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常州到上海，地理距离不过200公里，晚清重臣盛宣怀纵横长江流域的官商生涯，落幕于他以轮船招商局而始发迹的长江入海口城市。盛宣怀的身后留存，当然不仅是令人瞠目的宅基物业，更有其身体力行在华洋杂处中传播的现代文明、商业精神与开放眼光。

2010年，上海代表中国第一次举办世博会，而盛宣怀在1904年促成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相隔百年，世界格局已不同，打开“盛档”，回望盛宣怀，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艰难探索与尝试，应可得到告慰。

巨冰塞川

江浙巨贾富绅何其多，但盛宣怀只有一个。在那几天，沪宁、沪杭铁路的客车生意出奇地兴隆，车票出售一空，车厢拥挤不堪，挤满了特地赶到上海来观看大出殡的江浙游客。

1917年（民国6年）1月，上海天气奇寒，苏州河结冰，厚尺许。据上海气候志记载，当时黄浦江上出现了一块巨冰，导致水上交通受阻。这一时期，不仅万国商埠云集的外滩码头陷入沉寂，而且粮食蔬菜不能运输入沪，全城物价上涨。

12岁的少女盛佩玉住在“静安寺路111号”的盛公馆内，对花园以外的物价上涨当然全无概念。但是这一天，戴着孝的她，辫子上扎着黄头绳，穿着一件她很喜欢的蓝白花的衣裳，站在天井里时，忽然天下起冰雹来，大如鹅蛋，小如石子，一阵猛砸过去，将窗上的玻璃打碎不知多少。盛佩玉还不懂得人们背后对于天象的猜测和议论，她只记住了一句话：这场百年罕见的冰雹，将祖父楼上那间玻璃房打碎了好多。

人去楼空。这个继室所出、有些早慧的小丫头感到难过：故人已逝，窗碎魂飞……冲喜有什么用，转寿又有什么用！祖父盛宣怀再也回转不来了。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上海，盛氏家族的产业与影响早已回转不来了。川流熙攘的吴江路美食街，车水马龙的成都路高架桥，长征医院，交通大学，玉佛寺，百乐门，屹立江头的外滩6号、7号和9号，以及已成旧忆的十六铺码头……都与盛宣怀有着千丝万缕、千般百种的联系，如今皆只留雪泥鸿爪，续断飘零，惟史家持以档案，状其形迹。人们对盛氏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其说是因为岁月变迁更迭了他物业遗产的归属，不如说是相隔的时间还不够长久，以致这位“官僚资本第一人”的一生功过与精神遗产还无法获得定论。

当年以奢华流传的是盛宣怀“大出殡”。老人于1916年4月27日溘然长逝后，盛氏后人就按最大的排场和规矩，将尸体停棺在家，到次年11月18日，方才吹吹打打，抬棺出沪，舟行到姑苏，停于“厝”中两年，最后落葬在江阴的祖地。其排场之大，费用之巨，轰动上海、苏州。

一九一三年一月孙中山因当时国民党财政困难，致函盛宣怀借款。盛宣怀复函，以“债台高筑，有欠无存”婉拒

江浙巨贾富绅何其多，但盛宣怀只有一个。在那几天，沪宁、沪杭铁路的客车生意出奇地兴隆，车票出售一空，车厢拥挤不堪，挤满了特地赶到上海来观看大出殡的江浙游客。

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张汉冶萍公司仪仗队列清单。1898年，盛氏开办萍乡煤矿，并在1908年将它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成立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从清单上看，盛宣怀出殡，光是汉冶萍公司就合计派人444名，调度、鼓乐、花圈、担抬，各司其职，整个队列首尾相接长达3华里。据当时《申报》、《大公报》上的新闻消息，灵柩定于1917年11月18日10时从静安寺路的盛公馆发引，送葬队伍途经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用船运往苏州。由于排场盛大，队伍杂长，上海总商会的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特地给上海工部局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工部局采取一些措施，保证盛宣怀出殡的正常进行。工部局决定用巡捕为出殡队伍开道，并维持沿途的安全，电车公司暂停沿途电车行驶半天，以免路途堵塞，引起混乱。

死前遗命“僧衣薄殓”的盛宣怀，死后一场风光，耗费30万两白银，这笔花费哪怕是对于有2000万白银身家的盛氏家族来说也不可谓不巨；盛氏未出殡以前，各类纸马、花圈、万年伞等吊物充斥大门内外，连国人都引为奇观，更不用说常有外国人前往猎奇。

