仅凭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国的经济潜力。英国金融资本的突击力量远比船坚炮利的帝国海军更具威力，他们首先打垮中国的银本位，抢占中央银行这一控制清帝国银根的战略制高点，渗透和蚕食中国的金融网络，掌握中国的资本与信用流动的渠道，完成对中国金融高边疆的全面控制。

在丧失金融高边疆控制权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定价权、工业自主发展的定位权、政府的财政税收权、军事与国防的开支权将逐步沦丧。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待宰羔羊。导致清帝国衰落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金融资本势力首先攻破了中国的金融高边疆。清帝国的败亡，金融先于军事。

胡雪岩：抢夺生丝定价权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经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金融帝国即将土崩瓦解。这是一个用2000万两银子打造出的超级神话，如果以粮食的购买力估算，1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金融帝国大致拥有着40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可是，此时的胡雪岩却面临着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

11月初，他有一笔50万两的汇丰银行债务必须偿还，这笔债务让他倍感焦虑。在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规模，决不至于被区区50万两银子难倒。不幸的是，他的对手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此时的胡雪岩已难逃被围猎的命运。他隐隐有一种不祥之感：“市面太坏，洋人太厉害，我不晓得怎么才能脱身？”

胡雪岩的正面敌人就是英国的怡和洋行，此时双方正在围绕生丝生意的霸主地位展开着激烈的较量。

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丝出口的定价权，在洋行的压迫下，生丝价格每况愈下，10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带的丝农们苦不堪言，当地的丝商们惨淡经营，高额利润尽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开始介入生丝生意后，对洋行的高压有了切肤之痛。他开始仔细寻找洋行价格控制体系的破绽。洋行控制了生丝贸易融资、国际汇兑、外销渠道和航运保险，又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做后盾，似乎不可战胜。然而胡雪岩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难以控制生丝的生产源头。

胡雪岩决心占据生丝源头这一战略制高点，一举击破洋行对生丝的定价霸权。

机会终于在1882年到来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丝产地进行仔细调查，发现当年的生丝将出现严重的供货不足。他立刻抓住这一难得的时机，开始悄悄行动，在江浙育蚕村镇四处采购，广发定金，控制货源。

果然，市场上5月份生丝收成估计可达8万包，然而在8月份，逐渐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万包。

早已完成生丝货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总攻。他动员起自己庞大的金融帝国中的每一个铜板，将上千万两白银全部投入这场中国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决战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积了近2万包生丝，占全部货源的1/3。为彻底控制价格，他力邀丝业同行组成生丝价格同盟，坚持高价出售，试图一举拿下生丝的定价权。

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们突然发现不出更高的价钱就难以买到生丝，他们试图各个击破，但胡雪岩篱笆扎得很紧，稍微有些规模的丝商都被知会要遵守大家约定好的报价。“上等生丝在伦敦每包售价仅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丝价，由于胡雪岩的收购和操纵，折合英镑竟达17先令4便士。”洋行的逻辑是，自己对生丝价格有组织的打压不算操纵，而中国有组织的反抗却算操纵。这样的逻辑，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国狂印美元不算操纵汇率，而中国的反制应对却被判定是操纵汇率。

怡和洋行无奈之下，只能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斡旋。对，就是英国人当着中国海关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为了吸引外国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国人打败清政府后，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为确保中国准时付钱，直接任命了英国人看管着中国海关，所有海关关税收入都直接被英国人拿走冲抵赔款。

赫德以邀请胡雪岩合伙办丝厂为诱饵，以“市价以外，另送佣金”为条件，企图说动胡雪岩做出价格让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门求购，开出的价格是，按照当时的市价，再加800万两白银，经谈判后，同意加到1000万两白银。只要胡雪岩点头，相当于今天20亿元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然而胡雪岩拒绝了。

就在这时，欧洲的蚕丝却见丰收，伦敦和欧洲大陆市场能够不顾中国的歉收。洋行转而寻求收购欧洲本土生丝。到1883年年关时，丝价大跌，一半丝商推迟结算，几家大的丝行破产。胡雪岩试图邀集丝商将来年的新丝再次收尽，以迫使洋行屈服，结果无人响应。

