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卓琳和他们的孩子

【导读】从云南宣化的富商之家走出，卓琳毅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与邓小平结成伴侣后，共同经历了战火硝烟的考验，艰难岁月的磨砺，以及大起大落的境遇浮沉。她始终以女性的温情、善良和坚忍，与丈夫相依相伴，不断给予丈夫力量和扶持。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身后有卓琳这样一位伟大女性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卓琳和邓小平生活了几十年的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而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它们恰似卓琳与邓小平相濡以沫一起走过58个春秋的生动写照……

生于富商之家

卓琳的革命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

1916年4月，一个小女孩儿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一个工商业家庭，她是家中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她的名字叫作浦琼英。她的爸爸，是云南著名的“火腿大王”浦在廷，她是最小的女儿，自然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浦家是一个大家庭，到了浦琼英这一辈，光是叔伯姐妹，女孩子就有十三个，浦琼英排行十三。在她的上面，有数不清的姑姑婶婶姨姨姐姐。这些浦家的妇女，生活在更为封闭的封建囚笼之中，生活不能自立，婚姻不能自主，就是终日享受荣华富贵，也不过是父亲、丈夫、儿子的依附品，她们中间不乏受到虐待，遭受欺凌，最后吞金自杀者……

浦琼英和她的两个姐姐，从小目睹周围这些事情的发生，为这人世间身为女性的不平等遭遇而愤愤不平，小小的心灵中，常常萌发出反抗的意识，但是，究竟怎样反抗，她们却并不知道。

只有时代的浪潮，才能涤荡社会的沉闷之气。浦家小姐妹的哥哥，从日本归国，带回了许多革命书籍和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从此，她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迪。

到昆明上中学以后，她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学校里有一名音乐女教员，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有一天，这名女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她戴着手铐脚镣，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大义凛然英勇赴义的场面，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从此，共产党人的形象，便深深铭刻在浦家三姐妹的心底。

1931年，在北平要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代表选手参加。浦琼英被选为少年组六十米短跑的代表，参加了云南省代表队。但当他们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折返。

这时的浦琼英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了，已经很有主意。她下定决心，不回云南。她写信给哥哥，要求去北平读书，终于得到了家里的同意。

投身学生运动

在北平，浦琼英先是投靠一个表姐，不久，便搬到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宿舍去住。1932年，她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这是北平的著名女校，校风淳正，学生思想活跃，浦琼英在这个新环境中，很快就适应了。她生来聪颖灵慧，活泼开朗，学习起来轻松有余，又结交了一些同乡好友，比如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陈云的夫人于若木，胡乔木的夫人谷雨等。她还和张瑞芳在学校同台演过戏，张瑞芳演丫头，浦琼英演小姐。

对于浦琼英来说，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在北平高高兴兴地上学，生活应该是愉快的。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感冲击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浦琼英也不例外。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喊“不当亡国奴”的口号。19岁的浦琼英和她的同学们，也一起加入了抗议的洪流，她们高举抗日的标语，高喊爱国的口号，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卖国行径。

北平当局调集军警赶来镇压，学生队伍被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冲散了，三十多人被逮捕，数百人被打伤，但他们的抗议斗争，却唤起了举国上下更加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浪潮。

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使浦琼英的思想上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她那颗纯洁的心，从单纯追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上升到更开阔的政治和思想的领域，为她在不久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36年，浦琼英中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为什么要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这是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思潮、新文化的活跃之地，也是各种著名学者和新人物风云际会之地。而学习理工科，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仍是进步青年的理想之所在。

浦琼英聪明好学，又刻苦用功，她是全云南省第一个能够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人。当浦琼英进入北大学习时，她发现，这里又是一种新的更为吸引人的生活空间。在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叫作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浦琼英参加了民先的外围活动。但她当时的想法，还是要好好读书，准备将来学成之后以兴科技和办实业的方式来报效国家。

这一年，浦琼英的两个姐姐，浦代英和浦石英终于争得家庭的同意，也到北平来读书。三姐妹又欢聚一堂，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但是，时局的急转直下，打破了她们乃至所有人的美好愿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长驱直入地踏进了古城北平。