无论是否合乎他的意志，一生钻营“洋务”的盛宣怀就这样以最东方的方式在人们的议论中落幕。

细看“第一”

盛宣怀的发迹，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中国式奇迹。也只有在那个在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发端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四次科举不中的年轻人竟能由幕僚文书而始，青云直上，权倾朝野，富可敌国。他的名字，也因此与中国近现代许多个“第一”联系在了一起。

王元化生前曾说：盛宣怀所处的年代，是一个“转换”的年代，他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发生着变化的典型缩影。他曾为“盛档”研究题词：“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

1872年，沿海和长江航运被英美两国航运公司垄断。为了争夺中国在航运领域的权益，才入李鸿章幕僚两年的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创办中国轮船招商局。获准后，他在起草《中国轮船招商章程》时，强调“商本商办”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开始就遭遇对立，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张官办，盛宣怀主张集商资。半年后，官司办轮船公局亏损严重，从盛意，改为轮船招商总局。从此以后，洋务派从以办军事工业为主转为举办民用工业企业为主。盛宣怀是主要经营者。1885年，盛宣怀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第一任督办。

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开始营运，1876年，将竞争对手、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旗昌公司的内河航运业务收购。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案例。但旗昌被并购后，并未出现招商局在内河航运独大的局面，“洋商争衡”的局面反而加剧，招商局一面要偿还旗昌公司122万两欠款，又要与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轮船公司进行降低水脚钱的恶性竞争，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堪其累，再也没有增加船只。盛宣怀本人则因这场并购案的利弊两方面的纷论不休，遭到弹劾，暂时离开招商局。

1875年，盛宣怀向李鸿章提议，由政府投资，设立机构，在湖北广济开采煤矿、铁矿。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主持一系列开采业务。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荆门矿务总局、辽宁金州铁矿、山东登州铅矿、徐州利国煤矿、吉林三姓金矿、安徽宣城煤矿、陕西延长石油等等，成为我国近代机器采矿业的创始人。

然而，盛宣怀早期创办的矿业，由煤而铁而铜铅等的开采，成功率很低。例如，由于勘探与冶炼技术俱差，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于1879年6月即告结束；而荆门矿务局又由于连续三年无起色，于1881年宣告停办，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盛宣怀赔垫1.6万余串钱。1883年，金州铁矿尚未获利之际，马不停蹄的盛宣怀正加紧办闽浙电线，竟擅移金州矿股十几万两于电线事业。事发之后，盛宣怀又遭到弹劾，受降级调用处分。

1890年，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汉阳铁厂亏损累累，准备卖给洋商经营。盛宣怀闻讯后，提出铁矿关系国家经济命脉，万万不可让洋人来经营，否则后患无穷。这样，盛宣怀接下汉阳铁厂。为解决铁厂的用煤问题，他就近创办了萍乡煤矿。1908年，他将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合并，成立了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然而，从这时起，通过巨额贷款的杠杆，日本侵略势力逐步获取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将一心欲以官权维护实业的盛宣怀拖入了妥协的泥淖，产生了其后一系列弊端。

1880年，盛宣怀在任天津河间备道时，向李鸿章建议，国家自强大计，一是铁路，二是电报，当前电报最为重要，可在天津试办电报局。盛宣怀拟写了一份《电报局招股章程》，提出了“通军报为第一，便商民为其次”的观点。这年，“中国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由盛宣怀全权负责。为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盛宣怀在天津办起了电报学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电报总局完成了津沪电报线路的架设。这是中国民用电信事业的开端。随后，他又主持了南至海南，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等地的几十条电报线路的建设。

1895年10月2日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天津头等学堂创立。此为盛宣怀亲笔草拟的学堂章程

一如既往，盛宣怀又遍受弹劾，“招权纳贿，任意妄为”，“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等，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电线设立情形》中带有些自我辩护意味地回忆道，电报的股票到第13年时才每股盈利一分，而各个局最大的开销都用于每年维护线路，实在没有别人想象的那样有钱。

1897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海成立。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力荐下，盛宣怀担起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北京至武汉的重任。1908年，京汉铁路竣工。随后，盛宣怀又主持修建了粤汉铁路、宁沪铁路。但尽管盛宣怀从一开始就警惕洋人涉入中国路权，防止铁路成为列帝吸取华民膏血的“吸血管”，但遇到成本问题，仍然堕入了两难。最后只能采取“干路借款自造，支路尽可能华商接造”的基本原则，而实际上，英国到1903年已承接津镇、沪宁、苏杭甬、广九、浦信、泽道等路，埋下了不安分的种子。