上海市场生丝成交清淡，买卖双方僵持了整整3个月。此时，双方较量的就是资金的实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后台大老板乃是17大国际银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势力最大的英国巴林银行。在19世纪，巴林家族号称是“欧洲第六大强权”，其发迹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早，在国际金融领域曾是无可争议的老大。有此强援，怡和洋行在与胡雪岩的对峙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而胡雪岩的处境却开始不妙了。要知道，维持价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对加盟丝商的利益补偿、高价收购生丝、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货栈费用、巨大的融资成本，还有运输、保险、人工全都要钱。惊人的资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现金流处于日益脆弱的危险之中。

盛宣怀：政治倾轧密谋出手

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北洋派干将盛宣怀开始行动了。他正在密谋“废掉”胡雪岩。

胡雪岩与盛宣怀并无太深的个人恩怨，只是各为其主罢了。胡雪岩的后台是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胡雪岩作为其总后勤，运用自己阜康钱庄的信用和金融网络，于1867年首创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洋行和外资银行举债，14年中，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融资1600万两白银，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殊勋立下了汗马功劳。1883年让他陷入绝境的50万两汇丰银行债务，正是他以自身信用为收复新疆的战争债务所做的担保，如果政府的钱不能准时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钱垫付给汇丰银行。

盛宣怀的后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西北塞防形势危如累卵；同时，在中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湾地区的严重事端，中日之间战事一触即发。“太平天国”14年战争之后，清朝府库一贫如洗，国家财政已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可是，李鸿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张强化海军为优先要务，为此不惜放弃新疆；而左宗棠坚持“塞防”绝不可废，应该毫不犹豫地对新疆叛乱进行武力征伐。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筹饷”问题，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尖锐较量。

最终，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全境，其声望与地位一时压倒了李鸿章。此时，中法战争又阴云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战，李鸿章再度主和。李鸿章生怕大笔资金再度流入主战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经费来源不足，因此决定发动“倒左”攻势。打仗打的是钱粮，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废掉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盛宣怀要彻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的能量也仅限于截断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应付给胡雪岩的50万两协饷，这笔钱正是朝廷偿还汇丰银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钱庄的信用为朝廷向汇丰借款，如果朝廷迟付，他就必须垫支。不过胡雪岩毕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无论是向汇丰银行提出贷款展期，还是向其他外国银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钱庄票号同业拆借，亦或将价值近千万的生丝进行抵押贷款，更何况，他还有上万亩的土地、庄园等不动产，以及20多家典当铺、连锁票号和胡庆余堂药店等庞大经营性资产，筹措50万两银子并不是件太难的事。

因此，盛宣怀不仅需要掐断胡雪岩的官府资金来源，更需要斩断胡雪岩在资本市场上的一切融资通道，而这绝不是盛宣怀能搞定的。他必须联合上海金融市场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后捅上这致命的一刀。

席正甫：帮洋人绞杀抄底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上海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交商圈的朋友，谁能够左右所有外国银行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上海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国际银行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入中国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业环境和政府关系两眼一抹黑，欲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独立商人的身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高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交官府掌握政府资源，也需要广交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中国的经济血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中国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中国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中国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中国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中国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领导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银行的洋买办，交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刚到汇丰，就搞定了清政府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大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贷款，从中获取了高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银行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政府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席家为汇丰以白条占有中国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国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政府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安全保险”。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上海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上海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贷款模式，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根就宽裕，反之，银根就趋紧。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强了它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根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入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上海乃至全国银根的操纵。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中国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根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银行。维持上海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根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足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贱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抄底，获取暴利！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上海的银根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

到11月9日，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阜康钱庄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白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阜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上海、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时倒闭。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洋行胜利的秘诀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压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白，在丧失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高下是徒劳的，一旦银根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入崩溃边缘。胡雪岩领导的这场中国本土金融力量对国际银行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入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内金融买办势力的内外夹击。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谁能控制银根，谁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中央银行的巨大威力。当汇丰银行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国际银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独立，则经济不能独立；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清政府金融高边疆的沦丧，是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开端！

国际银行家要征服中国，必须首先征服中国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白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没有发生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中国爆发的真正原因！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中国的本位货币：白银！

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国家的血液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内容摘自《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

作者：宋鸿兵

编辑制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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