从“浦琼英”到“卓琳”

三姐妹中的大姐浦代英，从小就意志坚决，勇于反抗，她坚定地选择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奔赴当时中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浦石英和浦琼英，在一个同乡的帮助下，化装成普通的老百姓的模样，逃出了北平。

路不通了，她们只好从北平先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好不容易在逃难的混乱人流中买到了火车票，最后到达西安，找到了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考试，姐妹俩考上了在延安开办的陕北公学。她们兴奋极了，与一队青年学生一起，步行去延安。

经过七天七夜的跋涉，1937年11月，她们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浦家两姐妹耳目一新，精神振作。更令她们高兴万分的是，她们的姐姐浦代英也在这里，她已经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结了婚。她的丈夫，就是中国著名的工人运动家、老红军战士乐少华。

三姐妹见面，真是高兴极了，面对即将开始的一种全新的生活，她们真是有一肚子的话，说也说不完!

浦石英和浦琼英双双进入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是为了培养干部在延安建立的一所学校，1937年9月刚刚成立，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学员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的教育。妇女运动这门课，是由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讲授的。三四个月后，浦家姐妹毕业了。浦琼英被分配在陕北公学的图书馆工作。浦石英因身体不好，暂时分在小卖部工作。

1938年初，浦家姐妹双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浦琼英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之后，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

大概是因为浦琼英天性活泼，聪明好学，所以，上级领导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长处，因此把她调到特训班加以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也就是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

这时，因工作需要，浦琼英改名为卓琳。两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原来的浦琼英，已从一个活泼乐天，不知愁苦的青年大学生，转变为一个决心把自己的终生奉献给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

延安窑洞前的婚礼

卓琳与邓小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夏末经人介绍两人认识的。当时卓琳年轻不谙世故，她只知道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是一位前线的抗日将领，但是，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到底他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她却一点儿也没有搞清楚。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

后来卓琳回忆说：“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当时她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缺乏了解，担心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

但是，邓小平并不灰心。他对卓琳的女朋友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以不可以？女朋友说，可以。于是，他就找卓琳谈了两次话：第一次谈谈他自己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听，觉得这个人是有知识的人。那时候卓琳已经23岁了，当时，这个年龄结婚已经不算早了，于是她接受了邓小平的求婚。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在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聚餐。当时在延安的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等，都来了。

这晚，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孔原是1924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时任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副主任。他的新婚妻子许明，是一位有才华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秘书长。这两个人，性格人缘都很好，都是延安的活跃分子。

在这个延安特有的婚宴上，吃的是延安特有的金黄色的小米饭。两对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张相，由于照相技术不高，相片有点模糊。在相片上，他们四个人并肩而站，没有婚纱，没有礼服。一件土布的八路军军服，衬托出简朴的情操；明朗的笑容，表现出了革命者幸福的心境。

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一起离开延安奔赴前方，奔向太行。此时，邓小平三十五岁，卓琳二十三岁。

到了前方，邓小平在师部，卓琳在后方总司令部。他来开会，两人就见个面，不开会，就见不着面。渐渐地，卓琳适应了丈夫的性格，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在家里，妈妈是‘中心’”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份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女儿邓榕回忆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结果三个子女也都相继考上了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晚年卓琳和邓小平享受含贻弄孙的快乐

一大家十几口人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她点”而“处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由她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这里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

艰难岁月中相濡以沫

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应对着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72年，卓琳和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望城岗下放劳动时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抽“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为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江西的日子让卓琳终生难忘。他们苦中作乐，在那里开垦出一块地,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互相帮扶,互相体贴，干得很愉快。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夫妇俩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坦然面对生死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

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卓琳恪守着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58载的那个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了，内心的悲痛无以言表。然而，当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却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每逢祭日,卓琳都会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她说:“他去世了,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时一样,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两个未了的遗愿。1997年6月30日，卓琳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代表邓小平兑现了他生前期待已久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晚年的卓琳，生活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有关部门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的“希望工程”捐款,并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家人已连续两天匿名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后，卓琳再次与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又拿出自己多年的工资积蓄，向灾区人民捐款10万元人民币。

内容来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史精华》等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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