曾有人说，盛宣怀“手握十六颗夜明珠”，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葡萄酒厂、中国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中国第一个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堂等等，都是盛宣怀创办的。他还是中国第一任红十字会会长，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著名的慈善机构广仁堂的创办人。

实业之外，盛宣怀还做了一件“第一”事。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在京师的势力进入了皇宫，清廷则欲借“拳势”驱除入侵的帝国主义。面对这一决定，盛宣怀为保住他在长江流域苦心经营的轮船、电报等经济设施，联合各省行督，公然抗旨，议定“东南互保”协定，严拿义和团“匪徒”，与帝国主义列强议和。学者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中写道：这种要把皇帝的“依拳御敌”变为“剿拳抚敌”，使皇上服从臣下的安排，在清王朝二百几十年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最后的结果，却是“抗旨”无罪，反成头等功臣。从封建专制制度的常理看，这在盛宣怀生涯中可说是戏剧性的惊险一幕。

“公乎？私乎？”

盛宣怀以实业入仕，在官场驰骋多年，走的是一条别人很不愿意走、一般人也走不来的实干之路，不仅辛苦，而且危险，曾遭到多次弹劾。但对于盛宣怀来说，做实业，一则是谋利，二则是兴趣，三则是没有退路。

盛宣怀是被鲁迅先生点名批过的人物。鲁迅在《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中锋利地写道：“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在鲁迅眼里，盛宣怀和袁世凯一般无二，都是“卖国贼”。国人心目中的盛宣怀，虽不清楚是否有卖国实罪，但至少将其定位于“借官办实业而大发横财的腐败官僚”是大抵不错的。

盛宣怀死时留下的两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无疑坐实了这项骂名。倘不贪污不腐败不投机，哪来这么多钱？

上海科学院研究员徐元基曾专门从“盛档”中发掘企业资料，其中，华盛纺织总厂及其后身又新纺织公司的档案材料，引起他的注意。

“光绪二十六年（1900）末，盛宣怀决定结束华盛纺织总厂，自己设立公司接办。于是，他先设集成纺织厂产业公司，以规元210万两收购华盛全部产业，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1901年2月24）订立买卖合同。这笔巨款从何而来？这些都是他能掌握的机构单位和个人长期存款，还有一部分是他本人及其所属堂记的存款。”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高洪兴在整理“盛档”的过程中亦注意到华盛从官督商办到盛宣怀私有的过程。他认为，“集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头公司，购买华盛的钱款中，有一部分是盛宣怀以权挪用其它机构的存款。盛宣怀以经营亏损为理由，上请批准关闭华盛，并假意招商，实际上无商可招，还是被他吃下。此后，又新公司换了管理人员、更新机器，又能抓住时机，逐步壮大，盈利日增。这自然都落入了盛宣怀一人的腰包。

此类变通手法，不一而足。盛宣怀在经营上很会算账，也敢于冒险，似乎他在利益争夺中的灵敏与好运，超过他在官场中的表现。民间流传的故事，将代表李鸿章集团的盛宣怀与代表左宗棠集团的胡雪岩之间，以后者落败告终的案例，演绎为“盛宣怀气死胡雪岩”，生动地刻画出了盛宣怀作为商人的狠、准、稳。

话说回来，盛宣怀在利益的争抢与权势的争夺中很少落败，这固然与李鸿章的庇护有很大关系，最根本的还是盛宣怀本人绝非空谈之人、等闲之辈。他既能够做到在权势的交锋中落败几年后蓄势而发、卷土重来，又能够毫不含糊地在利益争夺中剪破隐患、挤走掣肘。

李、盛两家乃世交，盛宣怀入李幕，最初是曾任武昌盐法道的盛宣怀之父盛康的缘故，而后，在一系列涉及经济对外事务中，盛宣怀以其精明、果敢、识体的作风，在群僚中脱颖而出，引起李氏注意。在1877年，盛氏才30岁出头，李鸿章便对他下了“办大事”、“做高官”的考语，是出于深刻的观察与期许。李、盛配合多年，关系非同一般，盛宣怀不负培养，青出于蓝，但对于李鸿章的看法也开始起了变化。“盛档”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三，盛宣怀写给一个恽姓官员的信中道：“弟事合肥（指李鸿章，李是安徽合肥人）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无疑，盛氏感觉到李鸿章只指望用自己做事，甚至“抑之使不得进”。倘若李氏态度积极一点，盛宣怀的“进步”就更大了。

盛宣怀在以实业入仕，在官场驰骋多年，走的是一条别人很不愿意走、一般人也走不来的实干之路，不仅辛苦，而且危险，曾遭到多次弹劾。但对于盛宣怀来说，做实业，一则是谋利，二则是兴趣，三则是没有退路。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盛宣怀，召问奏对的内容涉及卢汉铁路、时局、练兵、筹饷、学堂、矿务、教案等问题，盛宣怀回到寓所马上将召对内容记录下来，归入档案。

从盛宣怀自记的一问一答来看，慈禧太后问盛宣怀，“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如何解决。盛起先模糊以对，说各大臣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识各有不同，尔后尖锐指出，群臣都有六个字毛病，即总是说“办不动来不及”。盛宣怀的直白，让慈禧也不敢小觑，盛氏更进一步表明心迹，说道：“臣想办不动亦要办，来不及亦只好赶紧办。”这是自勉，也有请谏的意思。

老年时的盛宣怀

盛宣怀在世时，曾任职北京、天津、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每次调任，盛宣怀总是将档案随带身边，小心保存。盛宣怀留下了17.8万件、1亿多字的档案，件件堪称史料，但他本人却隐于史中。哪怕从多涉臧否、多有议论的信件来住里，也难以全窥他的性格与性情。盛氏留档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在复杂莫测的官场中留“底”，这也可见他的谨慎。

哪怕是照片中也看不出盛宣怀的丝毫情感流露。1905年，盛宣怀已如愿在官、商两道上大发迹，达成“做高官、办大事”的愿望，时年已六十有二，奉谕着恩在紫禁城中骑马，留下一张翎帽官袍骑高头大马的照片，面容平平无喜。去世的前两年，即1914年，盛宣怀留下一张戴高帽、打领结、穿西装皮鞋的照片，姿态着装如同一名优雅的西洋绅士，目光因为太严肃而显得悲切。

偶尔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在信件中将关系密切、曾主掌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戏称为“三藏”；另一位曾主掌招商局的徐润，盛宣怀虽与他貌合神离，却也虚与委蛇，寻些开心，叫他“城北”：典出《孟子》“城北徐公”。但这种小幽默实在罕见，更不用说温情流露。目录学家缪荃孙与盛宣怀同年，又同是江苏老乡，曾来信向盛宣怀诉苦，叙议为藏书编目的辛苦，盛宣怀大笔一挥，赐了三个字：“工匠事”。从中不难感到盛氏的苛责严厉。

历数盛宣怀所经营之事，或许没有人比他更体会力不从心的艰难，他也发牢骚，写信对刘岘庄说：“中国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

盛宣怀颇为自负，也常以老资格自居，品评他人。其他人暂不论，小他22岁的孙中山是好友郑观应和胞弟盛宙怀双双举荐的人物，但盛宣怀在经过自己的观察之后，并不以为然，他在1913年一封写给孙宝琦的信中毫不留情地评价孙中山是“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孙中山对盛氏恩惠不少。两年前（1911年），盛宣怀主张将各省兴修的铁路收并国有，引发了“保路运动”，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导致清廷覆灭，他本人因此彻底丢官，逃亡日本。盛宣怀去信请求孙中山保护盛氏家产，孙中山尽己力量照办（此即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写到的“发还家产”一事）。有了这一出，盛宣怀才得以回沪颐养天年。但在选择生意伙伴上，盛氏一眼看得很深，已悄然与孙中山划清界限。

“盛档”中新近“出土”一封日期为1913年1月、落款为“孙文”的孙中山致盛宣怀信函，信中，孙中山称国民党遇到财政困难，希望盛宣怀设法借款渡难关。专家认为，这一信札对研究国民党早期历史有着重要文献价值，此时离中华民国成立才数月，但国民党却已经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看来，孙中山冒着舆论风险，保护盛氏财产，亦有深意存焉。不过，盛宣怀的复函倒是干脆，表示其本人也“债台高筑，有欠无存”，拒绝借款。

1910年，盛宣怀67岁，在给孙宝琦（时任津浦铁路大臣）的信中写道，他深知别人对他的指责：“……其所谓私者，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洋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

他尖锐地反问：“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

接着，盛宣怀发出了悲凉慷慨之词：“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西风穿堂过  佛祖心中留

档案的主人不信洋教，不用西医，不会讲洋文，如有外事活动，总要依靠翻译；虽然经营洋务、与洋商洋官打交道、学会吃洋餐，并不遗余力地将代表现代科技的铁路、矿务、电讯等“夷技”由上而下推及全国，但他本人并没有“现代”化。

江苏武进（常州）是盛宣怀的桑梓，他虽少小离家，随父宦游，但对于这个江南清丽之地始终系于心头。

在常州有一座起于唐朝的千年古刹天宁寺。光绪二十二年（1896），天宁寺大雄宝殿重建时，斗角飞檐，高度号称9丈9，竟超过了府、县孔庙一倍之多，常州一些文人绅士向府衙状告天宁寺方丈冶开禅师“大逆不道”。冶开与盛氏家族素来交好，便向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求助。其时，美商大来洋行恰巧想在上海经营洋松木材，申领执照等事宜跳不过盛氏之手。他即乘机托美商在国外代购。不久，就从南洋群岛运来了一批直径达80厘米，长10米多的12根铁梨木（一说是花旗松）。有了如此支撑，天宁寺的大雄宝殿的殿脊稍稍改低了2尺（0.7米）。

实际上，上海的玉佛寺原本也是盛氏家族的家庵。相传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普陀山的慧根法师在缅甸雇工雕成大、小玉佛像五尊，乘海轮运抵上海，其中三尊小玉佛运到普陀山供奉，两尊大佛暂置上海，供上海的信徒瞻仰礼拜。1900年，慧根法师得到当时在淞沪铁路局供职的庄篆帮助，在江湾铁路车站旁侧建造玉佛寺。辛亥革命期间寺庙被毁，其中玉佛由盛宣怀移去他的家庙清凉禅寺中供奉。盛宣怀去世后，其妻庄氏让出公共租界槟榔路（今安远路）土地十余亩重新建玉佛寺，自1918年起，历时十年方才竣工，最终雄踞于普陀区安远路近江宁路处。

昔日的盛宣怀府邸

这位大买办的精神世界，不仅未脱中国传统士人一面在官场积极谋进、一面寄托慰藉于佛道之中的道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虔信愈来愈体现鲜明。

“盛档”中，有两件盛宣怀病时的文书，一件是在他还动得了的时候，请了道士，向玉皇大帝等诸路神仙“求寿”的表书，一件是他已经病体不支时，他的夫人庄德华率子女、孙子向司命神祈祷、愿各减寿3年，“转寿”一纪（即24年）给盛宣怀的黄表。“盛档”记录显示，临终前，盛宣怀遗命家人，入葬时“僧衣薄殓”，即是要以一个和尚的装扮、一颗向佛的心灵，去往西天乐土。盛宣怀对自己最终的认同与期盼，在许多人意料之外，但却是他心路的必然。

这时的盛宣怀，经历了官督商办数件实业的演变流转，经历了政界的剧烈变动、清廷的覆灭和自己逃亡日本的数年，最终在上海租界的花园大宅中安顿下来，他的身份也繁华落尽，定格在上海招商局董事会副会长一职。

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年过七旬的盛宣怀留给人们的，是一张穿着布衣、胸前挂着佛珠的居士装束。他已老病有时，两腮凹瘪，发辫枯白，嘴唇闭得很紧，目光流露忧忡，难以让人联想起那个放言“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的东方冒险家。

学者王元化生前寄望：在挖掘、整理的盛宣怀档案里，能够发现西方的文化思潮对近代中国发生冲击的各类实证。然而，档案的主人却像他一生跟随的“李大人”李鸿章一样，虽然经营洋务、与洋商洋官打交道、学会吃洋餐，并不遗余力地将代表现代科技的铁路、矿务、电讯等“夷技”由上而下推及全国，但他本人并没有“现代”化。盛宣怀不信洋教，不用西医，不会讲洋文，如有外事活动，总要依靠翻译。

让盛宣怀放心不下的还有阎王判官手里的“功过格”。“盛档”中大约有两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慈善事业有关。根据高洪兴的研究，如果说盛宣怀在资本借转和产业经营中还做过一些利己肥私的手脚的话，那么在历次赈灾中，盛氏确实没动什么坏脑筋。高氏认为，只有用“因果报、功过抵”的角度来看待盛宣怀的“一边捞钱、一边赈灾”、“做官半生、赈灾半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市井传说，在阎王爷掌握的每个人的“功过格”里，做善事得分，做恶事减分，赈灾救人则是无量功德。盛宣怀不仅“赈灾半生”，且立遗嘱设立名为“至善堂”的家产董事会，管理占其总遗产一半数额的“愚斋义庄”。

在盛宣怀思想深处，清楚地给留给西方现代文明一条幽闭的过道。

作者：吴越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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